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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曾是许多国际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但也是最频繁退出国际组织的国家。那么，美国民众是否关心本国从国际组织中退出？在具备何种条件时他们会支持本国退出国际组织、并投票给提出该建议的政治候选人？
论文基本信息
论文题目：公众对退出国际组织的支持：基于美国的实验证据
Public support for withdrawal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he US
论文来源：Inken von Borzyskowski, Felicity Vabulas. Public support for withdrawal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he US. Rev Int Organ (2024).
https://doi.org/10.1007/s11558-024-09539-2
作者简介：Inken von Borzyskowski，英国牛津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系教授；Felicity Vabulas，美国佩珀代因大学国际研究助理教授
编译：伍宸淼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校对：沈可嘉 澳门大学
论文摘要
美国曾是许多国际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然而，在过去六年中，美国陆续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多个国际组织。那么，美国民众是否关心本国从国际组织中退出？在具备何种条件时他们会支持本国退出国际组织、并投票给提出该建议的政治候选人？基于2016—2020年特朗普时期的四次美国调查实验数据，本文认为：首先，美国民众对于多边主义的态度偏好受政党分歧影响；其次，当退出国际组织被视作有利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时，民众会倾向于支持该行为。数据还显示，尽管国际组织不完善且具有挑战性，很大一部分美国公民仍重视本国留在国际组织内，以上结论对于理解国际合作的公共舆论、对国际组织的抵制、国际组织生命周期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论文概述
自二战后全球秩序建立以来，美国在国际组织的领导地位一直十分重要，但美国也是最频繁退出国际组织的国家。在此情况下，了解美国民众对于退出国际组织的偏好意义重大。然而，现有国际组织舆论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民众支持本国加入国际组织的原因分析，对其对于本国退出国际组织的偏好来源关注较少。事实上，支持退出国际组织的公共舆论不能简单被视作支持加入国际组织公共舆论的对立面，前者还会受到沉没成本谬论、现状偏见、厌恶损失等情况的复杂影响。由此，本文提出研究问题：哪些因素会影响一国退出国际组织的公共舆论？选民会选择惩罚还是支持退出国际组织的国家领导者？
核心研究假设
基于英国脱欧的因素探究、公众是否支持国际组织的民调数据等研究成果，本文研究的前提为：首先，“不支持”国际组织与“退出”国际组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意味着，尽管一国（包括政府及民众）可能不喜欢国际组织，但考虑到退出国际组织的额外成本（沉没成本谬误）、对制度的惯性依赖（现状偏见）以及对成员身份的忠诚（损失厌恶），他们仍愿意继续留在国际组织内；然而，退出国际组织却代表有更重要的因素压倒了以上考量，使国家决定不再留在国际组织内。其次，公众关心国际组织，其对于国际组织的态度是可塑的。例如，政治精英经常会向民众传达国际组织的优劣势，以帮助自身实现政治目的。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步骤提出文章研究假设。首先，本文认为美国民众对于退出国际组织的态度很大程度上由其对于多边主义的偏好所驱动。而1995年后的调查显示，这种多边主义的偏好存在政党分歧：考虑到保护国家、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的行动自由，共和党倾向于不支持多边主义；而民主党则认为美国需得到更多国家的支持，因而支持多边主义。由此，本文预计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于退出国际组织的偏好基线（Baseline Preferences）不同，假设为：
假设1：共和党人应该比民主党人更支持退出国际组织。
其次，本文认为，将退出国际组织视作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会提高民众对退出国际组织及提出该主张的领导者的支持。事实上，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推论在公众中广受欢迎。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其对于国家安全等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话题的支持度随时间推移而稳定。与此同时，过往美国政治、比较政治及国际关系研究曾论述“框架（frame）”如何塑造公众偏好。通过策略性地使用线索来激发个人记忆中的某些框架，政治精英能够改变信息过载或不足的状况，进而影响公众偏好。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的框架可能会引发一种危机感，从而形成“举旗效应”。这意味着当领导人将退出国际组织辩护为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会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此外，政治精英还可能在框架中强调退出国际组织如何有利于选民以争取更多的支持。
图1 1919—2022年美国撤退及威胁框架图
如图1所示，观察过去的一百年内美国决定撤退的理由：44%与国际合作的成本有关、41%与对国家安全或主权的担忧有关、12%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有关。可以认为，以上三个框架——降低多边主义的成本、增加国家安全、减少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均与美国国家利益有关。并且，由于本文希望证明是“美国国家利益”框架（而不是无框架或其它框架）对公众对退出国际组织态度的影响，因此，本文还设置了“安慰剂框架”，即其它可能影响公众对退出国际组织态度的框架，如官僚因素而非国家利益。进而形成假设：
假设2a：相比于没有框架，将退出国际组织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联的框架应该能获得更多公众对退出国际组织的支持，并提高其投票给提出该建议的候选人的可能性。
假设2b：相比于安慰剂框架，将退出国际组织与美国国家利益相关联的框架应该能获得更多公众对退出国际组织的支持，并提高其投票给提出该建议的候选人的可能性。
最后，本文还注意到无党派人士的特殊性。根据皮尤研究所的调查，相比于易受到各自政党信息影响的共和党或民主党人士，无党派人士对于国际事务的了解最少。由此，政治精英为退出国际组织提供正当理由的框架可能为无党派人士提供更多有关国际事务的信息，并影响其对于本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态度。由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a：退出国际组织政策对于独立人士的影响应强于共和党及民主党人士。
假设3b：相比于没有框架，与美国利益相关的框架对于独立人士的影响应强于共和党及民主党人士。
研究设计1:
退出国际组织的政策是否重要/如何重要？
为评估美国民众是否关心、有多关心总统候选人退出国际组织的政策主张，本文将研究区间集中在2016—2020年特朗普执政时期，并在2020年大选前夕在美国进行了两次联合实验。在使用根据年龄、性别、种族、27个地区、党派等划分配额的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基础上，本次实验还融合以往与美国舆论、候选人选择和外交政策相关的设计，使我们能够区分受访者是出于支持候选人退出国际组织的主张决定投票、还是根据候选人的国内政策（主要是经济和教育）及人口统计（如性别）等其他因素进行投票。
与此同时，我们还测量了受访者的人口统计数据与政治态度，受访者需要回答自身对国内经济与教育政策的态度、对政府角色的态度等。进而，受访者会被列举出具体的国际组织实例，包括一个安全实体、一个经济实体和一个基于标准的实体。在告知受访者国际组织作用的双面性后，我们会询问受访者“您倾向于以哪种方式对待此类国际组织”。结果显示，受访者的选择依次为：肯定退出(9%)，可能退出(26%)，可能留下(40%)，肯定留下(25%)。
本次联合实验的背景假设为2028年美国大选。为估计每一因素对受访者的影响权重，受访者将被提供四对人口统计数据及政策主张随机变化的候选人样本。具体而言，联合实验1中的候选人具备随机化的退出国际组织政策、国内经济和教育政策、性别、种族、从政年限、家乡地区；联合实验2则在联合实验1的基础上着重强调候选人政党的影响。进而，受访者需要对每一对候选人进行投票：如果受访者回答肯定或可能投票给候选人，则给每个候选人打100分；若回答肯定或可能不会投票给候选人，则给每个候选人打0分。最终，本文将使用线性回归中的平均边际分量效应(AMCEs)，以估计每个属性对受访者投票的影响。实验结果如图2、图3所示。
图2 联合实验1：
各因素影响受访者对候选人偏好的平均效应
图3 联合实验2：
政党差异影响受访者对候选人偏好的具体效应
具体来看，根据图2(a)与图2(b)显示，在各因素平均效应作用下，受访者对于退出国际组织的态度并无差异；然而，在政党差异的影响下，图3(a)与图3(b)显著呈现出受访者对于退出国际组织的态度差异：在其它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共和党人对主张退出国际组织的候选人的支持率（比对主张留在国际组织的候选人的支持率）高5%；独立人士对这类候选人的支持率低4-5%；民主党人对该类候选人的支持率低6-10%。实验结果有力地证实了假设1，即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支持退出国际组织。与此同时，实验结果同样证伪了假设3a，即相比于党派团体，独立人士并不更容易受到退出国际组织政策的影响。此外，结果同样揭示出候选人其它属性的重要性。例如，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比共和党候选人高出3%、主张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更大作用的候选人当选总统的可能性比对立面高出约8%等。
研究设计2:
退出国际组织的政策框架是否重要？
为测试美国国家利益框架对退出国际组织的政策影响，本文继续在美国进行了两次小插曲实验(Vignette Experiment)，即提出一种假设情况，通过研究参与者对情况的反应以揭示其对事件的看法、价值观等。在具体实验前，我们同样对受访者的政治态度、人口统计数据及注意力等进行了测量。总体而言，两次实验在实施时间、文本内容、侧重领域等方面存在差异。第一次小插曲实验于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后进行，主要关注最容易出现成员国退出的经济领域国际组织，插入文本采用“分析人士”为主语；第二次小插曲实验则于2020年美国大选前进行，同时纳入知名度不同的多领域国际组织，插入文本采用“政治候选人”为主语。
首先，在第一次小插曲实验中，本文对美国国家利益框架及其内部三大具体框架进行测量。受访者将看到以下文本：“当今世界上有数百个国际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捕鲸委员会(IWC)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美国加入了一些以经济和贸易合作为核心使命的国际组织。在其中一个经济组织中，美国曾试图改善美国的国际贸易状况但未能成功。[插入试验组文本]尽管如此，美国尊重国际法。”
为测试框架如何影响美国民众对退出国际组织的态度，“[插入试验组文本]”处将随机分配美国退出国际组织四种理由之一的对应文本，包括增加国家安全、减少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降低多边主义的成本或没有原因（对照组）。例如，增加国家安全的对应文本为“不幸的是，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国际组织削弱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对照组编码为0，其余实验组编码为1。此外，本文还对三种具体框架进行分别编码，以探索其潜在差异。最后，我们将询问受访者是否支持美国退出该国际组织，他们可以从“绝对退出”、“可能退出”、“仍未决定”、“可能留下”、“肯定留下”五个选项中进行选择。为评估框架效应，本文选取小二乘法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其中Y是个体i的结果。本文在第一个方程中估计了所有有关美国国家利益框架的因果效应。在第二个方程中，我们将每个处理条件分开、逐一估计三大具体框架的因果效应。图4(a)显示了美国国家利益框架与无框架（假设2a）的系数估计值及95%的置信区间。其中，Model 1体现出美国国家利益框架(Framing: Any National Interest)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与无框架对照组受访者相比，提供该框架的受访者明显更支持本国退出国际组织。图4(b)则以双变量均值差异的方式显示出，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民众对于退出国际组织的支持率由12%翻倍至25%。置信区间为95%。与此同时，图4(a)Model 2还显示出三种具体框架对于公众支持本国退出国际组织并无差异性影响。
图4 a: 框架效应对公众支持退出国际组织的影响
b: 框架对公众支持退出国际组织的实质影响
与此同时，为解答公众是否会因政治候选人提出本国退出国际组织而为其投票，并检测安慰剂框架的效应（假设2b），本文继续实施了第二个小插曲实验，其基础文本为：“现在我们想听听你们对其中一位政治候选人在2028年的政策成就的看法。想象一下，在2028年大选的竞选演讲中，政治候选人说：‘在过去的四年里，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在国内方面，我们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保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减少了预算赤字。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退出了几个国际组织，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世界贸易组织(WTO)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安慰剂框架为国际组织的总部地点会影响民众对退出国际组织的支持度。具体实验过程与第一个小插曲实验相同，最后受访者还将被询问是否会投票给这位政治候选人。实验结果表明：首先，受到美国国家利益框架影响后，民众对本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支持度上升6%、投票给该政治候选人的可能性上升6%；其次，相比于安慰剂框架，美国国家利益框架在标准差变化、影响一致等方面产生了更强的效果；最后，在异质性方面，如图5所示，通过区分政党子样本，本文证实了美国国家利益框架对于独立人士的影响强于对党派人士的影响（假设3b）。
图5 美国国家利益框架对不同政党民众的影响
结论
在何种条件下，美国民众会支持本国退出国际组织？考虑到美国在国际组织及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中的领导作用，回答这一问题十分重要。然而截至目前，学界仍然对于美国民众支持本国退出国际组织的原因知之甚少。由此，本文提出假设：其一，美国民众对于退出国际组织的态度很大程度上由其对于多边主义的偏好所驱动，而对于多边主义的偏好是根据政党划分的；其二，当退出国际组织被定义为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行动时，美国民众会更加支持本国退出国际组织。进而，以特朗普执政时期（2016—2020年）为实验区间，本文进行了四次实验调查，研究数据及结果有力地证实了以上假设。特别地，本文还发现美国国家利益框架对于独立人士的影响强于对党派人士的影响。
与此同时，尽管着重以美国公众舆论为例进行实验分析，本文的结论同样具备一定的推广价值：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与过往在其他国家进行的研究一致。例如，有研究显示支持英国脱欧的欧洲选民对退出欧盟如何改善移民情况等国家利益予以关注。其次，本文的研究结果与有关国际组织合法性的文献一致，此类文献强调精英框架如何影响选民对国际组织声誉的认知。由此，尽管无法确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可能会适用于其它时间框架。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研究结果还能够激发人们对国际合作的“谨慎乐观”。数据显示，尽管国际组织正在对美国国家利益形成挑战，约三分之二的美国民众仍然以本国留在国际组织为基本观点，认为国际合作是持续且重要的，这无疑彰显出从长远角度看待国际组织生命周期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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