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边天》里的女人们：挣扎、出走与回归 | 故事FM|fm|半边天|央视主持人顾国宁|打工妹|腾飞|赵丽娜

新年好！今天是 2025 年的第一期节目，节目开始之前说一下，就在本周一，也是 2024 年的年底，我们上线了一档新的播客节目，叫「一件好事」。在这档节目中我会和好朋友海岳一起，每期访谈一位致力于公益行动的创作者。首期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刚退役不久的，中国女足门将赵丽娜，来讲讲她「入坑」公益后遇到的种种崩溃时刻和治愈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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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哲按：

央视栏目《半边天》二十多年前的节目中，平原上的农村女性刘小样热爱文学、向往诗与远方，却不得不每天务农、做家务，面对平静琐碎的生活。她的诉说「我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打动了电视机前的很多人。

创办于 1994 年底的央视节目《半边天》，是中国的女性议题电视节目的发端之一，讨论了男女平等、女性权益保障、外出打工女性、女性的事业与婚姻等议题。当时人们的女性主义意识还很懵懂，《半边天》成为了不少人对于女性议题的启蒙。

2024 年，《半边天》的主持人张越在节目播出二十多年后，与刘小样在云南再次相见，并拍摄了一档女性访谈纪录片《她的房间》。我们请张越来讲述她在《半边天》所见到的，包括刘小样在内的，众多平凡而有力量的女性的故事。

《半边天》的创办，最初是为了迎接 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世妇会是当时中国承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当时的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会上发表演讲《妇女的权利也是人权》，「把妇女权利与人权分割开来讨论，是不可接受的。」世妇会也是国际上的女性主义观念传到中国的开端。

■图 / 《半边天》主持人张越

以下，是张越的讲述：

男女都一样？

在 1995 年之前，中国没有社会性别理念，是 95 年通过世妇会（世界妇女大会）从国外传进来的。

在那之前，我们朴素的性别平等观念就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儿，女同志也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

所以中央电视台开办女性节目的时候，名字就叫「半边天」。这个名字的出发点是「平等」观念，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有一些解释不清楚的问题。

几十年前有段时间，（社会上）要求男性穿什么，女性也穿什么。男性干什么活儿，女性也干什么活儿。男性扛多少斤重的粮食包，女性也扛多少斤重的粮食包。男性抢险救灾跳进冷水里，女性哪怕来月经也跳进水里。

后来衍生出好多问题，因为男性女性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当你以为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可能无形中给女性增加了挺重的负担。

后来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我们接受了一种新的性别理论——「社会性别」理论。不一样不代表不平等，一样不代表平等。虽然男女不一样、有差异，但我们是平等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但我们得承认男女不一样。

有着朴素的「男女平等」观念的《半边天》节目就这么开办了。当时的《半边天》节目编导会请一些撰稿人、作家、记者来开策划会，一起出谋划策。当时张越兼职做编剧，给央视的一些文艺类综艺类节目写剧本，包括电视剧《我爱我家》。于是《半边天》编导也把张越请过去开节目策划会。

1995 年，我就去参加了《半边天》的策划会，他们说策划了一个新节目《梦想成真》，这是非常新锐的节目，跟国外学的。有点像体验类真人秀。比方说，你想当主持人，就给你创造机会，当几天主持人，拍你当主持人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节目特别有意思，但是编导苦闷地说，有点进行不下去，调研了一圈，发现很多女性的梦想集中在三个方向——歌星、模特、空姐，特别单一，这几个职业是最光鲜的。编导说不能来回拍这几个梦，得是多元新鲜的梦。

我说，当这些干什么，要是我，就去当厨子，我从小就想当厨子，但没有机会进饭馆的后厨。

于是我作为《半边天》节目嘉宾，到苏州跟一位淮扬菜大师拜师学艺，学做松鼠桂鱼。做了几次嘉宾后，制片人说想请我来当《半边天》的节目主持人。

■图 / 作为节目嘉宾，张越到苏州跟一位淮扬菜大师拜师学艺

深圳火车站：寻梦的吞吐之地

张越在《半边天》做了两年主持人后，在不同类型、不同话题的栏目里打转，时间久了，张越感到了方向上的迷茫。于是她申请辞职，在家待了两年，感受日常生活。2000 年，张越重回《半边天》，发现自己想做的其实是讲述普通人故事的节目。回归后的第一期节目，张越跑到深圳，去拍了一个女孩从江西矿区跑到深圳打工、做过流水线上的工人、最后误打误撞成为电台主持人的故事。

拍完电台主持人的访谈之后，我们有一个场景，必须得拍深圳火车站的空镜。在当时的中国，深圳的火车站很有象征意义，是寻梦的吞吐之处。所有想要改变命运的年轻人都扛着自己的破脸盆、破铺盖，从那个火车站吐出来，奔到深圳。有人从这儿上车走离开。有人衣锦还乡，高高兴兴回去。有人是（深漂）失败，无处可去，就回老家。

后来我老提起深圳火车站的厕所，那是我见过的最特殊的一个公共厕所。因为男性特别爱在公共厕所里写写画画，基本上都是小黄话儿。女性没有这个习惯，女公共厕所里一般是不会写写画画的，但当时的深圳火车站的女厕所写满了字儿。

我特别吃惊地看着那些字儿：

「深圳我爱你，你给了我梦想。深圳我恨你，你夺去了我的灵魂。」

「今天夜里我没地儿可去了，妈妈我该怎么办？」

我估计（写这些话的女性）是失业了，没钱租房子，没地儿住了。年轻女性到了一个陌生城市，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有话没地儿说，就找这个没人的地儿，在厕所的墙上说话。那些话全是自己跟自己说的。

我当时看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就一直在想，这些人是谁，长什么样，现在去哪儿了。没地儿可去的那天夜里，她后来住哪儿了？都是历史大潮中的一个个生命。每句话都是一个漫长的故事，可能是涉及好几代的故事。

大气勇敢的离婚女性

自那之后，我们开始在《半边天》做这种普通人的谈话。做这种节目的时候，对方是会掏心掏肺的，把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你的。

比方说网上现在还流传着 20 多年前的节目，比如一个姓叶的女士，一位知书达理、文文雅雅的中年女士。她的爱人有第三者了，她在谈这个问题时，大家一般会把第三者蔑称为「小三儿」，但叶女士一直称这个第三者为「小朋友」，因为那个女孩很年轻。叶女士说，「我不能责怪小朋友，因为是我和丈夫之间有了问题，是我们两个人自己有问题，小朋友其实也很痛苦，她也没办法。」

■图 /《半边天》节目中，离婚的叶女士

后来叶女士说，「既然我们之间有问题，那么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她就离开了。多么大气、帅气，二十多年前的人啊。

后来好多人都在问，这女士现在去哪儿了？她后来出国了，在美国经历了好多复杂的事情。她在年过半百的时候开始学新技艺，考新牌照，最近又拿到了新工作。人生越来越丰满和茁壮。

一些现在看来平常的事，比如离婚，在那个年代，女性是需要更大勇气、顶住更大压力，才能做到的。特别是在农村，如果离婚的女性要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就更难。

我记得有一个农村女孩，结婚时，婆家看上去都算朴朴实实的小城镇普通人，丈夫也算本分。结婚之后，丈夫家做小买卖。改革开放确实提供了很多的机遇，让一些人快速致富了，她的婆家就快速发达了。但这一家人显然没有做好掌控金钱的准备，完全被金钱掌控，她的婆家就开始为非作歹，丈夫就每天在外头胡作非为，

这位女性就要求离婚。别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你是得有多好的命，嫁了一个普通人家，而这普通人家迅速成为大富豪，你多享福。

但这女士坚决要离婚，而且离婚一定要把孩子带走，是个儿子。丈夫一家当然不干，说第一不允许她离婚，丢不起这人；第二，你如果非要离婚，你走，儿子是我们家的。

这位女士就拼了命地跟婆家打官司，把孩子抢出来。她其实没有特别强的谋生能力，在外面收入很低，租住一个极其破烂的房子。但她特别平静坚定地我说：「我知道，如果孩子在家里长大，会成为他爸爸、爷爷那样。我绝不允许我儿子以后成为那样的坏人。」

围城内外

在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在小地方生活的女性，感受到了外面大城市的信息，一方面向往远方，一方面又受困于周围的环境。是去还是留，使得不同的女性走上了不同的命运轨迹。

我记得有个四川的女性，在四川的小城市，生活很安逸。但她待不下去了，因为周围所有人天天打麻将，除了打牌大家就没有别的事儿。她不能容忍就坐在那打麻将，一直打到成了一个老太太。她必须得走，然后跟家里闹得天翻地覆，就什么都不要了，家也不要了，跑到北京来，靠给报社杂志社投稿，挣点稿费生活。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也没有什么社会关系、资源。

过了好几年，我采访她的时候，找她写文章的报社和杂志社多了一点，稿费稍微稳定了一点，但生活依然很漂泊。但她说不后悔。

四川女孩很漂亮的，我记得她大高个，大长腿，穿着黑大衣，梳着长卷发，走在街上可飒了。你不会知道她是从多么动荡困苦和自我折磨的状态中走过来的。但她觉得特别充实，终于不用每天陪着人打麻将了。

但是我也采访过一个就爱打麻将的女士，别的啥也不爱干。因为她打麻将这事儿，单位不满意，领导不满意，配偶不满意，一家子都生气。

我就问她，你把生命中的大好时光都用来打牌，你不觉得浪费吗？

她就说，你生命中那么多大好时光，你都没用来打牌，你不觉得你浪费吗？

这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人和人是如此的不同，你千万别以为你的真理是别人的真理。

在时代中，也有一些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处境，而一辈子陷入自卑和讨好，甚至影响自己的命运选择。在人生的围城中，每个人都对城墙另一边充满希望和渴望，但又对离开当下熟悉的生活感到恐惧不安。

有一个女士给我们节目组写了一封信，她有一只眼睛斜视，本来没多大问题，放到现在，一个很小的矫正手术就能解决，但那个时候解决不了。那时候，她生活环境里，其他人常常嘲弄她。有个传统的老话说「眼斜心不正」。小时候，周围小朋友都被家长告知，别跟她玩，她就是一坏孩子，眼斜心不正。她就变得敏感自卑。

其实她内心世界很丰富，文笔特别好，在青春期喜欢上了班里一个男生。她实在无法克制自己的喜欢，一辈子就鼓起这次勇气，给那个男孩写了一封信，结果被那个男孩交给了老师，老师把这封信传扬给了所有的家长，她就成了附近的最大的笑柄。周围所有人见到她就说，就一斜眼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自那之后，她再也不敢主动表达，变成了一个严重的自卑加讨好型人格。

她后来参加工作，天天在单位里做好人。那时候物资匮乏，如果同事聊天说什么东西特难买，想买套手套买不着，她就想方设法花高价买了一双手套，然后假装不经意跟同事说，我们家多了都没用，你赶紧拿走。她还自己织毛衣给同事，全是自己贴功夫做的。

但没人特别感激她，也没人真的跟她成为好朋友。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整天「有事您说话，我什么都能给您」，其实自己什么都没有，她自己都不明白做那好人有什么意义。

她挺有才华，但是永远不敢去一个好单位试一试。直至有一天中央电视台像社会招聘编辑之类的岗位，她就去考了，考得特别好，最后一关，要求来单位面试，

结果她不敢去面试，因为担心自己斜眼，怎么敢见人。她就没出现，放弃这个机会了。

我就去找她录了一期节目，那期节目名字叫《无路可逃》。我就跟她说，你就别躲了，咱就迎头上，还能怎么着。

我采访过一个年轻女孩，她是看仓库的，在一个县的粮食仓库里边。特别稳定的工作，她是正式职工，不用下地干苦活，而且清闲，所以她能得到那工作很幸运。但是她特别痛苦，仓库里边没有人，没有窗户，就一盏昏黄的灯，每天在那坐着。旁边有一个钟，仓库里太寂静了，你永远听见唯一的声音就是闹钟在走。

那个女孩就焦虑，说她受不了了，「我每天听着这个声音，就觉得如果这样一直坐着，就会等着时光流逝，一直到人生的尽头。」但她又不敢离开这个职位。但别人都羡慕，那么清闲的好工作。所以当她想要离职的时候，她爸爸妈妈都跟她拼命了。

如果说在城镇，单位里的女性想要逃离体制，摆脱一眼望得到尽头的生活。那么对于那个年代的农村女性，她们对五光十色的城市，更多的是充满向往。在一切刚刚萌芽的时代，一些农村女性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由而丰富的生活。

我还采访过一位特别有意思的农村中年妇女，叫「杨三换」。她应该是在山东，很向往绚烂而丰富的生活，但是她生活特别单调，每天就下地干活。她的解决办法很简单——换衣服。她准备了好多套衣服，每天下地劳动穿一套衣服，回来洗洗吃饭穿另一套衣服，吃完饭换个发型，再换一套衣服。在我的视野里，只有英国贵族才有早餐服、吸烟服、喝茶服这样，不断换衣服。这位杨女士就每天不断换衣服，他们村里人觉得她特逗，就管她叫杨三换，因为一天换三换。

■图 /「杨三换」女士喜欢每天换衣服，喜欢写诗

当然她除了换衣服之外，也写点小诗，也爱参加当地妇女的文艺活动，她用简单的快速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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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妹群体背后，个体的牺牲

在时代洪流中，一些农村女性在周身环境中寻找更丰富的生活，而另外一些女性走了出去，去到远方，去到大城市。从一百年前清末民初的打工妹，到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的打工妹，她们都为大城市的一砖一瓦、为家乡的一针一线流下血汗。

当年我们采访多很多打工妹的故事，要整理一下打工妹历史。

最早的打工妹在 100 多年前就出现了。中国刚刚开埠的时候，在上海、广州、青岛、大连等城市开了租界。因为不平等条约而被迫开埠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租界，从政治上说是耻辱的，但那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开端。那时的中国，整个是一大农村，是没有城市的。外国人刚刚开始办厂，得有产业工人，于是要到周围的农村去招聘身体好的、勤快的农村姑娘去干活。比如上海建立那些纺纱厂的时候，就得去周边宁波苏州，去农村招聘姑娘。

史料记载，当时她们早晨都穿着那种朴素的布旗袍，三三两两说说笑笑，一起去上工。路人皆驻足观看，因为当时没见过女的上班。你想象一下，那时候梳辫的也好，裹小脚的也好，女工开始出门上班了，一群的男的女的站马路上议论纷纷说，瞧瞧，女工！

那是中国最早的打工妹，她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挣钱的女人。因为在农业社会，你的收入是家庭的，不是你个人的。现在你出来打工，工资是你个人的，挣了钱可以寄回老家，给她们的哥哥弟弟们读书娶妻，改善家庭环境。她们是很骄傲的一群女人。

改革开放初年，这一幕再次上演。改开之后的第一批打工妹，是从广东韶关招聘到深圳蛇口的一批女孩。后来我们节目组还努力找过一些，她们已经成了老深圳人，过得特别好，她们是跟着城市发展腾飞的。

■图 / 纪录片《三姐妹的故事》记录了上世纪90年代三姐妹外出打工的故事

从大势上说，这些女性为改革开放和国家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采访过四川的一些打工大县，女孩子们挣了钱往家里寄，盖新房子，这些县是真的改变了面貌。

但是从个体生命来说，她们是付出很大代价的。

我采访过一个在北京打工的女性。岁数大了，在城市又留不下，怎么办？家里天天催她，这么大岁数快 30 了，催她回去嫁人。她不想回去，她可能已经在城市过了十几年了，但是城市不是你的家，她只能回去结婚。

我去采访她的时候，她拿出一件红黑两色的毛衣。人家结婚都穿红缎子袄，但她穿了红黑两色的毛衣，说这衣服叫「红与黑」因为是一本特别有名的小说的名字。对她来说，「红与黑」代表外国文学名著，意味着一个来自远方的文明的信息，来自大城市的信息，她要把这个信息保留到自己的乡下婚礼上。

她出去打工早，把很多钱寄回娘家，改善了娘家的生活。所以娘家厚待她，陪嫁很丰厚，包括一辆摩托车的。

她结婚之后还是不太适应。在农村，当时的电力不稳定，晚上常常待着待着就一片漆黑没电了，盘腿坐屋里炕上就不知道干嘛了。在城市里晚上你有多少地儿可去啊。

她说自己准备了蜡烛，跟新婚的丈夫在屋里点上一根蜡烛，很浪漫。但是我觉得很明显她待不住的，她一定会跟老公再次到城市里面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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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娜回到平原

张越采访过的无数女性中，最经常被大家记起的是刘小样。刘小样出生在黄土平原的农村，初中辍学，结婚后每天做农活儿、做家务、带孩子，但内心热爱文学与诗。她向往城市的精神文化生活，却无法真正留在城市。张越意识到，刘小样身上体现的绝不仅仅是农村女性的困境，而是整个人类的母题，「第一这不是农村女性问题，第二这不是女性问题。这是人类问题：你对自己的环境不够满意，向往一个更广阔的世界。走，你不敢走；留，你不甘留。就这样的纠结去留，不是人类母题吗？」多年以后，张越因为手机损坏丢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两人失联已经十几年。2020 年，《人物》杂志记者安小庆终于找到了刘小样，写出了刘小样的近况：刘小样确实曾经走出去，到县城商场做售货员，到江苏打工，但她后来又回到家乡农村，回归平淡的生活。 2024 年，张越退休了，她约刘小样一起去云南找安小庆。刘小样平时照顾家人，很少出门旅行，这对她是一次出门旅行的机会，三人可以在云南聚一聚、玩一玩。

■图 / 二十年前《半边天》节目中的刘小样

以前她性格特别内向，害怕生人，害怕好多人围着，会难受。所以其实我也拿不大准，我说到时候看，能拍咱们就拍，她要实在太难受了，拍不成那就拍不成。

但我们见面之后，我发现她真的大胆多了，而且特别生动，连说带跳。

去年冬天，我有一天给她打电话，说你干嘛呢？她说：「我在麦子地里，大雪覆盖了麦地，脚下一望无边的十亩地都是我种的。我以前向往的好多事，我没有干成，我也不会写个书什么的。可是我会我种地，全村人都知道我种地种得好，我看着脚下这一大片麦地，我可高兴了。」我清楚看到刘小样的身体扎根在大地上，接纳和享受着日常生活。

■图 / 二十多年后，刘小样和张越在云南的玉米地里掰玉米

她也是智慧的，从来不被外面的世界干扰，没有虚荣心。安小庆写的《平原上的那拉》，文章的名字是被大家盛赞的，多好的名字。我觉得刘小样但凡有一点虚荣心，自己被比喻成女性解放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文学名著的女主人公，一般人都会喜欢的。结果刘小样说，别管我叫娜拉，娜拉不管娃，我可不能不管我的娃。所以她是一个诚实的人。

她就没觉得自己是女性典型，节目播得轰轰烈烈，她根本就没看这个节目，她在忙家里忙着干活过日子，都快要当奶奶了，「我们家今年春节可热闹了」。至于你会不会上节目就红了，有没有上热搜，她也不知道热搜是什么。

我跟她说过，你知道你现在成了一个大 IP 了吗？你挺值钱的，我说你要是注册一个账号，随便发几期视频，就可以开直播卖东西，你就能挣钱了。

刘小样说，那可不行，那不就乱了套了！

刘小样从向往远方到回归自己的生活。因为她发现，「诗」不一定在远方，也可以在身边。在南方工厂打工的时候，人们没时间欣赏身边的花。而在老家山村，她可以欣赏自己亲手种出来的、美得像花一样的金黄色的小麦。刘小样仍然热爱文学，但不盲从文学权威的意见。她声名在外，但不去兑取资源，而是保有自己内心的秩序。她爱身边的人，身边的人也爱她。平原上的娜拉，可以出走，也可以回到平原。每个女性也都如此，都有各自不同的选择，也可以在自己的选择中活出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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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讲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