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这部沉甸甸的作品摆在面前，我看到的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女性在困境中完成的一场精神远征。”
这是江北新区作家协会主席邹雷为李其春长篇小说《江北人家》所作序言中的表述。
上周，李其春所著的近50万字长篇小说《江北人家》与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完成出版签约。在李其春写作的过程中，邹雷帮助了她不少——梳理情节、校对文稿，俩人经常相互交流想法和经验。当得知小说要出版，邹雷第一时间为书作序。在他眼中，《江北人家》是一本“于卑微处见风雷，在苦难里开繁花”的小说。
身材瘦削的李其春，年少时因为条件所限只读过两年书，但她的文字里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邹雷在序中写道：“她因长期繁重体力劳动而略显佝偻的身躯，但谁也没有料想到这具精瘦身躯内，能喷薄而出近50万字的生命长歌。”
生命长歌，生生不息。
如果是第一次见李其春，大概不会把眼前这位在厂区里从事保洁工作的大姐和一本近50万字长篇小说的作者联系在一起。
在李其春朴实无华的外表之下，一直藏着一片丰盈而辽阔的天地。那部近50万字的《江北人家》，便是她在岁月的荒原上深耕出的精神沃土。
“文字是有灵性的，它会寻找那些最坚韧的灵魂作为宿主。”邹雷写道。他认为《江北人家》最珍贵的文学价值，正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未经修饰、赤裸而真实的视角。
李其春10岁辍学，11岁到生产队劳作，自己的前半生都在农村里春耕夏种，秋收冬藏。现在，她将那些记忆里反复出现的泥泞与苦涩，默默揉碎，落字成文。
《江北人家》是李其春以自我的成长经历为原型，用生产队的故事所写的“微观史诗”。
书中情节与描写不但真实可信，而且还在李其春的笔下有了生动的画面感和节奏感。
她描写收割稻谷的场面：“社员在一望无际的稻田里一字排开，挥舞着镰刀像剃头推子一样嚓嚓往前推，身后如秋风卷落叶般撂倒一行行整齐的稻把子。”
这是没有切身干过农活的人绝对写不出来的“生动”。
邹雷说：“很多关于生产队时期的记录，往往带有某种宏大叙事的色彩。而李其春的笔触，是‘浸透’在那个生活里的。她笔下的桃花坞，不是田园牧歌，而是一个充满了乡间俚语、体力博弈以及复杂人际挤压的真实社会。”
他评价，李其春的小说有着一种天然的、野性的艺术魅力。
在很多书写过去的小说中，苦难的比重压过了希望，叙述皆以苦出发，以苦结尾，人物跳脱不出命运的束缚，看不清生活的方向，故事沉重压抑。但李其春并没有这么做，她自始至终是个坚韧、要强的人，她书写苦难，却不沉溺苦难，有于苦难中握住人生的乐观。
就像海明威说的那样：“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邹雷对此非常认可，他写道：“这种创作心态是极其宝贵的，它体现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写作者，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选择拥抱生活的一种积极与豁达。”
《江北人家》的签约出版，不只是圆了李其春心中的文学梦，也让“新大众文艺”有了鲜明的注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作的主角。
李其春是一位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劳作者，却利用一部手机完成了一项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未必能完成的壮举。她用近50万字的作品，回答了一个事关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文学由谁书写，文学又为谁书写。
李其春坦言，写一本关于人生的小说，关于江北的小说，关于那个渐行渐远的时代的小说，是她一直想要完成的事情。如今梦想成真，要感谢每位同行伙伴的支持，尤其是新区文联、作协还有邹雷主席，是大家的鼓励与帮助，让她在文学路上坚定了信心，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而李其春的故事，也是江北文化生态的一个生动缩影。
一直以来，江北新区都是一片孕育大众文艺的热土。不久前，江苏大众文化“创享计划”于老山之中的响堂村启幕。
在江北，文化并非高高在上，它是“平凡人音乐会”上素人的吉他弹唱，是乐龄旗袍队与少年街舞团在舞台上的“时光共舞”，是每个人都能拿起话筒、握着笔，站上人生舞台中央的自我表达，是一位保洁大姐历时5年，创作出的“生命长歌”。
邹雷在序的最后如此写道：“这篇序言，我要写给所有仍在努力却缺少条件的人们，无论你此刻身处何种境遇，只要你心中有一团火，只要你愿意去记录、去表达，生活就无法彻底埋没你。”
待《江北人家》置于书架的那天，愿每一位翻开它的读者，都能从中汲取到一种力量——那是在饱尝风霜后依然仰望星空的勇气，是在命运的窄门里奋力凿出光亮的坚韧，是于卑微处见风雷，在苦难里开繁花的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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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来源 | 新区作协
文 | 顾杨乐
发布 | 徐雅莹
审核 | 钱国江、吴小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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