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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共和制度大会党以及部分基督教团体加入，社会党正式成立。总书记密特朗制定了尽快与共产党联盟的策略。目的是向民众展现一个能够取代右翼政府的团结左翼形象。受益于与共产党的联盟，社会党一跃成为左翼第一大党。
但共产党却从此一蹶不振，与此同时，绿色政治逐渐崭露头角。虽然它尚未对社会党造成有力威胁，但其主张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左翼政治。在这一时期，左翼整体的力量在上升。
被社会党超越的共产党：党组织逐渐萎缩
在1978 年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获得 20.61%的选票，社会党得票率为 22.82%。这是自1945年以来社会党首次超越共产党，自此之后共产党危机不断，尤其是其后的五年内，共产党经历了三次大规模党员脱党。
在这五年中，共产党损失了近 50 万名党员。1985年后人员流失速度虽开始下降，但党内分歧与紧张仍在，许多异见者或是主动离开或是被开除党籍。从1978年到1994年，共产党失去了半数党员。
与此同时，党内工人阶级的比例也开始下降。1975年，法国工人阶级的数量达到巅峰。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大工厂被拆除，工人转移到了较小的生产单元或是服务业中。
工会力量难以发展。此前作为培养工人阶级意识基地的工厂支部更是逐渐衰败，其结果是工人与地区面非工作场所的归属感更强，工人与共产党之间的距离逐渐扩大，工人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团结受到威胁。
换言之，支撑共产党走向巅峰的积极分子精神被削弱。同时，失业率上升使工人生活变得不稳定，出于对社会竞争加剧、失业等问题的恐惧，在选举中弃权或是支持国民阵线的工人越来越多。
此外，共产党的吸引力也在降低。教育的普及化增加了平民阶层受教育的机会，共产党机构弥补学校教育不足的作用因此减弱。再加上此时共产党以维护自身生存为首要任务，已然放弃了促进平民党员实现党内晋升的目标。此时共产党面临的是普遍性危机，即如何应对平民阶层重组后的多元化倾向，这给共产党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在整个 80年代，围绕对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态度共产党内分歧不断，这使得政党难以聚合不同利益，其代表性由此下降。在1976年的第22届代表大会上，共产党曾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承认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开始仿照意大利走上“欧洲共产主义”的道路。
但这一切在1978年议会选举失利后结束。到了1979年的第23届代表大会，总书记乔治·马欲重新强调法国共产党归属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次开始维护苏联，这种表述引发了党内的强烈不满。
在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1981年波兰戒严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但在全国大会上不于讨论不同意见。直到东欧改变、苏联解体后，各种批评意见才逐渐不被压制，要求重新确定党的意识形态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在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后，法共领导层的态度更加分裂。至此以苏联为梗板的民主集中制已无法继继施行。但党内反对者的立场也各不相同，一些人离开了共产党，另外一些人希望避免分裂而选择留在党内进行斗争。
1992年针对《马约》的公投更是加剧了党内的分裂，以夏尔·费特曼为代表的“重建派”不同意共产党采取的反对立场，马欧出于维护领导团体稳定的目的提出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然而此时马歇已失去作为总书记的权威，甚至党内一些机构内的核心人员也开始质疑其权威性。第五共和国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总统制渗透到了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党运行通常会带有领袖的个人化色彩。
在这种情况下，缺乏权威性的领袖对共产党来说是致命的问题，马欧无力弥合党内的分歧，反对他的声音越来越多。1994年马欧不再担任总书记，法共从此也进入另一个时代。
地方选举情况是程序性功能最直观的体现，地方势力的留存使共产党的程序性功能仍能维持。1977年是市镇共产主义的巅峰，全国市议会总共约有28000名共产党议员，近1500位市长，在此之前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多在民众团结的小城市。
而到了 1977 年，共产党将其影响力拓展到了社会构成多元的大城市中，当时人口在3万以上的城市中7座由共产党控制，共产党掌控的城市总数达到1463 座。为了更好管理人数众多的地方官员，共产党实施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地方官员只是党的代表，而不会脱离政党自行参加选举。
如此一来，地方官员的官僚化增强，职业官员增多，其中包括许多非工人出身的干部，地方的工人特性有所减弱。这些新一代的非工人地方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共产党越来越难以维持与平民间的紧密联系。
从1983年的市镇选举开始,共产党的地方势力开始下降，尤其是红色郊区逐渐被瓦解。但总体来看，地方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全国层面的迅速衰败。在市镇，共产党领导人用长期以来建立的居民互助网络换取政治支持。
尽管1995年的总统大选中共产党候选人只获得8.6%的选票，但在同年的市镇选举中其赢得的市镇仍有873个。在积极分子减少的大背景下，市镇缓解了共产党在全国层面的衰败，这提高了地方官员的地位。
从90年代起，地方官员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他们在竞选中通常不提及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并刻意与党的全国性机构保持距离，他们以相对个人的方式参加选举，因而没有受到共产党衰败的过多影响。
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巴黎，其当选者有时甚至反对党的领导。而为保存共产党的根基，领导人默许了这一情况。但随着城市越来越注重经济发展，以社会和文化建设见长的共产主义市镇逐渐失去其特色。
最后，尽管共产党在地方仍能维持一定力量，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方官员与共产党保持了距离，因而这不能说明共产党的地方根基仍在，除非日后真正意义上的让共产主义得以复兴。
社会党组织愈加完备:走向全民党的社会党
在1969 年的《原则声明》中社会党重申其代表所有的劳动者，无论是脑力还是体力劳动者，城市或乡村中的劳动者，并指出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突出特征，为此占有生产资料不是唯一的目标，管理、控制和决策方面的民主权力同样是社会主义者应竭力争取的。
在该原则的指导下，70年代的社会党广泛扩大群众基础: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学生、持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孟戴斯主义的技术官员、甚至左翼基 督教徒等等都在其争取之列，社会党在这些多样的人群中找到了汇集点，即非“共产党左派”。
从1971年至1981年，党员数量从8万增长至超过20万。其中包括很久以来不在社会党支持者之列的工人、雇员和私营部门的技术员。社会党还将其影响力拓展到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传统势力以外的地区，尤其是以巴黎为代表的新兴现代城市区和以布列塔尼为代表的传统天主教地区。
1981年。正是大众阶层以及中产阶级的支持将密特朗送上了总统之位，社会党因此成为“工薪阶层的政党”。总的来说这一阶段的社会党党员呈现年轻化趋势，以中产阶级为主。工人比例较低，1973 年37%的党员小于40岁，中产阶级下层占比61%，工人占比14.4%。
除了影响范围扩大外，积极分子的作用再次被重视。首先，为与共产党竞争，社会党仿照共产党在企业中建立了支部或小组，以扩大党在工作场所的影响力，并让民众最大限度地参与党的建设。
1974 年的条例还规定党员应加入工会，在此规定下，新党员通常都是工会成员，积极分子网络逐渐形成。其次，积极分子的地位得到了党内条例的保障，新的条例规定就动议举行的投票将采用比例代表制，以限制在此之前地方官员的决定性影响力。
对于全民党来说，其在政党行动方面最主要的作用在于动员选民去表明任何领导人有可能帮助实现的具体需求。因此全民党更偏向于在面临诸如偶发事件、社会威胁等具体情景下行动，而不是依据宏大的社会目标行动，因而领导人的选择至关重要。
对于西方社会来说，20世纪70年代是一段充满变革与不稳定的时代，它伴随着政治与社会动荡，同时也是又一次经济危机的开端。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非但没有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相反却使社会主义面临严峻的问题。
重组后的法国社会党也不例外。在政治上，以五月风暴为代表的大规模社会冲突集中体现了民众的诉求，这些社会运动的行动方式、意识形态在左翼看来并不陌生，但它们有一些全新的特征，反映了正在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巨变。
在经济上，“光荣三十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走向尽头。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持续增长，对外贸易也呈衰退趋势，法国经济形势的恶化毋庸置疑，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经济发展中的深刻变革。
自 1974 年以来，种种危机致使法国“去工业化”现象日益显著，大工厂的减少导致制造业的工人数量大幅下降，工作环境的改变也使得工人阶级的归属感减弱、内部的复杂性增强，而与此相对的是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经济危机引发的这种社会结构变迁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党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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