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一个活在北京城里的普通退休老头儿。
我不信手机里那些虚头巴脑的玩意儿，就信那本用了几十年的老存折，尤其信上面每个月都会准时到账的一笔退休补贴，那是我心里最大的踏实。
可就是这笔让我安稳了半辈子的钱，在我乐呵呵地去给孙子取夏令营费时，银行却告诉我，它已经整整八年没发了！八年，就像人间蒸发，我竟然浑然不知！
我不信这个邪，跑去单位问个究竟。结果，窗口里的小年轻眼皮都不抬，一句冷冰冰的“系统里查无此款”，就把我打发了。
连我亲儿子都劝我“算了”，说我为这点钱折腾不值当。
那一刻，我感觉天都塌了。当所有人都觉得我老糊涂、在无理取闹时，我决定，用我的方式，去讨回我最后的尊严。
他们不知道，那笔钱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
01
六月的北京，像个巨大的桑拿房，热浪一波接着一波，把人蒸得浑身黏糊。老槐树上的知了扯着嗓子，没完没了地叫着“热死了、热死了”，那声音尖利又单调，钻进耳朵里，搅得人心底发慌。我坐在小区花园的石凳上，手里那把蒲扇摇得有气无力，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不远处，我孙子小宝正跟一群半大的孩子追逐打闹，笑声像一串串清脆的铜铃。他那件蓝色的T恤衫后背，早被汗水浸出了一大块深色的地图。
“爷爷！爷爷！”小宝像颗出膛的小炮弹，带着一身热气和汗味儿冲进我怀里。他仰着通红的小脸，一双眼睛亮得像刚用水洗过的黑葡萄，闪着兴奋的光。“我们老师今天发通知了，那个‘飞天航天’夏令营可以报名啦！老师说能看到真的火箭模型，还能模拟太空行走！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这数字在我脑子里过了一下。我的退休金，一个月四千挂零；老伴儿张兰以前是工厂的，退休金比我少，三千刚出头。我俩的钱放一块儿，刨去水电煤气、柴米油盐，再时不时地给小宝买点他眼馋的零食和奥特曼卡片，一个月下来，能结结实实攒进存折里的，其实也就那么千八百块。
但这笔给孙子的钱，我眼皮都不带眨一下。更何况，我心里有底，因为我还有一笔额外的进项。
“行！报！多大的事儿啊。”我腾出手，使劲拍了拍小宝的后脑勺，语气里透着十足的底气，“不就是三千块钱嘛，爷爷有！”
我的底气，来自一本被我摩挲得边角都起了毛的旧存折，和后来银行给配的一张银行卡。我不大会用现在那些时髦玩意儿，什么手机支付、扫码付款，总觉得那玩意儿虚头巴脑的，手机上按两下，钱就没了，连个响儿都听不见，心里空落落的。我信赖的，还是银行那厚厚的防弹玻璃，是柜台里工作人员递出来的、盖着红章的凭条，是那台老式打印机“咔哒、咔哒”吐出存折时，上面多出来的一行黑黢黢的数字。那才叫钱，摸得着，看得见，心里踏实。
我的账本非常简单，每个月，账上准时会进来两笔钱。一笔是我的退休金，旱涝保收。另一笔，是一笔“特殊补贴”，数额不算多，但它就像一个最守时的老朋友，跟了我三十多年，风雨无阻，每个月都准时来“报到”，一次都没迟到过。对我来说，这笔钱的意义，早就超出了它本身的面值。它是一种念想，一个无声的承诺，一个时间的坐标，提醒我生命里曾有过那么一段截然不同的岁月。每当看到这笔钱入账，我就觉得心里安稳，仿佛过去的那些日子，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彻底遗忘。
第二天下午，日头正毒，晒得柏油路都泛着软。我揣上存折和银行卡，跟老伴儿打了声招呼，就顶着太阳出了门。银行里的冷气开得足，一进去，激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大厅里人不少，大多是跟我差不多的老年人，取号机吐出来的小纸条告诉我，我前面还有十三个人。
我找了个靠墙的空位坐下，从布兜里掏出老花镜戴上，又把那本宝贝存折拿出来，翻来覆去地看。我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给小宝取了这三千块的夏令营费，还得给他买个他念叨了好几天的新款双肩包，上面有他最喜欢的航天飞机图案。
要是还有富余，就给老伴儿把那件她试了好几次都没舍得买的薄呢料外套给买了。想到祖孙俩和老伴儿开心的样子，我不禁咧开嘴，无声地笑了。这漫长的等待，似乎也不那么难熬了。
“A68号，请到三号窗口办理业务。”
广播里终于传来了我的号码，那声音对我来说不亚于天籁。我赶紧收好东西，站起身，因为坐得久了，腿脚有点麻，我捶了两下，快步走到三号窗口前。
“同志，你好，我取三千块钱。”我把存折和银行卡从窗口下面的豁口一同递了进去，对着里面那个戴细边眼镜的年轻姑娘说道。
姑娘接过我的东西，动作很麻利，先在机器上刷了一下存折，又把银行卡插进读卡器，然后在键盘上敲打起来。突然，她敲击的动作停了，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疑惑看着我：“大爷，您这卡里……余额不足啊。”
“什么？”我脑袋“嗡”地一下，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不可能！你再好好看看。我每个月都有钱进来的，退休金上个月才发，我一分没动，怎么会不够呢？”
“您自己看，”姑娘似乎觉得我的质疑有点可笑，她把显示器转向我，用手指着上面的一行数字，“您卡里的余额，只有两千一百块零八毛。”
我赶紧把脸凑到玻璃上，眯起老花眼使劲瞧。屏幕上那行黑色的宋体字清清楚楚，确实是“￥2,100.80”。我的脑子瞬间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我的退休金四千多，上个月原封不动地躺在里面，那笔补贴就算少，加起来也绝对够五六千了。
“不对，不对……”我连连摆手，额头上急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这里面肯定有错。同志，你受累，帮我打一张流水单出来，我要一笔一笔地对。”
姑娘的脸上明显闪过一丝不耐烦的神色，但大概是出于职业要求，还是“嗒嗒嗒”地操作起来。打印机发出“滋滋”的声响，吐出一张温热的、长长的纸条。我一把抓过来，撑在冰凉的柜台上，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往下捋。
四月份，交易摘要：养老金，收入：4285元。五月份，交易摘要：养老金，收入：4285元。六月份，交易摘要：养老金，收入：4285元。养老金一笔不差，到得整整齐齐。
我的手指顺着纸张继续往下划，心却一点一点地往下沉。那笔我无比熟悉的、数额固定的“特殊补贴”，像凭空消失了一样，在最近的记录里，连个影子都找不着。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一股说不清的凉意，顺着我的脊梁骨，嗖嗖地往上爬。我忍不住又敲了敲玻璃窗，把那个姑娘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同志，你再帮我仔细查查，是不是有一笔从区里社保中心打来的钱？或者是什么别的单位，一笔固定的补贴，每个月都有的，你再看看。”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但那微微的颤抖，连我自己都听得出来，它出卖了我心底的慌乱。
柜员似乎被我这个“难缠”的老头子问得有点烦了，但还是又在电脑上点了几下，然后头也不抬，视线在屏幕上快速扫过，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公式化的语气回答我：“大爷，系统里显示，最近半年都没有您说的那笔款项。”
“半年？”这两个字像两把小锤子，狠狠地砸在我心上。我感觉有点发懵，身体晃了一下，“不可能，我记得……我记得上个月……”我的记忆突然像被蒙上了一层雾，变得模糊不清。仔细想来，最近几个月，家里没什么大开销，我也确实没像过去那样，每个月都盯着存折去刷一下。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像一团浓重的乌云，迅速地笼罩了我的心头。难道，这笔钱已经停了很久了？
我捏着那张轻飘飘的流水单，魂不守舍地走出了银行大门。午后两点的阳光像一根根烧红的钢针，刺得我眼睛发痛，耳朵里知了的叫声也变得格外刺耳，仿佛在声嘶力竭地嘲笑我的迟钝和糊涂。我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那笔钱，那笔像老朋友一样跟了我三十多年的钱，怎么能说没就没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声？
一进家门，老伴儿张兰正在厨房里哼着小曲儿忙活晚饭，看见我脸色铁青，手里还捏着一张皱巴巴的纸，赶紧迎了上来，解下腰间的围裙在手上胡乱擦着：“老李，怎么了这是？钱取回来了吗？看你这脸色，惨白惨白的，跟丢了魂儿似的。”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把那张流水单递到她手里，然后一屁股重重地陷在沙发里，感觉全身的骨头架子都散了，力气被抽得一干二净。
张兰戴上老花镜，凑在窗边，借着光亮看了半天，也看出了不对劲：“咦？老李，那笔补贴……怎么没了？”
“银行的人说，半年都没发了。”我的声音干巴巴的，像是从撒哈拉沙漠里吹出来的风，不带一丝水分。
“半年？！”张兰也慌了，声音陡然拔高，“那怎么可能呢？是不是银行给搞错了？这钱发了多少年了，怎么能说停就停？”
“我不知道……”我烦躁地抓了抓花白的头发，“我什么都不知道！”
那一刻，我们俩就像两只在迷宫里找不到出口的没头苍蝇。张兰也顾不上做饭了，我们俩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我找出钥匙，打开了书房里那个上了锁的旧木箱，那是我压箱底的宝贝。箱子里是我这几十年来攒下的所有“家当”——一本本写满了数字的旧存折、一沓沓泛黄的工资条、各种缴费单据，甚至还有几十年前就已经作废的粮票和布票。我们把这些承载着岁月痕迹的纸片在客厅的地板上摊了一地，一张一张地翻，一本一本地查，试图从这些历史的尘埃里，找出哪怕一丁点有用的线索。
夕阳的余晖像金色的油彩，透过窗户，斜斜地洒在地板上，给那些斑驳的纸张镀上了一层忧伤的颜色。我和张兰就这么坐在这一地狼藉中间，面面相觑，像两个在森林里迷了路的孩子，满眼都是茫然和无助。
就在这时，门锁“咔哒”一声轻响，是儿子李健下班回来了。他一进门，看到客厅里这副景象，吓了一大跳：“爸，妈，你们这是干嘛呢？家里遭贼了？”
李健今年四十岁，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部门主管，每天西装革履，头发用发胶抹得锃亮，忙得脚不沾地。他看到我们俩灰头土脸的样子，赶紧把手里的公文包往玄关柜上一扔，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
我抬起头，看着他，把今天在银行遇到的糟心事，用最简短的话，有气无力地复述了一遍。
李健听完，眉头也紧紧地锁了起来。他不像我们，没去翻那些老古董，而是直接掏出他的智能手机，对我说道：“爸，你的银行卡不是绑我手机上了吗，我用手机银行查一下，那个最清楚，能查到好几年的记录。”
他拿过我的银行卡，对着卡号输入了一串数字，又用他的指纹解了锁，在那块小小的、发光的屏幕上划拉了好几下。我和张兰都把脑袋凑了过去，紧张地盯着那个屏幕，大气都不敢出。我看见李健的脸色，随着他手指的划动，一点一点地变得凝重起来。
终于，他划动的动作停了下来，然后把手机举到我面前，用手指着屏幕上的一行小字。
“爸，”李健的声音有些干涩，腔调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错愕，“我查了，所有的明细都在这儿。这笔钱……它最后一次到账的日期，是八年零两个月前。”
“什么？！”
我和妻子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那声音尖利得变了调，像是被人狠狠踩了尾巴的猫。我一把夺过李健手里的手机，把屏幕凑到眼前，几乎要贴在鼻子上。
屏幕上那行冰冷的、没有任何感情的宋体字，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刺着我的眼睛：交易日期，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二日。交易摘要：补贴。收入金额……
八年！
整整八年！
我感觉一阵猛烈的天旋地转，瞬间的失重感让我眼前一黑，身体不受控制地向后倒去。我下意识地伸出手，一把扶住了身后的沙发边缘，才没有一头栽倒在地。
八年的时间，将近一百个月，三千多个日日夜夜，那笔钱，就像一滴墨水滴进了大海，就这么无声无息地人间蒸发了。而我，这个它跟了三十多年的人，这个曾经把它看作生命一部分的人，竟然对此一无所知。
为什么？我拼命地在混沌的脑子里回想。八年前……八年前是什么时候？对了，是李健结婚买房的时候，我们老两口掏空了半辈子的积蓄，连压箱底的钱都拿出来，给他凑了首付。再然后，孙子小宝出生了，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也彻底忙乱起来。
我的所有心思，所有注意力，都被这些鸡毛蒜皮的家事牢牢牵扯着。我每天想的是儿子的房贷，是孙子的奶粉钱，是小宝有没有感冒发烧。
我只是笼统地知道，每个月退休金和补贴都在进账，家里的开销也大，也就没再像以前那样，每个月都虔诚地去银行，仔仔细细地核对那本存折上的每一笔进出。
一种巨大的、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失落和羞愧感，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将我瞬间淹没。我感觉自己不是丢了钱，我是丢了一段记忆，丢掉了一份坚持了三十多年的习惯和信念。我感觉自己像个天大的笑话，一个守着宝藏却不知道宝藏早已不翼而飞的傻瓜。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剧烈发抖，不仅是因为愤怒，更是因为一种对自己麻木和迟钝的深深的痛恨。那不是一笔普通的钱啊，那是……那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啊！怎么能，怎么能就这么没了呢？
02
那一整个晚上，我眼睁睁地看着天花板，一夜未眠。
窗外的月光像水银一样，清冷地流淌进屋里，洒在客厅那一地泛黄的纸张上，像是在无声地凭吊一段被遗忘的岁月。老伴儿张兰半夜起来给我盖了好几次被子，都被我无意识地推开了。我的脑子里，像有个坏掉的复读机，翻来覆去地播放着“八年”这两个字。它像一个恶毒的魔咒，不断地敲打着我的神经，让我不得安宁。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窗外还是一片灰蓝色的时候，我就起了床。我感觉胸口堵得厉害，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又沉又闷，连早饭都不想吃。我从柜子里找出我的身份证，还有那本记录着辉煌与失落的旧存折，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进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
“老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张兰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小米粥从厨房出来，看我这副整装待发的架势，一脸的担忧。
“我去趟区里的社保服务大厅问问。”我一边费力地弯腰穿鞋，一边说。我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执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笔钱，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总得有个说法。”
“我跟你一起去。”张兰不放心，撂下粥碗就要回屋换衣服。
我直起身，看了她一眼。她眼窝深陷，布满了红血丝，显然也是一夜没睡好。我心里一软，但还是摇了摇头：“你别去了，家里离不开人。再说，外面太阳那么大，我一个人去就行。就是去问个事儿，问清楚了，很快就回来。”
我没让她跟着，独自一人出了门。清晨的空气还带着一丝难得的凉意，我站在楼门口，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胸中那股翻腾的火气平复下来。
我一遍遍地在心里告诉自己，李卫国，冷静点。这不是钱的事，这是个理儿。是我的东西，就没有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拿走的道理。
区社保服务大厅离我们家不远，坐三站公交车就到了。我到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半，大厅里已经坐了不少人，放眼望去，几乎都是像我一样头发花白的老人。他们手里紧紧攥着各种各样的单据和证件，脸上带着或焦急、或茫然、或期盼的神情。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油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我从取号机上取了个号，坐在冰凉的塑料椅子上，默默地等待。等待的时间最是磨人，我看着叫号屏幕上方的电子钟，时间一分一秒地往前爬，我的心也跟着一上一下。我反复在心里演练着待会儿要说的话，该怎么问才能问到点子上，从哪儿问起才不会被轻易打发。
将近一个小时过去了，大厅里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嘈杂。就在我等到快要不耐烦的时候，广播里终于传来了我的号码。我精神一振，像个得了命令的士兵，抓起我的帆布包，快步走到指定的窗口。
窗口后面坐着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时髦的黑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神里却透着一种还没睡醒的倦怠和游离。我走到跟前的时候，他正低着头，两只拇指在手机屏幕上飞快地滑动着，屏幕的光映在他的镜片上，一闪一闪的。
我清了清嗓子，试探性地叫了一声：“同志？”
他头也没抬，像是没听见。
我只好提高了一点音量：“同志，你好。”
他这才像被人打扰了美梦一样，不情不愿地抬起头，慢吞吞地把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上，有些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什么事儿啊，大爷？”那腔调拖得长长的，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想咨询个事儿。”我强压下心头的一丝不快，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和缓一些，然后一五一十地把我的情况详细地跟他说明了一遍，最后将我的身份证和存折从窗口下方的缺口递了进去。“就是这笔钱，以前每个月都有的，但现在查不到了，银行那边说，已经停了八年多了。”
这个被我后来才知道叫小王的年轻人，接过我的证件，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他在键盘上不紧不慢地敲打着，屏幕上跳出一些我看不懂的表格和数据。我的心随着那“噼里啪啦”的键盘声，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紧紧地盯着他的脸，希望能从他的表情里看出点什么端倪，是找到了，还是没找到。
他皱起了眉头，在电脑屏幕上翻看了好一会儿。我的希望也随着他紧锁的眉头一点点地升了起来，或许是系统太复杂，他需要花点时间才能找到。我耐着性子，等着他宣判。
终于，他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端起手边的玻璃茶杯，吹了吹上面的茶叶末，喝了一大口水，然后才慢悠悠地开了口。
“李卫国是吧？”他头也不抬地问，眼睛还盯着屏幕。
“是，是我。”我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仿佛在法庭上等待判决。
“您说的这个补贴啊，”他用食指的指甲在屏幕上点了点，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我们系统里显示，八年前就给您停发了。”
这个结果，虽然昨天在李健的手机上已经看到了，但此刻从他这个代表着“官方”的口中说出来，还是像一记无情的重拳，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停发？为什么停发？”我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凑了一步，双手撑在了冰凉的柜台上，“我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通知啊！怎么能说停就停了？”
小王似乎对我的激动反应感到有些反感，他整个人往椅子的靠背上一靠，摊了摊手，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架势：“这个我就不清楚了，系统就是这么显示的。可能是政策调整了吧，这几年好多老的补贴项目都整合或者取消了，您这个，可能就在其中。”
“政策调整？”这四个字像一盆腊月里的冰水，从我的头顶一直浇到脚后跟。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时代淘汰的、生了锈的旧零件，被一句轻飘飘的“政策调整”就给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笔钱，那笔对我来说意义非凡的钱，就这么被轻描淡写地归为“被取消的老项目”？我看着小王那张年轻而漠然的脸，一股压抑不住的火气直冲脑门。
“不可能！”我的声音不由自主地大了起来，引得旁边几个正在办事的、正在等待的人都齐刷刷地朝我这边看过来。“就算是政策调整，也得有个红头文件，有个说法吧？不能就这么不清不楚地就没了啊！我人还活得好好的，怎么说停就停了？”
“大爷，您别激动，有话好好说。”小王皱着眉，语气里透出明显的敷衍和不耐烦，“都跟您说了，系统里就是这么显示的，我一个小办事员，我能有什么办法？”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的力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明白，跟这个年轻人发火没有任何用处，他只是一个传话的机器。我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
“那……那能不能麻烦你，受累帮我查一下，到底是根据哪个文件调整的？停发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我放缓了语气，几乎是在用一种近乎恳求的姿态问他。
小王似乎被我的执着彻底搞得没了耐心。他在键盘上又胡乱敲了几下，然后不耐烦地把显示器转向我这边，用手指使劲地戳着屏幕上的一行小字，说：“喏，您自己看，档案状态：‘已归档，无在发款项’。就这么一行字，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他顿了顿，收回手，又端起茶杯喝了口茶，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带着教训意味的口吻补充道：“更早的纸质档案都在档案室里呢，那得走流程申请查询，要填表，要领导签字，一层层审批，老麻烦了，估计就算查了，也查不出什么名堂。再说了……”他抬起眼皮，用一种审视的目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傻子，“大爷，都八年了，您现在才想起来问？”
他最后一句话的语气，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质疑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这句话像一根毒刺，精准地、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脏，彻底点燃了我一直死死压抑着的怒火。他不是在问我为什么现在才来，他是在嘲笑我的迟钝，嘲笑我的落伍，嘲笑我这个连自己的钱都看不住的糊涂老头子。
那一瞬间，我感觉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全涌上了头顶。这不仅仅是对我疑问的敷衍，更是对我这个人，对我所珍视的一切的轻蔑和否定。我紧紧地攥着拳头，指甲深深地掐进了掌心里，留下几个泛白的月牙印，但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只是死死地盯着他，感觉喉咙里像是被塞了一把滚烫的沙子，又干又痛。周围人投来的目光像一根根细密的针，扎在我的后背上，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小丑，正在大庭广众之下，上演一出无人喝彩、只有嘲笑的独角戏。
最终，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用颤抖的手，收回了我的身份证和那本已经毫无用处的存折，然后僵硬地转过身，一步一步地离开了那个让我感到窒息的窗口。每走一步，都感觉脚下像踩着一团团棉花，软弱无力。
当我走出服务大厅，灼热的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在我身上时，我却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只有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彻骨的寒冷。“查无此款”，一句轻飘飘的“政策调整”，就抹掉了一切，否定了一切。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人生生地剜去了一大块。
03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一路上，耳朵里反反复复回想着小王那句“都八年了，您现在才想起来问？”。那语气，那眼神，像烙铁一样，在我心里烙下了一个屈辱的印记。我一言不发地走进家门，把帆布包往鞋柜上一扔，就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机黑漆漆的屏幕发呆。
胸口那团棉花，现在变成了一块大石头，堵得我喘不过气来。
张兰看我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就知道事情不顺。她没多问，只是叹了口气，给我倒了一杯晾好的温开水，递到我手里：“老李，别气了，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办？不值得。”
我接过水杯，却没有喝，只是把它放在茶几上。整个下午，家里的气氛压抑到了极点，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我一句话不说，张兰就在我身边唉声叹气，坐立不安。
晚上，李健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感觉到了家里不同寻常的低气压。他换了鞋，走到我面前，小心翼翼地问：“爸，今天去社保中心问得怎么样了？有结果了吗？”
我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然后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把小王说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一遍。我说得很慢，像是在背诵一篇与自己无关的课文。
李健听完，沉默了。他站在客厅中央，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自己的手机壳。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像是下定了决心，开口了：“爸，要不……就算了吧。”
我猛地抬起头，死死地盯着他。
他似乎没注意到我眼神的变化，继续说道：“都八年了，这么长时间，就算能查清楚是怎么回事，估计也补不回来了。现在这些单位，认死理，程序多得要命。您都快七十的人了，为这点钱，天天往外跑，跟那些人磨嘴皮子，万一把身体气出个好歹来，多划不来啊。”
“这点钱？”
李健的话像一根又细又长的针，不偏不倚，精准地刺中了我内心最痛、最不能触碰的那个地方。我感觉浑身的血“轰”的一下就冲上了头顶，再也压抑不住。我猛地一拍茶几，上面的水杯被震得跳了一下，水洒了出来。我“霍”地站起身，指着他的鼻子，用我这辈子都没对他用过的音量吼道：
“什么叫‘这点钱’？！你再说一遍！这不是钱的事！你懂不懂？这不是钱的事！这是我的荣誉！是老子当年……是老子当年用命换来的！你懂个屁！”
我的声音因为极度的激动而剧烈地颤抖着，说到最后，几乎变成了嘶吼。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我感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动，像要挣脱束缚跳出来一样。
李健被我这突如其来的爆发吼得一愣，他大概从来没见过我这个样子。随即，一股年轻人的火气也上来了：“爸！我怎么不懂了？我不是心疼你吗！现在办事有多难您不知道吗？您腿脚又不好，这大热天的，您一趟一趟地往外跑，结果呢？人家一句话就把你打发了！您图什么啊？那笔钱，就算全补回来，能有多少？够我们家还一个月房贷吗？够给小宝报两个辅导班吗？爸，咱能不能现实一点？”
“现实？”我冷笑一声，感觉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地攥了一下，一阵抽痛。我看着眼前这个我一手带大的儿子，他穿着笔挺的衬衫，打着一丝不苟的领带，谈吐之间都是“效率”、“成本”、“现实”，可他却永远无法理解，在他父亲内心深处，有一块比生命还重要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阵地。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孤独和悲哀。这种感觉，甚至比当年在最艰难的困境中，孤立无援时还要难受。
我最亲的人，我唯一的儿子，竟然也觉得我的坚持“不值当”，觉得我所捍卫的东西，可以用房贷和辅导班来衡量。
“你说的对，是我不现实。”我突然感到一阵深入骨髓的疲惫，所有的力气都像是被抽走了。我不想再争吵了，这种争吵毫无意义，只会让我更加心寒。
“老李！小健！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张兰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们中间，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一家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非要这样吵吗？”
我转过身，不再看儿子的脸，只是无力地摆了摆手，用一种近乎沙哑的声音说：“你走吧。我的事，以后不用你管了。”
李健看着我决绝的背影，嘴唇动了动，似乎还想说什么。但他最终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转身抓起他的公文包，“砰”的一声，摔门而去。那巨大的关门声，像一记重锤，砸在我和张兰的心上。
客厅里，瞬间恢复了死一样的寂静。只剩下张兰压抑的哭泣声，和我内心那个不屈的、却无人理解的誓言：这件事，我李卫国，管定了！就算跑到天边，我也要把它弄个水落石出！
04
和儿子那场天翻地覆的大吵之后，我结结实实地病了一场。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心里那股火怎么也下不去，堵在胸口，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人一上了年纪，就怕心气不顺。这么一折腾，我那条受过伤的老腿也开始跟着凑热闹，阴雨天似的，又酸又胀，针扎一样地疼。
我躺在床上，整天整天地不说话。张兰急得团团转，变着法儿地给我做些好克化的东西，端到床边劝我吃。她反反复复地说：“老李，咱不折腾了行不行？钱没了就没了吧，就当破财免灾了。只要你身体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我听着，心里不是滋味，但就是不想开口。我一闭上眼，眼前就晃动着三张脸：小王那张年轻而冷漠的脸，李健那张充满“现实”和不解的脸，还有多年前，在医院里，一位领导拍着我的肩膀，郑重许诺的脸。那些话，那些表情，在我脑子里搅成一团，最后都汇成了李健那句最伤人的话：“不值当。”
不值当吗？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问自己。如果连这个都不值当，那我这辈子，还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的？
病了几天，人轻了一圈，但脑子却清醒了不少。我告诉自己，李卫国，你当年连死都不怕，还怕这点困难？跟人磨嘴皮子，总比跟枪子儿打交道容易吧。
病一好利索，我就下了床。我意识到，靠我自己这么一个老头子，单枪匹马地去闯，肯定不行。现在的社会，讲究的是人脉，是圈子。我得找人帮忙。
我想到了我的一个老伙计，老赵。老赵跟我差不多大，我们年轻时在一个单位待过，关系铁得很。他比我脑子活，退下来之后没闲着，在街道办干过几年，后来又自己倒腾了点小生意，三教九流的人都认识一些，路子比我野多了。
我从柜子底翻出两瓶藏了好几年的好酒，用报纸包好，提着就去了老赵家。
几年不见，老赵还是那么精神，嗓门洪亮，笑声爽朗。他看到我，高兴地捶了我一拳：“你个老李，可是稀客啊！快进来！”
进了屋，嫂子热情地端茶倒水。等坐定了，老赵看我脸色不太好，就问我：“怎么了这是？遇上难事了？”
我叹了口气，把这阵子发生的事情，从去银行取钱，到跟儿子吵架，原原本本地跟他学了一遍。
我话还没说完，老赵就“啪”的一声，一巴掌拍在了大腿上，震得茶几上的杯子都跳了一下。“他娘的！这帮坐办公室的，就是欺负你们这种老实人！”
他气得吹胡子瞪眼，“八年！整整八年啊！这得是多大的疏忽！不行，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看着老赵比我还激动的样子，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卫国，你别急，这事儿包在我身上。”老赵当着我的面，就掏出了他的手机，翻开那个存了密密麻麻电话号码的通讯录。
他开始一个一个地打电话。他说话的方式跟我完全不同，那种客气里带着一股子江湖气，三言两语就能跟电话那头的人拉上关系，称兄道弟。我坐在旁边，听着他一会儿一个“张哥”，一会儿一个“刘处”，心里五味杂陈。我这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是真的跟这个社会脱节太久了，已经不会用这个时代的方式去说话，去办事了。
老赵打了足足半个多小时的电话，嗓子都说哑了。挂了最后一个电话，他长出了一口气，端起茶杯猛灌了一口，然后对我说道：“卫过，有门儿了！”
他告诉我，经过他一番打探，得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大概就是八年前，全市的各类补贴发放系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数字化升级”，说白了，就是把以前所有的纸质档案全部录入电脑系统。据说当时时间紧、任务重，下面各个单位加班加点地干，忙中出错是常有的事。老赵分析，我的这笔津贴，八成就是在那次系统升级中，被哪个环节的哪个马虎蛋给“漏掉”了。
他还打听到，现在市里相关部门分管档案这块的，是一位姓陈的副局长，以前也在部队待过。
这个消息，让我那颗已经快要沉到谷底的心，重新燃起了一丝微弱的希望。
在老赵的牵线下，我们通过一个拐了七八个弯的关系，联系上了市局办公室里的一位熟人。对方答应，可以帮忙在市局的内部原始数据库里，再帮我查一次。那是最根本的系统，如果哪里有，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满怀期待地等了两天。这两天，我度日如年，手机二十四小时不敢离手，生怕错过电话。
第三天下午，老赵的电话终于来了。我几乎是颤抖着手按下了接听键。
“喂，老赵，怎么样？”
电话那头，是老赵沉重的、带着一丝歉意的声音：“卫国啊……我刚跟市里那朋友通过电话……他说……他也查了……”
“查了怎么说？”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
老赵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艰难地说道：“他说……市局的原始数据库里，也……也没有你这笔津贴的记录。他们专门调取了八年前系统切换时候的操作日志，显示你的档案状态，在那时……就是‘完结’状态。”
我脑子“嗡”的一声，后面的话几乎听不清了。我只听到老赵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复述着对方最后的结论：“他说，这事儿到这儿，基本就到头了。官方的正式回复，只能是……‘经上级系统核实，查无此款’。”
查无此款。
这四个字，像四记重锤，狠狠地、接连不断地砸在我的胸口。我眼前一黑，差点把手机摔在地上。
挂了电话，我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手里还捏着那份我从社保中心带回来的、已经没什么用的业务回执单。纸张的边缘，已经被我手心的汗水浸得又湿又软。连市局的原始数据库里都没有记录，这几乎是给我判了死刑。
难道，真的是我的记忆出了错？难道那三十多年的津贴，那份我一直引以为傲的凭证，都只是我臆想出来的一场梦？一种巨大的、荒谬的虚无感，像一张大网，将我密不透风地包裹了起来。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我的记忆，怀疑过去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是不是真的存在过。
05
“查无此款”——这句来自市局的最终答复，像一根抽丝的线头，一下子抽走了我全身所有的力气和精神。
我回到家，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谁也不见，什么也不想吃。张兰在门外急得直掉眼泪，不住地敲门：“老李，你开开门啊，你别吓我！你有什么事跟我说，别一个人憋在心里啊！”
我听着她的声音，心里刀割一样地疼，但我就是不想动，也不想说话。我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感觉自己像一只被雁群遗弃的孤雁，找不到来路，也看不到归途。
这两天，儿子李健偷偷回来看过我两次。我听见他在门外压低了声音，焦急地问张兰：“妈，我爸他怎么样了？你让他千万别钻牛角尖啊，不就是那点钱嘛……”
听到“那点钱”三个字，我的心又是一阵尖锐的刺痛。我把头埋进被子里，不想再听见任何声音。
就在我几乎快要彻底放弃，准备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时，一个深夜，我的那条老伤腿又开始不合时宜地疼了起来。那种酸麻胀痛的感觉，从骨头缝里一阵阵地往外钻，疼得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我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的月光，打开了床头柜最下面那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是一个用一块鲜红色的、崭新的绒布包裹着的长方形木盒子。这个盒子，我几十年没打开过了。
我的手有些颤抖，费了点劲才把那生了锈的铜锁打开。我小心翼翼地揭开那块红色的绒布，打开了盒盖。
盒子里面，铺着一层已经有些发黄的明黄色绸缎。绸缎之上，静静地躺着一枚沉甸甸的、闪着青铜色光芒的勋章，旁边还有几枚略小一些的纪念章。
月光透过窗棂，恰好洒在勋章上，那冰冷的金属表面反射出清冷而庄严的光芒。
我伸出颤抖的手，拿起了那枚最大的二等功勋章。勋章入手冰凉，分量十足。那冰凉的金属触感，仿佛一道闪电，瞬间击穿了时间的壁垒，把我猛地拉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年代。
我的眼前，浮现出授予我勋章时的场景。师长那双粗糙有力的大手，重重地拍在我的肩膀上，他洪亮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小李！你是好样的！是人民的功臣！国家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
我又想起了我负伤倒下时，卫生员在我耳边声嘶力竭地喊着：“坚持住！李卫国！你立了功，要活着回去戴上大红花！你不能死在这儿！”
那些声音，那些面孔，那些被鲜血浸染的记忆，在这一刻，变得无比清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用指腹，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勋章背后刻着的那一串独一无二的编号。我的眼泪，终于再也忍不住，一滴一滴地砸落下来，滴在那冰冷的金属上。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金属，这是我的命，是我牺牲的战友们的命，是我们用青春和热血捍卫的尊严！国家不会忘记我！人民不会忘记我！怎么可能“查无此款”？系统里没有，电脑里没有，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第二天，天刚一亮，我像是换了个人。我没告诉张兰，也没告诉任何人。我找出了我最体面的一件、压在箱子底已经很多年的旧军装衬衫，虽然款式老旧，但熨烫得平平整整。然后，我把那个装满了勋章的木盒子，小心地放进了我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
临出门前，我最后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头发花白，面容憔悴，眼角布满了皱纹，但那双眼睛里，却重新燃起了火光。那眼神，就像三十多年前，我奔赴战场时一样，充满了不容侵犯的坚定和决绝。
我再一次来到了区社保服务大厅。
大厅里的一切，都和上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人来人往，嘈杂不堪。那个叫小王的年轻人，依旧坐在那个窗口后面，依旧是那副百无聊赖的样子，正低头看着手机。
他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先是惊讶，随即迅速转变为一种毫不掩饰的不耐烦和厌恶。“大爷，怎么又是你啊？”他甚至没等我走到跟前，就隔着一段距离喊了起来，“不是都跟你说清楚了吗？查无此款！你怎么还来？我们这儿很忙的！”
他的声音不大不小，但足以让周围排队和办事的人都齐刷刷地朝我看了过来。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好奇，但更多的是看热闹的麻木。
我没有说话，也没有理会那些目光。我一步一步，走得异常沉稳，径直走到了他的柜台前。我的内心，平静得可怕，没有愤怒，也没有争辩的欲望。
小王被我这种沉默的、压迫性的气场看得有些发毛，他拔高了声音，像是要用音量来给自己壮胆：“我可跟您说啊，您再这样纠缠不清，我们只能叫保安了啊！系统里没有就是没有，这是最终结论！你找谁都没用！老同志，做人得讲道理啊，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那些老黄历不放？”
“老黄历？”我重复着这三个字，突然笑了，笑得有些凄凉。
然后，我当着大厅里所有人的面，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慢慢地、异常郑重地，从我的帆布包里，取出了那个用红色绒布包裹着的木盒子。
我把盒子放在冰凉的大理石柜台上，像是在进行一个神圣的仪式。我解开那块鲜红的绒布，露出了下面古朴的木盒。然后，我打开了盒盖。
“砰”的一声，我将整个打开的盒子，重重地拍在了柜台上。
盒子里，那枚闪耀着青铜色光芒的二等功勋章，和旁边几枚熠熠生辉的纪念章，在办事大厅惨白的日光灯下，迸发出了无比璀璨、无比刺眼的光芒。
那光芒，瞬间刺痛了在场所有人的眼睛。
整个嘈杂的大厅，在这一瞬间，仿佛被按下了静音键，陷入了一片死寂。
我抬起头，目光如炬，像两把出鞘的利剑，直视着眼前那个已经目瞪口呆、脸色煞白的小王。我一字一句，声音不大，却像惊雷一般，响彻了整个空间：
“我为国流血换来的荣誉，一分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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