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2014年，河南永和春季拍卖会的现场，空气燥热得仿佛能点燃一张宣纸，拍卖师手中的木槌每一次落下，都伴随着场下的一阵低呼。
当那幅长卷《转经图》被展示在聚光灯下时，整个会场陷入了短暂的死寂，紧接着是更加疯狂的举牌。
1173万，成交。
随着拍卖师一锤定音，这幅描绘西藏风情的巨作创下了当时的拍卖纪录，画中的藏民虔诚而执着，每一个线条都透着一种悲悯的生命力。
这幅画的作者叫史国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更习惯叫他“慧禅法师”。
他曾是身披袈裟的僧人，在青灯古佛前敲了十五年的木鱼，他也曾是万众瞩目的画坛天才，二十几岁就名满京城。
在这两个身份之间，夹杂着一段关于逃避、救赎、破碎与重圆的红尘往事。
那个站在领奖台上光芒万丈的画家，曾经是一个在温哥华的地下室里想过自杀的抑郁症患者，那个在寺庙里受尽“三坛大戒”皮肉之苦的和尚，曾经是一个抛下发妻和幼子的“狠心人”。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当他以为切断了尘世所有的牵挂，就能在佛法中找到艺术的真谛时，一个女人的出现，彻底击碎了他十五年的修行。
那个女人没有带千军万马，只带了一句话，那句话像是一把钝刀，割开了他看似坚硬的僧袍，露出了里面那个依然滚烫的凡人心。
02
把时针拨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北京，那时候的史国良，活得像个太阳。
他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师从黄胄、周思聪这样的画坛巨匠，二十四岁，当同龄人还在为生计发愁时，他已经成为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老师。
那是一个属于艺术家的黄金时代，史国良凭着一支画笔，画尽了世间百态，他的作品在圈子里引起了轰动，无数的赞誉像潮水一样涌来。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爱情像一颗熟透的果实，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的手里。
在一次校园舞会上，史国良遇到了刘玉梅，那是个眼里有光的姑娘，也是国画系书记的掌上明珠。
一个是才华横溢的穷小子，一个是家境优渥的“公主”，这样的剧本在那个年代并不新鲜，但他们的爱情却纯粹得让人嫉妒。
没有婚房，学校就在走廊尽头隔出一间小屋，没有家具，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就是家，那时候的北京城，风沙很大，但日子很甜。
刘玉梅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史国良则一门心思扑在画画上，婚后不久，儿子史村出生了，这个小家庭仿佛拥有了全世界最稳固的幸福。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骨子里涌动着一股“走出去”的躁动。
国门打开了，外面的世界像是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无数渴望成功的年轻人，史国良也不例外。
他在国内已经拿遍了大奖，甚至获得了被称为美术界“奥斯卡”的蒙特卡洛国际美术大奖，“我要成为世界级的大师”，这个念头一旦生根，就会疯长。
尽管刘玉梅极力反对，尽管他在国内拥有令人艳羡的地位和铁饭碗，但史国良还是毅然决然地卖掉了房子和画作，带着那点盘缠，只身飞往了加拿大。
他以为那里是艺术的天堂，是通往世界大师的阶梯，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那张飞往温哥华的机票，其实是一张通往地狱的单程票。
03
温哥华的冬天，冷得刺骨。
到了国外，史国良才发现，所谓的“艺术天堂”对他来说就是一片荒漠，在国内，他是被捧在手心里的天才画家，在国外，他只是一个语言不通、画作无人问津的非法移民。
没有人认识黄胄是谁，也没有人在意中国的水墨画意境，为了生存，这位昔日的大学教授、画坛新星，不得不去餐馆刷盘子，去街头给人画肖像。
巨大的心理落差，像一把锤子，每天都在敲打着他的神经。
刘玉梅带着儿子后来也到了加拿大，一家人团聚了，但幸福并没有随之而来，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刘玉梅柔弱的肩上，她去打黑工，去给人做保姆，那双曾经只会拿书本的手，变得粗糙红肿。
史国良看着这一切，内心的愧疚和失落交织在一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抑郁症。
他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跳下去，跳下去就解脱了。
他会在半夜突然大哭，会在街头莫名其妙地嘶吼，那个意气风发的画家死去了，剩下一个精神濒临崩溃的疯子。
一九九五年的某一天，一位来自台湾的高僧来到了温哥华。
星云大师，这位佛学界的泰斗，看着眼前这个憔悴不堪的男人，围着他转了一圈，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我看你，怎么看都像个和尚。”
这句话，对于溺水的人来说，就是一根浮木。
史国良觉得自己找到了解药，他要出家，他要切断这尘世间所有的痛苦，他要躲进佛门去寻找内心的安宁。
这个决定对于刘玉梅来说，无异于天塌地陷，她哭过，求过，甚至跪下来挽留，但此刻的史国良已经“走火入魔”了，他执意要离婚，执意要剃度。
在美国西来寺，史国良跪在佛前，头顶被点燃的香火烫出戒疤，那是“三坛大戒”的仪式，肉体上的剧痛让他浑身颤抖，但他心里却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他终于不用再面对那个失败的自己了。
04
成了一名和尚，法号慧禅。
史国良以为，穿上袈裟就能六根清净，就能在晨钟暮鼓中重拾画笔，但现实再次给了他一记耳光。
寺庙不是避难所，更不是画室，繁重的课业、严格的戒律，让他根本没有时间去画画，更让他痛苦的是，寺里的师父们认为，他画的那些写实人物太“入世”，太有“尘俗气”，要求他改画莲花、画佛像。
这对于一个以现实主义为生命的画家来说，无异于另一种扼杀。
矛盾再次爆发，史国良发现，自己虽然身在佛门，心却依然在红尘的艺术中打滚，他不想当一个只会念经的和尚，他想当一个会画画的和尚。
一九九七年，史国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回国。
他穿着僧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京，这一次，他没有家，没有单位，挂单在河北的柏林禅寺，过着一种半僧半俗的生活。
回国后的史国良，似乎真的迎来了艺术上的第二春，他以僧人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去描绘西藏，他的画作里多了一份悲天悯人的厚重感，市场开始重新接纳他，收藏家们挥舞着支票寻找这位“画僧”。
名利回来了，鲜花和掌声也回来了。
但每当夜深人静，脱下那身袈裟，躺在空荡荡的画室里时，一种更深的孤独会像蛇一样缠绕着他。
远在大洋彼岸的西雅图，还有一对母子在挣扎。
儿子史村，在父亲出家那年才十岁，他亲眼看着父亲剃光了头发，穿上了奇怪的衣服，然后抛弃了他们，这种被遗弃的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少年的心里疯狂滋生。
二零零一年，刘玉梅带着儿子回国了。
当史国良满心欢喜地想要去拥抱儿子时，迎接他的却是一双冷若冰霜的眼睛，那个曾经骑在他脖子上撒娇的孩子，如今染着怪异的头发，穿着奇装异服，看着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仇恨和鄙夷。
有一次争吵中，儿子对着史国良吼出了那句让他万箭穿心的话：“你怎么不去死啊！你为什么要回来！”
这一刻，史国良才明白，他所谓的“修行”，是以牺牲亲人的幸福为代价的，他修了那么多年的佛，却连自己最亲的人都渡不了。
05
那个曾经温柔贤惠的妻子刘玉梅，这些年苍老了许多，她没有再婚，一个人在国外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拉扯大，她心里有怨，但更多的是无奈。
看到父子俩势同水火，刘玉梅心如刀绞，她知道，儿子的叛逆是因为缺爱，是因为内心深处对父爱的渴望扭曲成了恨。
二零零六年的一个午后，刘玉梅找到了史国良。
她看着眼前这个依然穿着僧袍的男人，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疲惫和恳求，她说：“国良，回来吧。儿子需要父亲，这个家需要你。你修佛是为了普度众生，难道我们娘俩就不是众生吗？”
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劈开了史国良混沌了十五年的心。
是啊，何为慈悲？如果连身边人的眼泪都视而不见，去谈什么普度众生？何为修行？如果连做父亲、做丈夫的责任都尽不到，穿这身袈裟又有什么意义？
在那一瞬间，史国良突然醒了。
他意识到，自己这十五年的出家，其实更像是一场漫长的逃避，他逃避了家庭的责任，逃避了现实的压力，躲进佛门寻求所谓的安宁，而现在，是时候回家了。
二零一零年，五十四岁的史国良正式向组织提交了还俗申请。
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骂他六根不净，有人笑他把信仰当儿戏，面对这些非议，史国良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一个好和尚，但我想做一个好父亲。”
脱下袈裟的那一刻，史国良泪流满面，他失去了一个法号，却找回了“史国良”这个名字，找回了“父亲”和“丈夫”这两个沉甸甸的角色。
回归家庭后的史国良，用加倍的爱去弥补对妻儿的亏欠，他手把手教儿子画画，陪妻子买菜做饭，那个曾经满身是刺的儿子，在父亲的陪伴下，慢慢卸下了防备，重新找回了人生的方向。
从佛门回到红尘，史国良的画笔变得更加沉稳有力，他不再追求虚无缥缈的境界，而是把对生命的感悟、对亲情的理解，全部融入到了水墨之中。
那幅卖出1173万天价的《转经图》，正是他这一时期心境的真实写照，画中那些转动经筒的人们，求的不仅是来世的福报，更是今生的安宁。
史国良用十五年的时间，绕了一个大圈，从红尘走到佛门，又从佛门回到红尘，他终于明白，真正的修行，不在深山古寺，而在柴米油盐；真正的佛法，不在经书卷轴，而在对身边人的责任与爱护之中。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对于现在的史国良来说，画室里妻子的唠叨声，比晨钟暮鼓更让他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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