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个土地上的每一个农民都值得拥有一块属于他们的丰碑,那就是他们脚下的土地。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春天来的象征除了垂柳,就是满树的榆钱。当把和着白面的榆钱蒸好,加上各家各户自己做的辣椒油以及自己地里出产的蒜凉拌,嘴里还有一丝回味之后的一个月,就是满院清香的槐花开放的时间了。照样,槐花也是如此这般成了每年的时令吃食。再过上一个月,随着从南边来的风一天天热起来,村头的麦子也就在这样的热风中从绿变成黄绿,最后成为金灿灿的一大片,我知道,每年的麦收就又要开始了。
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从家里的角落里拿出所有的镰刀。这些镰刀都是用旧报纸包着,上面落满了灰尘,而镰刀也明显生了锈。父亲把镰刀放在脚旁,打一盆凉水,然后把小板凳放在一个不知道是用了多少年,但中间已经被磨得明显凹下去的由一整块青石做成的磨刀石的一端,用手蘸一点水,开始“刺啦刺啦”地在磨刀石上磨起镰刀来。磨得差不多了,就用手指在磨得锋利的刀刃上比试一下,然后再眯起眼睛看那磨得闪亮的刀刃。父亲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大拇指从磨得锋利的刀刃上划过应该是什么感觉,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怎样才是磨好的刀刃。后来,我似乎是无师自通地用这个方法验证我磨好的菜刀。不过,无论在哪里生活,我用的磨刀石都是小小的一个,比起老家那个放在地上大大的青石磨刀石不知小了多少,地上的那个磨刀石好像带着一种威严,可以把任何的东西磨得平整。上面那如弯月凹下的印记,也许是经过几代人才会形成的吧。
麦子从播种到收割差不多需要八个月,但适合收割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天。收割早了麦子不饱满,收割晚了麦粒容易掉在地里。因此在农村,这个时候有一个名称,叫“抢收”。既然是“抢”,那就需要争分夺秒。因为收割麦子的时候天开始很热,为了避免白天毒辣的日头,农民们往往在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就起床了。每人拿上一把镰刀,带上一顶草帽,一家再拎上一壶烧好的凉白开,摸黑朝着村头的麦地走去。
到了麦地,先是用镰刀割下一小片麦子。然后拿出一把,分在两个手上,把有麦穗的一端熟练地拧在一起,放在地上做用来捆扎麦子,再把割下的麦子放在刚刚做好的捆扎的上面。等需要捆扎的麦子足够多了,就把镰刀放下,用膝盖抵住麦捆,再把捆扎的两端做个简单而又牢靠的结,这样就做好了一个麦捆。接下来就是完全的重复劳动了:一片片麦子被割下,身后则是整整齐齐一个又一个倒在地上的麦捆。
生长在农村,哪个农民的孩子不是从小就和麦收有紧紧的联系呢?也许在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妈妈就会带着孩子,把孩子放在地头,在凉席上独立玩耍,或者让孩子坐在在木头做的推车里。再大一点,就需要给在地里干活的大人送早饭了。
当城里的孩子上学前班的年龄,农村的孩子就已经跟着家里的大人在地里干活了。最初孩子们可以做的就是在割完麦子的地里捡麦穗。“颗粒归仓”在这里有着最直观的体现,辛苦了好几个月的农民不舍得让一个麦穗丢在地里。这时候,我们这些稚气未脱的孩子们就成了捡麦穗的主力军。再稍微大一点,我就 开始体验真正农民的生活,和大人一起割麦子了。
说是再大一点,也就是开始上小学吧。起初因为个头矮,而且割的技术不高,只能割很窄的半垄,而大人往往是割宽宽的一垄。就这样,我的半垄过不了多久还是会远远地拉在后面。割麦子的感觉不是那么好受,脚上虽然穿着布鞋,但是或长或短的尖尖的硬硬的麦茬有时候还是会扎到脚踝。刚开始用镰刀的时候也很笨拙。没有人教,只是看着大人怎么做,自己也照着样子弯腰把麦杆用左手揽住,把长长的镰刀往怀里割。有时候一不小心,锋利的镰刀还会在脚踝那里拉个口子。过不了多久,尖尖的麦芒就会在胳膊上划出不少的细细的印记,如果再有汗水流过,那种刺刺的痛,似乎永远印在了记忆里,什么时候都会清晰地记起来。
割麦子往往是检验一个农民真正水平的时候,不仅需要割得快,而且割过的麦茬需要不高不低,平平整整。不然,会被别的庄稼汉笑话的。而那些割麦子又好又快的好把式都会赢得别人无声的尊重。割麦子非常劳累,不能蹲下,更不能直起身子,只能弓着腰,一手揽着麦秆,一手刷刷的挥舞镰刀,这些都是只有在年复一年的劳作中才能锻炼出如此的定力。
在割麦子的季节,孩子们最喜欢的就是听到“冰糕,冰糕”的叫卖声。那是卖冰糕的人骑着自行车,在后座上安放者一个冰箱,一个真正的装冰的木制的箱子。箱子里面整齐码放着诱人的冰糕。那些都是冻得硬硬梆梆、结结实实的冰糕。箱子里面往往还会有一个薄薄的白色棉被盖着冰糕 — — 防止它们在大热天里融化。但是农民一般哪里舍得用钱去买哪怕只有几分钱一只的冰糕呢?但也耐不住在炎炎夏日下割麦的辛苦,还有孩子们一个个期盼的眼神,再“抠门”的家长也会从兜里掏出浸着汗水的钞票,在冰糕融化之前买上几个,因为这个时候的冰糕价格相当优惠了。
打麦场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的,我却记不清楚了,反正我知道这些需要在麦收之前完成。最早的时候,打麦场是用牛拖着重重的石碾子碾出来的。等把一片地压得既平整又瓷实,打麦场就建好了。从地里收割的麦捆在打麦场垛的高高的,等待打麦。
所谓打麦,就是让麦粒从麦穗中出来然后收集麦粒的过程。在我的记忆里,打麦经历了好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最原始的老牛拉碾。一头牛在庄稼汉的吆喝下拉着石碾子,下面铺的是厚厚的麦秆,等石碾把麦粒脱下来之后,麦粒和麦糠就会被收集起来。后来,老牛逐渐换成了手扶拖拉机,效率比老牛快多了。再后来就有了脱粒机,于是就不需要那么大的打麦场了,整个脱粒的时间也少了许多。
无论是哪一种方法脱粒,得到的还是麦粒和麦糠的混合物,所以还需要最后一步 — 扬场得到纯净的麦粒。
扬场的时候,父亲会手拿一把木锨,先铲起一锨,往高处扬一下。如果风力合适,就会把轻的麦糠吹散到一边,而较重的麦粒落在脚下。这时候父亲脸上会显出难得的笑容,有时候也会自己嘟囔一句,“这风不错”,然后就开始一锨一锨地扬。如果没有风或者风太大了都不行,因此扬场往往是在下午或者傍晚的时候。扬场是一个我心目中一个很“高级”的工作,需要非凡的技巧,而这些技巧又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因为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是帮父亲忙,自己没有动手的机会,连妈妈都很少自己扬场,仿佛这是作为一个成熟庄稼汉的专利。在夕阳的余晖下,父亲挥动木锨一下一下扬麦子的场景至今还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干干净净的麦粒终于全部收获在打麦场了。这些高高堆起的满是饱满的麦粒是的的确确实实在在的收获,没有什么比让一个农民看到这样的场景更让他们满足了。这个时候农民们的心情是最愉快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整年家人们都可以吃到白面了。
是啊,对于那些千百年来在土里耕种、土里收获的农民们来说,有什么比这更为朴素的理想和追求呢?我小的时候家里人口多,最多的时候有11口人。那个时候爷爷奶奶还都健在,除了爷爷身体不好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很少去地里,奶奶忙着一大家子的一日三餐,喂猪喂鸡,其他人都是要到地里劳动的。即便如此,小时候还是有很多时间吃的是玉米红薯之类的粗粮。虽然这些现在看来都是很健康的东西,但在农民的心目中,如果一年从头到尾都能吃上白馍,吃上白面做的捞面条,那就是最幸福的日子了。
收获麦子之后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交公粮。交了粮,换得了钱,农民才会盘算着买下一年的化肥等物资以及家里人过日子的支出等等。当年的我当然没有这个概念,只知道这是每一个农民年复一年需要做的。
在我刚考上高中的那一年,好像是秋天收了玉米之后,妈妈和我拉着架子车把玉米在粮站卖了。拿到钱的时候,妈妈说了一句话, “这下你高中一年的学费有着落了。”这句话让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而且让我觉得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偷懒的本钱。
把公粮交罢,余下的粮食才是真正属于自己家的。在麦子装入自家的粮缸之前,还需要做最后一步的晾晒工作。
最早的晾晒是在村头的打麦场,每天上午要把新收的麦子摊开,用竹耙子细细地摊平推匀,到了傍晚还要收起来,盖上塑料布,塑料布的上面和边上还要压上砖头,防止晚上下雨淋湿了麦子。这些比较轻的活都是我们弟兄三个在大人指挥下完成的。村头的打麦场倒也不远,但每天上午和傍晚都要去一次,也不是很方便。等后来很多人家盖了平房,大家就在平房的房顶晒麦子了。房顶上面都是抹得平平整整的水泥,又干净又方便。于是,手扒着木制的梯子上下就又成了我每天必做的事情之一。
麦收的结束是一个叫做串麦罢亲戚的传统仪式。这个时候的村庄里到处都可以闻见扑鼻的香气,那是家家户户都在用白白的面粉活出的面团来炸油条和麻叶。这些白白的面粉,不用说,都是用新收获的麦子磨出来的。长长的油条又香又筋道,而方方的麻叶又香又酥脆。农民们辛苦劳作了一年,这是难得奢侈的机会。这个时候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喜悦的,不但是丰收的喜悦,而且还能吃到这么香的食物。尤其是对于孩子们来说,那个年代能吃上油条和麻叶简直就是过年了。
麦收的庆祝不只是独自享受,农民们还会把这些丰收的喜悦传递给各自的亲戚们,于是就有了串麦罢亲戚。带的东西也都是自己家里炸的油条和麻叶。到了亲戚家,他们也不会把东西都留下,那样是会被别人笑话的。在你来我往的谦让中,亲戚们会让篮子里留一些东西,同时也放入一些自己家炸的油条或者麻叶,这叫“回礼”。农村的这些传统就是这样保留的,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等我初中毕业之后去县城的高中上学,就慢慢没有机会参加麦收了。后来姑姑出嫁,我们三个弟兄也都跳出农门,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所以家里分的地少了很多,这些农村的生活距离我也越来越远了。但我知道,我的父母还在农村,我的根还在农村。听父亲和哥哥说,近些年麦收省事多了,都是联合收割机作业,不但不用割麦,也不用打麦,联合收割机过后,麦子直接就从地头拉到家里了。
在今年麦收的季节,哥哥在家人的微信群里发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父亲站在地头,他的两个手背在身后,像一个视察农村的干部。照片里,平整的水泥路取代了昔日的田间土路,休闲得体的衣服取代了昔日收割时的装束,联合收割机也取代了昔日的镰刀和打麦场。从这个父亲背影的照片里无法看到他的眼神,不知道在注目这片麦田的时候,他是否会回忆着每个夏天那些繁忙劳累却又收获的季节?他是否会回忆着那些随着岁月不断改变的劳作方式?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他前面目光所注视的一大片丰收在望的麦田,还有远处抬眼就可以看到的陉山。陉山的西面,是绵延八百里的伏牛山脉;而它的东面,则是惠泽整个中原文明的冲积平原。
父亲站立的,不仅是在地理上的节点,也是在历史上的节点:麦子收割后再收获一季的玉米,他面前的这些土地就要和村里的其他土地一起流转承包了。父亲也许没有想到,他自己会亲身经历和见证一个如此浓缩的时代:从镰刀和木锨到手扶拖拉机,再到联合收割机;从刚出生时的土地私有到蹒跚学步时的分田分地,从青少年时的合作社、大集体到而立之年的土地承包。然后又经过了四十多年,在他年逾古稀的时候又见证土地流转和公司化运营。他也许不明白这些变化的原因,但是他知道,再有一个秋季的收成,作为农民,在田间劳作了一辈子的父亲,不需要土地去劳作,以后也没有土地可以让他去劳作了。不知道以后父亲还会不会这样子背着手, 站立在这片他劳动了一辈子却再也不属于他的土地上观看了。但无论如何,也许正如父亲的名字所预示的,明天还是会欣欣向荣的吧。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头发花白的校长在学校大会上曾经做一个报告。他说他去过全国很多地方,但觉得我们的老家是最好的。当时的我觉得好幸运,也很自豪,因为我居然住在全国最好的地方。等以后阅历渐广,开始觉得那个校长的话有些“迂”,甚至有些可笑:好的地方多的是,怎么这个平凡的农村就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了呢。又后来,经过岁月的洗礼和冲刷,在远离故土的海外,当回忆起故乡的麦收、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终于意识到,在我的心里,我的故乡,不单是全国,而且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
因为这里,是唯一一个可以让游子在梦里不断相遇的地方。
作者简介:
杨宏亮,男,1972年生,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河南省长葛市后河镇后河村人。现任马里兰大学主管生物安全的助理主任、生物安全官及病原项目责任官,持有美国注册生物安全专家和认证生物安全专家资质。业余时间喜爱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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