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的第一个早晨，我睡到了八点半。

这在过去三十年里从未发生过。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听着窗外的鸟叫，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从我身体里慢慢漏出去。

老伴端着粥进来，看见我还没起，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今天不用去了。"

我知道不用去了。但我还是在九点整坐到了书桌前，习惯性地打开了台灯。

那是2019年的秋天，我从国家安全局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三十一年，从一个二十四岁的毛头小子，到五十五岁的老头子。我做过外勤，做过分析，后来做了十几年的案件审查。见过的事情，有些这辈子都不会说出口。

退休之前，领导找我谈话，说了很多，最后一句是："老陈，你这辈子对得起这份工作。"

我点点头，没说话。

对得起工作，不一定对得起家。这句话我没说出来，但我想了很多年。

我常年出差，有时候一走就是几个月，这个家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寄存行李的地方。

退休之后，我开始经常在小区里散步。

第一次注意到那个老太太，是在退休后的第三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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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推着一辆改装过的三轮车，车上堆着各种废品——纸板、塑料瓶、旧报纸。她的年纪看起来比我大不少，七十岁上下，背有些驼，头发全白了，用一根黑色的皮筋扎在脑后。她走路不快，但很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摇一下挂在车把上的拨浪鼓。

那声音很特别。

不是连续摇，是有节奏的——两下，停，一下，停，再两下。

我在长椅上坐着，听了一会儿，没多想。收废品的老人，北京到处都有。

但第二天，我又听见了那个声音。还是那个节奏：两下，停，一下，停，再两下。

第三天，第四天，都是一样的。

我开始留意她的路线。她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出现，从小区东门进，绕一圈，从西门出。路线基本固定，但偶尔会在某几个楼栋门口多停一会儿。停下来的时候，她不摇鼓，只是站着，等人下来把废品交给她。

有时候没人下来，她就继续走。

有时候会有人下来，通常是些上了年纪的居民，把捆好的纸板或者装满瓶子的袋子递给她，她接过来，点点头，放到车上，继续走。

这一切看起来再普通不过。

但我在这个行业待了三十一年，有些东西已经刻进了骨子里——对"规律"的敏感，对"重复"的警觉。

我开始记录。

用的是最普通的方式，一个小本子，每天写下她出现的时间、路线、停留的位置、拨浪鼓的节奏。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一个退休老头无聊到开始监视邻居，但我没办法关掉那个开关。三十一年，那个开关从来没有真正关过。

一周之后，我发现了一些东西。

她的拨浪鼓节奏并不是固定的。大多数时候是"两下，停，一下"，但有几次是"三下，停，两下"，还有一次是"一下，停，三下，停，一下"。

我把这些节奏写下来，对照她停留的位置，试图找出规律。

一开始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职业病犯了，把一个普通的收废品老太太想得太复杂。老伴有一天看见我趴在桌上对着小本子发呆，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没什么，随便记记。她叹了口气，说："你能不能真的退休？"

我合上本子，说："我退了。"

但那天晚上，我又翻开了本子。

转机出现在第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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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午，我比平时早出门，在东门附近的花坛边坐下来。老太太比平时晚了将近二十分钟才出现。她进门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的三轮车上多了一样东西——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纸箱，放在车的最底层，压在其他废品下面。

她的路线那天有些不同。她没有先去平时常去的几栋楼，而是直接走向了小区最里面的一栋——那是一栋住着很多老住户的楼，我平时很少去那边。

她在那栋楼的门口停了大约五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