民国八年5月4日晚，正在上海与老友觥筹交错的胡适还不知道，在北京，他的学生们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五四运动突然爆发，给整个中国甚至全世界都带来了巨大轰动。但对于学生们参与政治事件，胡适的态度很明确：他是极不赞同的。

这一点，在他之后的演讲和文章里，被反复证实。

“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此刻，胡适最在意的事情还是教学与写作。相比于“五四运动”，“文学上的革命”或许会更能让他激动。

1、白话曙光初现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掀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章。而在同一时期的大洋彼岸，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主张也正潜滋暗长。

1910年—1915年，胡适在美国康内尔大学留学，他常常和同学讨论：中国人“说”的语言和“写”的语言，为什么不一样？

当时的中国讲究“言文分离”，而西方国家是“言文合一”，胡适开始留意这一点。

1916年夏，胡适回国。和朋友仁叔永摇船，仁叔永诗兴大发，即兴写了一首长诗《泛湖即事》，念给胡适听：

……

行行忘远，息楫崖根。

忽逢波怒，鼍制鲸奔。

岸逼流回，石斜浪翻。

翩翩一叶，冯夷所吞。

……

这首四言古体诗正是胡适眼中“有文而无质”的典型。

碍于情面，胡适先是夸赞了一番，接着委婉点评：“泛舟一段用词过激，易让读者将平湖误解为汪洋大海”。仁叔永接受了他的评价，寄来改好的诗文再次请胡适点评。

这一次，胡适没有隐藏自己的想法：

“‘猜谜赌胜，载笑载言’，上半句为二十世纪的活句，下半句的“载”与“言”却皆是三千年前的死字，不相称。”

仁叔永看了之后，准备再修改一版，但同行的梅觐庄却打抱不平，他给胡适回信：虽是三千年前的古句，但符合当下情景，所以可用。

事实上，两人之间类似这样的争论，持续已久。

2、对峙中的促进

梅觐庄与胡适相识多年，但对于中国文学的问题，两人始终看法不一。

胡适后来承认，如果没有梅觐庄温和而有力的反对，自己对文学革命的许多问题还无法厘清，也难下决心发起文学革命。

胡适坚持文言文已经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文才是适应时代的文体。

与此同时，《演义白话报》、《安徽俗话报》、《京华日报》等白话文报纸相继走进大众视野，满足了文化程度不高的百姓的阅读需要。

这些报纸的兴起，似乎印证了胡适的说法：白话文最终一定会被大家接受，并逐渐流行。

但事实上，在当时，白话文仍被多数人认为难登大雅之堂，文言文在诗词中的正统地位难以动摇。

胡适留意到了突破点：“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

对于胡适提出的，要用活的工具来表达这个时代的思想和感情，梅觐庄深表赞同，唯在作诗上与胡适提出相反意见：诗文截然不同，“非仅以俗语白话代之即可了事”。

在争论与交流中，胡适更加笃定：只有用改良后的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才能发展新文学，并真正让文学走入大众。

带着这样的思考与认知，应陈独秀之约，胡适于1917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提出关于发展新文学的八点主张。

3、萌芽始末

胡适对改良文言方式的思考，为他后期发展白话文助力良多。

“白话便是干干净净没有堆砌的话，也不妨加入几个明白易晓的文言字眼。”

在胡适看来，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不是将从古至今所有词语的用法废除，另行造词。而是在句式、措辞、表达上进行改善。

在以白话文创作的日记中，胡适也常采用类似文言文的写法：“1917年7月5日，从美国留学……与俞郭两君相见甚欢。”

如果完全摒弃文言文的写法，应该写为：

“我从美国留学回来，经过日本，和俞还有郭见面了，我们仨玩儿得特别开心。”

和同时代的文人相比，胡适使用白话写作，显得轻车熟路。

幼时，他曾熟读《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白话小说，虽因年岁尚小不通其义，但却因此铸就今后思想的根基。

1906年，胡适就读于上海的中国公学，创办《竞业旬刊》并担任主编。刊登的第一篇文章《地理学》就是采用地道的白话文。多年来，胡适写了不少白话散文，虽不见得为推动社会带来多大影响，对他自身来说却意义非凡。

胡适在《尝试集》中回忆：白话文从此形成了我的一个工具，七八年之后，这件工具使我能够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人。

4、胡适的突围

美国《展望》杂志介绍胡适时，说他为中国发明了一种新语言。

胡适却不以为然道：他只是白话文的推动者与改良者，前人早就已经把白话文学发展到了一个高峰。

胡适自小就接受传统文化，也习惯了中国诗歌的具体形式，但他察觉到，过于死板的格式会严重阻碍思想的表达。

想到梅觐庄“诗文截然不同”的见解，胡适决定亲自一试。

一天，胡适正在窗前用餐，忽然见到一对黄蝴蝶飞来又飞走。联想到自己在文学改良之路上的形单影只，胡适有感而发：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是胡适写白话诗最初的“试验品”，虽然在音节、押韵方面已经有所突破，但仍然是旧诗五言的格局，也因此被人诟病：内容粗糙，不伦不类。

胡适曾反思：“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

1918年，胡适翻译作品《关不住的人》，诗中不拘泥于形式、自然流露的性感表达让胡适受到启发，也让他后来创作出了真正意义上的白话诗：

“依旧是月圆时，

依旧是空山，静夜；

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

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

惊破了空山的寂静。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

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1920年，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开了中国新诗的先河，也影响了后来《天上的街市》《再别康桥》等白话诗。

5、未完的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之路”走得磕磕绊绊。

但作为那个时代的新青年，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

反对他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其中一位就是与胡适同在北大授课的同事，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黄侃——江湖人称“黄疯”。

因为对白话文的抵触，黄侃经常对胡适展开“攻击”。

他曾调侃胡适的名字：“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

“你若真心实意倡导白话文，就不应叫胡适，而应该名为‘到哪里去’。”

在文言文体中，胡字有“什么”的意思，适意为去，合起来的意思正是到哪里去。

五十分钟的课堂上，黄侃也时常用大半时间讥讽胡适，余下则赞美文言文：“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十一字，但若用文言文则只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

胡适表面不理睬他，却准备好随时“反击”。

行政院邀请胡适担任行政秘书，但他无意于此。于是就用这件事，要求学生们用文言文拟一篇电文，来比较白话文和文言文，哪种文体使用的字数更少。

字数最少的学生，写了十二个字：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

胡适一笑，“我用白话文，只有五个字：干不了，谢谢。”

简单的一句话，就充分说明了拒绝的理由，有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事实上，在这场白话文运动中，胡适并非孤军作战。除了批评，他也收获了众多支持。五四时期的自由的风气，青年们积极求变的态度，为白话文的盛行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直截了当地呼吁要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鲁迅转变文风，结合现实案例，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诞生，白话写作的潮流应运而生。

不久后，刘半农创作新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该诗出现了首创字“她”，在体例和内容上具有独创性，不仅为大众传唱，在文人间也流传不衰。在诗文领域，白话文都有了足以与旧文学对抗的文学作品。

作为先行者，胡适自然也不落后。他意识到中小学教育是中国未来的关键，于是联同一批学者上书北洋政府要求将其推广到中小学。1920年1月2日，北洋政府颁发法令，正式废除文言文。

持续几年的文白之争，以胡适和白话文的胜利告终。

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它建立在那一代“新青年”坚持不懈的态度之上。在众人皆醉，难能摆脱文言古体的桎梏时，这一批以胡适为首的年轻人始终保持清醒，以白话先锋的姿态身体力行，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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