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家具内容博大精深，历史源远流长，在世界家具史上独占鳌头。中国家具独创的榫卯技术，凝结着中国几千年传统家具文化的精粹，明代更是将木工榫卯结构和制作技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作为古代家具设计的高峰，明式家具对西方家具设计产生过较大影响。沿着“一带一路”中国古代家具在世界上曾掀起一阵阵“中国风”。被誉为西方家具史上两个高峰时期的法国巴洛克式家具和洛可可式家具，皆从中国家具设计中受到启发。得益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一批优秀的家具人，中国家具一定会用独特的“中国设计”“中国创造”再次惊艳世界。
位于上海黄浦区的石库门屋里厢博物馆，陈列着20世纪20 年代的石库门老房子保留的老家具旧物件，其中可见海派风格的座椅和衣帽架
几年前，还没有流行微信、微博的时候，在博客上曾读过一篇博文，文章有图有真相，博主介绍，在上海一个收藏家那里串门时，看到其家具中间搁着一只红木方凳。当桌子有点小，当凳子又有点大。据主人介绍，此物既不是桌子也不是凳子，而是个小厕所。把“凳面”掀开，真有一只白瓷的马桶。
这只马桶长、宽、高各有50厘米，是纯红酸枝材质，外刷一层老漆，四足为老虎腿，虎腿上雕有精致的牡丹花，正面和四个侧面都“素面朝天”。主人介绍说，这只马桶是他几十年前收来的，据卖主说是民初的东西。至于这种款式的马桶始于何时，还没有明确的考证，但它是海派家具确凿无疑，诞生年代大概在清末民初。
这支红木马桶体现了海派家具“中西结合、高逸典雅”的特点。海派家具是上海近代才出现的一种家具门类。“海派”最初是在“海派文化”一词中出现的，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至民国初近百年内在上海兴起的绘画流派。后来，又从文学艺术领域逐渐拓展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海派建筑、服饰、家具等，形成了灿烂多彩的海派，其内涵在于兼容并蓄，创新求变，雅俗共赏。海派家具风格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集西方传统家具、中国传统家具、上海民俗家具于一体的家具风格。
适应西式居住环境
海派家具是继明清家具之后中国家具发展历程中又一种重要的家具风格，主要盛行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浙地区，并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家具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早在1291年上海建县时，上海的家具制造业就具备了一定的发展规模；至明代，随着江、浙地区经济的繁荣，上海传统家具制造业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成为苏式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孕育海派家具提供了土壤。1842年上海开埠后，西式家具随着西方文化的渗入渐渐进入上海上层社会的生活当中，由起初的海外购入发展成后来的本土仿制，并在仿制的过程中混入了许多中国传统家具和上海民俗家具的内容。1864年以后，虽然上海租界的人口主要是华人，但欧美的物质文明、市政管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传了进来。西方工商人士纷纷来沪办业经商，并在租界陆续定居，有的随家属一起带来了他们西方家具，有的通过洋行购置进口家具，有的则是提出样式和要求来沪定做家具。最早出现在外国领事馆和外国公司及高级买办居所的这种西洋家具一般豪华，大件，雕工精细。随着上海与世界的同步，国内的一些洋务官僚和新派人士也开始效仿西方生活方式，购买起西式家具。
东方国拍2015 年秋拍的民国时期的海派麻将桌，此件家具设计巧妙，桌面是折叠式的变化形状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白鲁恂当年曾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1930年的上海，人口已经超过300万，在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中居第五位，是我国最摩登的城市。其精雕细刻、鳞次栉比的西洋建筑，必然要引领家具方面的改革。随着人口快速增长，西式洋楼大量兴建，家具式样求洋求新，大大地促进了家具制造业的发展。
上海开埠后，英、法等国在城外陆续划定租界，西式建筑与西式家具也随之开始盛行。许多上海本土的上层人士也比较欢迎这种代表现代生活的风格样式。中国传统家具为了与西式居住环境相协调而出现了风格变化的现象。比如在装饰风格上，把一些经典的西式装饰元素运用于中式家具之中，以实现与西式居住环境风格的统一；盛行于18世纪的欧洲巴洛克家具中的“老虎脚”被大量运用于中式座具的局部，使家具风格明显西化；再比如随着场景风格的异化，使得中式家具的组合具有明显的西式风格特点，如厅堂中严谨对称的格局被西式客厅的组合方式取代，使整个场景风格更具西式特征。海派家具作为中国传统家具为适应西式风格的居住环境而进行了风格转变。
“中西式”
同治十年（1871），宁波籍家具商人乐宗葆在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创办泰昌木器公司，专门产销西式白木家具。这是中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西式家具厂。1888年，以修理英商轮船公司的船用家具起家的毛全泰木器公司紧步其后，大规模设厂生产西式白木家具。1921年，原在泰昌任职的水亦明自己独立开办“明昌木器店”，后来租下怡和洋行的一幢四层大楼，正式成立“水明昌木器有限公司”，生产和经营高档西式家具。而代表中国固有文化、至此深受挤压的上海红木家具业因款式不合时尚举步维艰，其中有的一度亦步亦趋地用红木为西方的侨民和机构复制西式家具，做起“洋庄”生意来。
20世纪初，伴随十里洋场的迅速都市化，江浙周边地区的人口和财富不断向上海集中，刺激建筑业走红。布局介于中国四合院和西方联体住宅之间而形制更为紧凑小巧的石库门里弄成片成片地建起。建筑式样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成为家具革新的动力。石库门内的小康家庭既欣赏西式白木家具的实用，又嫌派头太小；既留恋传统红木家具的贵重，又嫌房间不大。这对于工艺根底深厚的上海红木家具业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良机。为迎合石库门住户现代生活的需要，一些家具厂商借鉴西式白木家具的款式和功能，从西式中做入手，移植与创新并举，打造出既具有西式时尚又保持中式优势的新款“本庄”红木家具，诸如片子床、大衣柜、五斗橱、梳妆台等等，时称“中西式”。
位于上海黄浦区的石库门屋里厢博物馆里陈列的海派风格的梳妆台
“中西式”海派红木家具是明清传统家具在上海滩的现代化尝试，因为顺应了城市发展的潮流，所以很快得到上海市民的欢迎。上海红木家具行业迅速步入新的发展阶段，就连毛全泰和脱离泰昌自立门户的水明昌等原先的西式白木家具厂商也开始兼做起“中西式”红木家具来。于是红木家具店很快向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北京路（今北京东路）、四川路（今四川中路）各处蔓延扩展，最盛时总数超过100家。
海派红木家具在风格演进的过程中不断改良创新，款式日益精致实用。开业于清同治元年（1862）的张万利木器号在20世纪30年代向市场推出新创制的摩登房间红木家具，以其现代、精美、大方而又配套的特色蜚声沪上，成为海派红木家具风格成熟的标志。
近代上海家具公司的另一特点是它不仅做家具还做装潢，家具与室内设计相结合。在20世纪30年代“精艺家具店”替人设计时，先派人去丈量，画个地盘草样，反映出家什的摆法和位置，丈量时仔细留意房间格局及相配的家具，回头再请划样师傅专门制样图，然后再选料锯板。创建于1919年的华新木器公司先后为上海有名的电影院，如大上海、国泰和上海音乐厅等承包所有的装潢。建于20世纪40年代的美琪电影院内部装饰，椅子全部由华新公司承接。而大光明电影院的内部装饰也是上海另一家艺林家具店所作。
“做上海人安得不穷”
比起明清古典家具文化血统上的单纯性，海派家具是欧式家具与中国传统家具的结合体。著名工艺美术理论家朱孝岳先生认为：“海派红木家具是传统明式家具与西洋古典家具、主要是巴洛克家具与英国新古典主义家具相结合的产物。”在上海的中产阶级、文化人士、工商业者在接触到西式家具时，在对西方家具里的时尚功能元素认可的同时，对其家具的材质和雕刻纹样并不认可，比如西式家具雕刻基督教题材中的天使，而中国家具雕刻的则是传说中的神仙和神兽，由于这种文化差异，他们原汁原味的西式家具初到上海时并不畅销。于是以欧式家具为模型，在纹饰上进行改良后制成了高档次中西结合的海派家具。随着西方家具的流行和各种设计思潮的传播，以及新的现代生活方式的需求，中国传统家具与西方家具艺术相结合，中西交汇，洋为中用，从而创造了一种具有双重特色的海派家具风格。
根据造型特征的不同，海派家具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西式中作型，整体采用西方传统家具的款式和功能，在结构形式和加工工艺方面则保留了中式家具的特征；第二种是中式改良型，在主要形态方面仍以中国传统家具为主，而在功能、尺寸以及装饰方面则进行了西式的改良；第三种是中西合璧型，家具的形式、功能、装饰等都是中西文化折中的表现，利用传统红木家具的材料与工艺开发时髦适用的新式红木家具。然而，无论是哪种形式的海派家具，它们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家具的诸多特点。而随着现代生活模式的形成、传统文化观念的改变，对传统家具功能的改良与发展也是必然。
由于现代生活比较注重舒适性，海派家具的功能演化更加贴近人的生理需求，如在许多座具中添加了柔软的坐垫、靠垫，使其使用的舒适度增强。此外，为了适应各种新型生活用品的存放，家具在功能设置方面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如传统的上下分格的衣柜适宜平放中式褶叠服装，无法垂直挂西装、旗袍等立体裁剪的衣服，于是在海派家具中以三门式、四门式的可垂直挂衣的大衣橱取而代之。
孙中山在上海香山路故居的书房，摄于1958 年
高档家具非常讲究木材质地，海派家具基本以红木、花梨木为材质。与西式家具所用的白木相比，红木具有材质硬实、持久耐用的特点以及“根深蒂固”的视觉审美优势。上海一些家具工厂参照西式家具的款式和功能，用红木试制出既有西式特点又保持中式红木家具固有优势的新“本庄”红木家具，如片子床、大衣柜、五斗橱、镜台等，颇受市场欢迎。
“海派”红木家具注重实用功能与居室摆饰功能结合，造型样式中西合璧，既有明代家具安定浑厚，舒张优雅的风格，又有近代西方家具典雅流畅，实用简约的特点，既有科学缜密的造型结构，又有现代生活气息、功能实用、雕刻精致、髹漆工艺讲究耐用的风格。海派家具以“西”为体，以“中”为用，用材考究、结构严密，是中国古典家具的谢幕之作。
沈嘉禄《寻找老家具》里提到：“一袭长满虱子的织锦缎旗袍——张爱玲这句妙喻成了上海人追求生活享乐、并夹带着一丝哀愁的现世写照。”1912年上海《申报》中的《做上海人安得不穷》一文指出：“以前家中陈设不过榆木器具及瓷瓶铜盆，已觉十分体面。今上海人红木房间，觉得寻常之极，一定要铁床、皮榻、电灯、电扇才觉得适意。”海派家具用材考究、结构严密，强调舒适和实用，追求名贵和身份。
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家具行业几乎停滞。1939年初由于战争西移，上海租界成为“孤岛”，局势暂时稳定。库存的红木家具卖完了，却无原材料可用。为了生存，家具店一方面收购旧家具，修理油漆再卖出。另一方面，把收购进来的旧红木家具拆料改制，如把旧红木方台拆开来，把台脚和台挺等厚料批成薄片，再把这些红木薄片用黄鱼胶和丁了胶胶合在白木料上，做成包红木家具出售。这个时期的红木家具虽然质量不高，却在材料有限的基础上开始了一种新的红木家具包料制法。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经典海派家具流入民间，被分给普通市民，海派家具也停止了生产。21世纪初由于上海市大面积动迁，上海老家具为现代收藏家所发现，上海的主要海派家具发掘者有杨甫、周利明、林明洋、李真等。他们使这些历经历史沧桑、战乱、革命、文革等劫后余生的海派老家具重新焕发迷人的魅力。
（参考资料：韩国荣、羽毛《海派红木家具》；许美琪《海派家具的形成与特点》；邹伟华《海派家具中中国传统家具的“影子”及其发展》；郑为时《民国广式家具被海派家具取代主流地位的历史渊源》；姜维群《说说民国海派家具的材质》等）
文｜震江
来源｜中国家博会20周年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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