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出狱
我叫王建国，今年四十五岁。可身份证上写的是四十二岁，因为我在监狱里过的生日不算数，外面的时间在等我，我自己的时间却早就停了。
今天是我出狱的日子。
早晨五点，天还黑着，管教民警老张就来敲我的铁门。“建国，起来了，今天回家。”他的声音隔着铁栅栏传进来，有点模糊，像隔着很厚的水。
我爬起来叠被子。二十年的习惯，被子要叠成豆腐块，边角锋利得能割手。同监室的几个人都醒了，但没人说话。在这里，有人出狱是喜事，也是痛事——高兴的人走了，留下的人还得数日子。
“王哥，出去了好好过。”睡我对面的小陈突然开口，他还有八年。
我点点头，想说“你也是”，但话卡在喉咙里。在这里，不轻易许诺，因为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到。
六点整，门开了。我抱着一个编织袋，里面装着进来时穿的衣服——一套蓝色工装，已经发白变硬，像纸板一样。还有几封信，姐姐写来的，每个月一封，二十年没断过。
“走吧。”老张拍拍我的肩。
穿过三道铁门，每过一道，身后就传来“哐当”一声。那声音我听了二十年，梦里都能听见。最后一道门打开时，外面的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是春天。空气里有青草味儿，湿漉漉的。我站在那儿，像根木头。
“家里人来接吗？”老张问。
我摇头。姐姐信里说今天要送孩子上学，晚点来。其实我知道，她是怕。怕什么，说不清。
“那行，手续都办完了。这是释放证明，这是路费。”老张递给我一个信封，又掏出一百块钱，“这是我个人的，你拿着买点吃的。”
我没接。二十年前，我也是个要面子的人。
“拿着吧，”老张把钱塞进我口袋，“出去了，好好的。你那案子……唉，不说了。”
我的案子。过失致人死亡，判了二十年。2003年的事，好像上辈子。
我在监狱门口的长椅上坐下，等姐姐。手里的编织袋很轻，轻得让人发慌。马路对面有家小店，招牌花花绿绿，写着“手机充值、快递代收”，我看不懂。街上的车没有声音，电动车一样大小，安静地滑过去。
一个年轻人蹲在路边抽烟，穿着膝盖破洞的裤子。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一眼，走过来。
“大哥，刚出来？”
我没说话。
“要手机不？便宜的，智能机。”他从兜里掏出个小方块，薄得像饼干。
我摇头。
“那……要住店吗？我有认识的地方，便宜。”
“我等家人。”我说，声音哑得自己都吓一跳。
年轻人耸耸肩，走了。走前又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熟——看另类的眼神。
七点半，一辆白色小车停在面前。车窗摇下来，是个女人，五十岁上下，烫着卷发。
“建国？”
我站起来，仔细看。是姐姐，又不像。记忆里的姐姐梳马尾辫，脸颊红扑扑的，眼前这人眼角有很深的纹，嘴角向下弯。
“姐。”
“上车吧。”她说，没下车。
我拉开后车门，把编织袋放在脚边。车里有股柠檬味，很香。姐姐从后视镜看我，看了很久。
“先回家洗洗，换身衣服。”她说，发动车子。
家。我有二十年没说过这个字了。
车开起来，窗外的东西飞快后退。高楼，很多高楼，玻璃墙反射着阳光，刺眼。我记得这里以前是菜地，再往前是工厂的围墙，现在全没了。
“妈……走的时候，难受吗？”我问。信里说，母亲是五年前走的，心脏病。
姐姐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没受罪，睡过去的。”
沉默。车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
“你外甥女上高中了，成绩不错。你姐夫……还是老样子，厂里不景气，他内退了，现在给人看仓库。”姐姐像汇报工作，一句接一句，不停顿，怕一停就不知道说什么。
“嗯。”
“你出来了，有什么打算？”
我看向手里的编织袋。打算？在里面的最后一年，管教让我们写过“出狱计划书”，我写的是：找份工作，租个房子，好好过日子。管教看了，说“太简单”，我说“这就够了”。
“先找个活儿干吧。”我说。
姐姐从后视镜看我，欲言又止。
车开进一个小区，楼是灰色的，一栋挨一栋，像鸽子笼。停车时，旁边一辆车“滴滴”响了两声，没人碰它。我吓了一跳。
“没事，是锁车。”姐姐说。
锁车会叫？我记下了。
上楼，电梯。我进去时有点晕，二十年没坐过了。姐姐按了“12”，电梯安静地上升，失重感让我腿软。
门开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姐姐掏出钥匙，打开1203的门。
“进来吧，不用换鞋。”
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地上铺着浅色瓷砖，亮得能照见人影。客厅里摆着皮沙发，电视墙是花的，吊灯层层叠叠，像水晶。
“进来呀。”姐姐从鞋柜拿出一双拖鞋，放在我脚边。
我脱下监狱发的布鞋——灰色的，鞋底都快磨平了——小心地换上拖鞋。脚踩在柔软的地面上，不习惯。
“你先洗个澡，热水器开了。衣服……”姐姐打量我，“你这身不能穿了，我去找找姐夫的衣服。”
卫生间很亮，镜子很大。我看着镜子里的人：短发花白，脸颊凹陷，眼神躲闪，像受惊的动物。这是我？四十五岁，看起来像六十。
热水冲下来时，我哆嗦了一下。太烫，又太舒服。监狱里洗澡限时五分钟，水忽冷忽热，哪有这样奢侈。我站在水下，站了很久，直到皮肤发红。
出来时，沙发上放着一套衣服： polo衫，休闲裤。我穿上，袖子长了一截，裤子也肥。镜子里的人像个偷穿大人衣服的孩子。
姐姐在厨房下面条，煎鸡蛋的香味飘过来。我走到阳台，往下看。小区里有个小花园，几个老人在打太极拳，动作慢得像电影定格。远处，更高的楼正在建，塔吊缓缓转动。
“吃饭了。”
面条，鸡蛋，还有一盘酱牛肉。我坐下，拿起筷子，手有点抖。
“吃吧，趁热。”姐姐坐在对面，没动筷子，看着我。
我埋头吃。面条很软，鸡蛋很香，牛肉咸咸的，嚼在嘴里有实实在在的肉感。监狱里的早饭是稀饭馒头，二十年，没变过。
“慢点，没人跟你抢。”姐姐说，声音有点哽咽。
我停下来，看着她。她眼圈红了，扭头擦了擦眼睛。
“姐，对不起。”我说。为这二十年的缺席，为母亲的葬礼我没能参加，为一切。
“别说这个。”她摆摆手，“吃吧。”
吃完饭，姐姐收拾碗筷。我坐在沙发上，背挺得笔直，不敢靠。茶几上有个扁扁的东西，黑色的，姐姐叫它“平板”，说能看电视。我不会用。
“建国，”姐姐洗了碗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有件事，得跟你说。”
她的表情很严肃，我坐直了。
“是关于……房子的事。”
房子？我愣住了。入狱前，我和父母住在胡同大杂院里，两间平房，二十平米。2003年拆迁，听说赔了钱，但我当时已经在看守所，具体不清楚。母亲的信里提过一句“分了房”，我没多想。
“妈走之前，留了话。”姐姐坐到我对面，双手绞在一起，“她说，咱们家在朝阳区有房，是你的。”
“朝阳区？”我知道朝阳，但那是北京城里，我们住丰台，离得远。
“不止一套。”姐姐的声音低下去，像是怕人听见，“是很多套。妈说，是你的名字。”
我脑子转不过来。“多少套？”
姐姐抬起头，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
“二百四十套。”
我笑了。这不好笑，但除了笑，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姐，你别逗我。”
“我没逗你。”姐姐站起来，走进卧室，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摞文件。她抽出一本暗红色的小本子，递给我。
我接过来。封面上写着“房屋所有权证”，翻开，里面是我的名字：王建国。身份证号对。地址：北京市朝阳区XX小区X号楼X单元XXX室。面积：86.5平方米。
我翻到下一页，又是一本。名字还是我，地址不同。再翻，又是一本。
一本，两本，三本……我数到第十本，手开始抖。
“这些都是复印件，原件在银行保险箱。”姐姐说，“妈临走前交给我的，说等你出来，都给你。”
“为什么……”我嗓子发干，“为什么这么多？”
姐姐看着我，眼神复杂。“你忘了？2002年，爸生病，妈把祖宅卖了，钱给你，让你去买房投资。”
记忆的碎片慢慢拼凑。是，有这回事。2002年，父亲肺癌晚期，家里把祖传的四合院卖了，八十万，在当时是巨款。父亲说，钱给我，让我做点正经事。我那时二十五岁，在工厂当技工，能有什么眼光？有个朋友说买房能赚钱，带我去朝阳区，那里当时还是城乡结合部，一片荒地，楼刚盖好，没人要。一平米三千，我买了十套，花光了所有钱。
朋友说：“你疯了？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我说：“便宜。”
后来呢？后来父亲去世，我伤心，整天喝酒。再后来，2003年，那场改变一切的斗殴。我失手打死了人，进去，二十年。
“那些房子……”姐姐咽了口唾沫，“朝阳区后来成了CBD，房价翻了几十倍。拆迁，补偿，政府又赔了地，又盖楼……妈说，她也不懂，都是开发商找上门，签字，拿新房。二十年下来，像滚雪球，越滚越多。”
我盯着手里的房产证复印件。86平米，十套就是860平米。不，是240套……
“现在值多少钱？”我问，声音飘忽。
姐姐沉默了很久，说：
“妈走之前找人估过，至少……十个亿。”
十个亿。这三个字在空气里飘，像肥皂泡，一碰就碎。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打开窗户。春风灌进来，带着汽车尾气的味道。楼下，那些打太极拳的老人还在慢悠悠地挥手，一个孩子踩着滑板车呼啸而过，女人推着婴儿车小声哼歌。
一切都正常，只有我的世界刚刚颠倒。
“这些房子，现在谁在管？”我问，背对着姐姐。
“妈管到走。之后……是我在管。”姐姐的声音有点虚，“我帮你收租，记账。钱都存在卡里，一分没动。”
我转身看着她。她低着头，手指拧着衣角。这个动作我熟悉，小时候她做错事，就这样。
“姐，”我说，“你有事瞒我。”
她猛地站起来，动作太大，碰倒了茶几上的水杯。玻璃碎裂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炸开。
“我没有！”她声音尖厉，又突然压低，“建国，我是你姐，我会害你吗？”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她。二十年的监狱生活教会我一件事：人在心虚时，眼睛会往右上方瞟。姐姐现在就这样。
电话响了。姐姐像抓到救命稻草，冲过去接。
“喂？哦，李律师……是，他出来了。今天？现在？”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闪烁，“好，我们过去。”
挂了电话，她深吸一口气。
“是妈的律师，说要见你，关于房产的事。”她说，“现在就去。”
我从地上捡起一片玻璃碎片，锋利的边缘在阳光下闪着光。
“走吧。”我说。
下楼时，我又看了一眼这个小区。灰色的楼，密密麻麻的窗户，像无数只眼睛在看着我。
十个亿。二百四十套房。
我的手在裤兜里，握紧了那片玻璃。刺痛传来，让我清醒。
这不是礼物。
是定时炸弹。
第二章 遗产
律师事务所在国贸三期，六十层。电梯上升时，我的耳朵嗡嗡响，像坐飞机。姐姐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只是不停地按手机——那东西她叫“智能机”，手指在上面点点划划，屏幕一亮一灭。
电梯门开了，脚下是能照见人影的大理石地面。前台小姐穿着合身的套装，笑容标准得像个假人。
“请问有预约吗？”
“李建国律师。”姐姐说，声音比平时高半个调。
“这边请。”
走廊两边是玻璃隔断的办公室，里面的人对着电脑，手指飞舞。没人抬头看我们，仿佛我们是透明的。李律师的办公室在尽头，门开着，他站在窗边打电话，西装笔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看见我们，他挂断电话，迎上来。
“王先生，王女士，请坐。”他握手有力，笑容专业，“喝点什么？茶？咖啡？”
“不用了。”我说，在皮质沙发上坐下。太软，人陷进去，不自在。
姐姐坐在我旁边，背挺得笔直。
李律师回到办公桌后，打开一个厚重的文件夹。“那我直入主题。关于王淑芬女士——也就是您母亲——的遗产，需要和二位确认一下。”
他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这是遗产清单，请过目。”
白纸黑字，密密麻麻。我只看到数字：房屋240套，分布于朝阳区12个小区。商铺8间。银行存款：人民币37,652,189.44元。基金、股票……后面的零多得像幻觉。
“这些，”我指着文件，“都是我的？”
“准确说，是您名下的。”李律师扶了扶眼镜，“根据房屋所有权证登记信息，这240套房产的权利人都是王建国，也就是您本人。您母亲只是作为您的代理人，在您失去人身自由期间代为管理。”
“代理人？”
“是的。2004年，您母亲向法院申请成为您的监护人，获得授权处理您名下的所有财产。这是判决书复印件。”他又推过来一份文件。
我看了眼，看不懂那些法律术语，只看到红色的法院公章。
“那我姐……”
“王女士是您母亲指定的共同管理人，在您母亲去世后，继续代为管理财产。”李律师看向姐姐，“这些年的租金收入、房屋维护等事宜，都是王女士在处理。对吗，王女士？”
姐姐点头，嘴唇抿成一条线。“我每个月都给建国写信，告诉他大概情况。”
是，信里写过“家里房子的事你不用操心”，“租金我都存着”。但我以为就是那两间平房的租金，一个月几百块，哪想到……
“我想看看房子。”我说。
李律师和姐姐对视一眼。
“当然可以。”李律师说，“不过王先生，有件事需要提醒您。您名下资产数额巨大，且您刚刚……重获自由，在法律和财务上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我建议您暂时不要对外公开财产状况，以免……”
“以免什么？”
“以免引来不必要的麻烦。”李律师说得很委婉，“毕竟，十个亿不是小数目。”
十个亿。第二次听到这个数字，我还是没实感。在监狱里，一个月工资三十块，十个亿要工作多少年？算不清。
“我要看房子。”我重复。
“好。”李律师站起来，“我陪二位去。”
下楼，李律师开一辆黑色轿车，真皮座椅，有淡淡的香味。车里很安静，只有导航的女声在说话：“前方右转，进入东三环。”
窗外，北京变了样。我记得的北京是自行车、胡同、灰墙灰瓦。现在的北京是玻璃、钢铁、高架桥，车流像彩色河流，看不到头。广告牌上的明星我不认识，大楼上的字我不懂——“CBD”“SKP”“网红打卡地”。
“我们先去观湖国际，那里有您的三十二套房产。”李律师说。
观湖国际。我想起来了，2002年我第一次买房，就是这里。那时不叫这名字，叫“朝阳新村”，周围是农田，楼盖好了卖不出去，开发商急得跳脚。三千一平米，我买了十套，售楼小姐看我的眼神像看傻子。
车进小区时，我认不出了。大门是欧式拱门，有喷泉，有保安敬礼。楼是三十层的塔楼，外立面贴着米色瓷砖，崭新得晃眼。
“这套在十八层，目前出租给一家外企高管。”李律师带我们进电梯，按了十八楼。
电梯里贴着公益广告，还有快递柜的二维码。我盯着那些黑白方块，不知道是什么。
门开了，走廊铺着地毯，踩上去没声音。1806，李律师用钥匙开门。
“租客白天上班，我们看一下就走。”
门开了，一股香气飘出来。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屋里铺着木地板，亮得能照人。客厅大得能跑步，一整面墙是落地窗，窗外是公园，湖面闪着光。沙发是白色的，茶几是玻璃的，墙上挂着抽象画——我看不懂，只觉得颜色很乱。
“这房子……多大？”我问。
“一百四十六平米，三室两厅两卫。”李律师说，“目前月租金三万二。”
三万二。我在监狱里二十年，伙食费一个月三百。
我走到窗边，往下看。汽车像玩具，人像蚂蚁。这么高，掉下去会摔成什么样？
“其他房子也差不多情况。”李律师说，“这个小区您有三十二套，分布在八栋楼里。租客有外籍人士、企业高管、网红主播……租金从两万八到四万不等，平均月租金收入约一百万。”
月收入一百万。我腿有点软，扶住窗台。
“走吧。”我说。
下一站是“银泰中心”，李律师说那里有我的十二套公寓，在五十层以上，能看到故宫。再下一站是“泛海国际”，别墅区，我有八套联排，带花园。再下一站是“星河湾”……
我像个木偶，跟着李律师进电梯，出电梯，看房子。房子有大有小，有豪华有空置，但都一样陌生。这不是家，是商品，是标着价格的方块。
下午四点，我们来到最后一个小区——“阳光上东”。李律师说，这里是我房产最多的地方，六十八套。
“这栋楼，从五层到二十层，每层四户，都是您的。”他指着眼前的高楼。
我抬头看，楼像要倒下来。这么多窗户，这么多门，这么多不属于我的生活。
“我想自己待会儿。”我说。
李律师和姐姐交换了眼神。
“那我们在车上等。”李律师说，“这是这栋楼的钥匙，1502空着，您可以去看看。”
他们走了。我走进楼门，保安看了我一眼——我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头发花白，像个走错地方的农民工。但他没拦我，也许李律师打过招呼。
电梯到十五楼。走廊安静得像坟墓。1502，我开门进去。
空的。没家具，没窗帘，水泥地面，白墙。阳光从大窗户照进来，能看见灰尘在光柱里跳舞。我走到窗边，坐下，背靠着墙。
安静。太安静了。
在监狱里，永远有声音：脚步声、咳嗽声、铁门声、训话声。那种喧嚣成了背景音，突然消失，反而让人心慌。
我掏出房产证复印件，一页页翻。名字都是“王建国”，身份证号一样，照片是二十年前的——年轻，头发乌黑，眼神里有光。现在的我，和照片上判若两人。
十个亿。二百四十套房。
我该高兴吗？该大笑吗？该冲出去喊“我有钱了”吗？
可我笑不出来。我只觉得空，像这房子一样空。
门外有脚步声，停在我门口。钥匙转动的声音。
我站起来，心脏狂跳。谁？
门开了，是个女人，三十多岁，穿着职业装，手里拿着钥匙串。看见我，她愣住了。
“你是谁？”她问，警惕地后退半步。
“我是房主。”我说。
“房主？”她皱眉，上下打量我，“这房子是王建国先生的，我已经预约今天来看房，中介没跟我说有人……”
“我就是王建国。”
她瞪大眼睛。“不可能，王先生我见过，他……”
话没说完，她手机响了。她接起来：“喂？李律师？对，我在1502，可是这里有个人说他是房主……什么？他真是？刚出……哦，好，好。”
挂了电话，她的表情变了，从警惕变成惊讶，又变成一种复杂的表情——混合着好奇、同情，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对不起，王先生，我不知道您今天过来。”她挤出一个职业笑容，“我是房屋管家公司的张晓，负责您在这片区的四十二套房产的租赁维护。李律师让我来跟您对接一下账目。”
她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iPad，点开。“这是过去一年的租金流水，请您过目。”
屏幕上一行行数字，日期，金额，租客姓名。我看得眼花，但有一个数字跳出来：年租金收入，四千三百六十八万。
“这些钱……”我嗓子发干，“在哪里？”
“都存在您名下的银行卡里，由李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监管。”张晓说，“王女士——您姐姐——每月会收到一份报表，大额支出需要她签字。不过现在您出来了，监管应该会解除。”
我想起姐姐躲闪的眼神。
“我姐姐，”我问，“她动过这些钱吗？”
张晓顿了顿。“具体账目需要问李律师。我只负责收租和维护，不管支出。”
但她刚才的停顿，已经说明问题。
“王先生，”张晓收起iPad，“有件事，李律师可能还没跟您说。您名下这些房产，虽然价值很高，但大部分都有抵押。”
“抵押？”
“是的。2008年金融危机，房价下跌，您母亲用部分房产做抵押，贷款投资了其他项目。后来房价上涨，贷款还了一部分，但2015年又贷了一笔，用于……用于您外甥女出国留学，和您姐夫的公司周转。”
我脑子嗡嗡响。“贷了多少？”
“目前还在抵押的房产有一百二十套，贷款余额约……”她看了看屏幕，“两亿四千万。”
两亿四千万。数字一个接一个，像重锤砸下来。
“还有，”张晓压低声音，“最近有开发商想收购这片区，建商业综合体。他们联系过我，问您愿不愿意整体出售，价格可以谈，至少……”她凑近一点，“十二个亿。”
十二个亿。还掉贷款，还有近十亿。
“谁联系的你？”
“开发商的代表，姓赵。”张晓说，“他很急，说这个月内必须决定，否则他们就找其他地块。”
“我考虑考虑。”
张晓点点头，递给我一张名片。“有需要随时联系我。另外……”她犹豫了一下，“王先生，您刚出来，可能不太了解现在的市场。这么多房产，是福也是祸，您……多小心。”
她走了，高跟鞋的声音在走廊里回荡，渐渐消失。
我坐回地上，看着窗外的夕阳。天空从橙红变成暗紫，城市的灯光一点点亮起来，像倒过来的星空。
十个亿。二百四十套房。两亿四千万贷款。开发商急着收购。
还有姐姐躲闪的眼神。
这一切，像个漩涡，我刚出来，就被卷进去。
手机响了——姐姐出门前塞给我的，说“有事好联系”。我接起来，是个陌生号码。
“喂，是王建国先生吗？”男人的声音，很热情。
“我是。”
“王先生您好！我是长河集团的赵明，听说您出来了，想跟您谈谈房产收购的事，您看什么时候方便……”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我问。
对方顿了顿。“这个……朋友介绍的。王先生，价格好商量，十二亿是起步，我们可以谈到十三亿，现金交易，税我们承担，您净得……”
“我再联系你。”我挂断电话。
手心全是汗。
天完全黑了。我站起来，腿麻了，一瘸一拐地走到窗边。楼下，车灯汇成流动的河，人们匆匆回家，回到那些亮着灯的格子里。
那些格子里，有多少是我的？
我不知道。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姐姐。
“建国，你在哪儿？这么晚了，回家吃饭吧。”
“姐，”我问，“妈留下的那些钱，你用了多少？”
电话那头，沉默。
长长的，让人窒息的沉默。
第三章 漩涡
姐姐的沉默持续了大概十秒，但感觉像十分钟。
“建国，”她终于开口，声音发紧，“你先回来，我们当面说。”
“用了多少？”我重复。
“……回家说，好吗？”她声音里带着恳求。
我挂断电话。
电梯下行时，我看着镜面墙壁里的自己：花白头发，深陷的眼窝，不合身的衣服。这是个刚出狱的囚犯，不像有十个亿的富翁。也许在别人眼里，我只是个走了狗屎运的疯子。
李律师的车还停在楼下，他站在车边抽烟，看见我，掐灭烟头走过来。
“王先生，我送您回去？”
“不用，我打车。”
“这里不好打车，还是我送吧。”他拉开车门。
我犹豫了一下，上车。姐姐坐在后座，低着头，手指绞在一起。
车开动了，没人说话。收音机里放着轻音乐，温柔得刺耳。
“王女士，”李律师从后视镜看姐姐，“有些事，还是说开比较好。”
姐姐猛地抬头。“李律师，这是我们家的事。”
“但现在也涉及到法律问题。”李律师语气平静，“王先生是财产所有人，他有知情权。”
我看着窗外。霓虹灯掠过，在玻璃上拖出彩色的光带。
“建国，”姐姐的声音在颤抖，“妈走之前，确实交代过，那些钱不能动，要等你出来。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你姐夫厂子倒闭，欠了债，债主找上门，说不还钱就砍他手。小薇要出国，学费一年几十万，我实在没办法……”她语速越来越快，像憋了很久，“我就借了一点，真的，就一点，想着等你出来前还上……”
“一点是多少？”我问。
姐姐不说话了。
“三千六百万。”李律师替她回答。
我转过头，看着姐姐。她脸色惨白，嘴唇哆嗦。
“其中两千万用于你姐夫的公司债务，一千万用于你外甥女在英国的学费和生活费，六百万……”李律师顿了顿，“用于购买他们现在住的房子，以及一辆车。”
三千六百万。一点。
我想笑，但笑不出来。在监狱里，为了五块钱，有人能打破头。三千六百万，能买多少条命？
“还有，”李律师继续说，“您母亲在世时，以您的名义为亲戚朋友担保过几笔贷款，总额约八百万。目前这些贷款均已逾期，银行可能会向您追偿。”
“担保？”我没听过这个词。
“就是如果借钱的人还不上，您来还。”
“谁借的？”
“您舅舅家的表弟，做生意的，赔了，人跑了。还有您姨妈家的女婿，炒股亏了……”李律师翻了翻文件夹，“总共五笔，涉及四位亲戚。”
亲戚。母亲信里提过，舅舅姨妈常来探望，带水果，陪她聊天。原来是盯着这些钱。
“所以，”我总结，“我现在有十个亿的房产，但欠银行两亿四，被姐姐用了三千六百万，还有八百万亲戚的烂账等着我还。对吗？”
李律师点头。“基本是这样。不过房产价值是市场估值，实际变现需要时间，而且如果急于出手，价格会打折扣。”
“如果现在卖，我能拿到多少？”
“扣除贷款、税费、姐姐挪用的部分以及可能产生的违约金，保守估计……五亿左右。”
五亿。从十亿到五亿，像坐过山车。
“建国，对不起，”姐姐哭了，眼泪掉下来，“我真的没办法，你姐夫他……”
“别说了。”我打断她。
车停了，到姐姐家楼下。我下车，没等她，径直上楼。
回到家，姐夫坐在沙发上，电视开着，他在看球赛。见我进来，他站起来，搓着手。
“建国回来了，吃饭没？让你姐热热菜。”
我没理他，走进客房——姐姐给我准备的房间，关上门。
门外传来压低声音的争吵。
“你跟他说了？”姐夫的声音。
“说了……他都知道了……”
“知道就知道！怎么了，这钱本来就有咱家一份！妈生病谁照顾的？二十年谁跑前跑后的？现在他出来了就想全拿走？没门！”
“你小声点！”
“我小声什么！我就要让他听见！没有我们，那些房子早被亲戚骗光了！现在倒好，成我们不是人了？”
我靠在门上，慢慢滑坐到地上。
二十年前，我不是坏人。我在工厂是技术骨干，师傅说我有天赋。我喜欢厂里会计室的姑娘，她扎马尾辫，笑起来有酒窝。我攒了三个月工资，给她买了条裙子，她没收，说“太贵了”。后来我出事，她来探监一次，哭成泪人，说“我等你”。第五年，她嫁人了。第十年，她有了孩子。第十五年，她不再来。
我不是坏人，我只是运气不好。那天晚上，我喝多了，跟人起争执，推了一把，那人后脑勺撞到马路牙子，死了。过失致人死亡，二十年。我没想杀他，真的。
可人死了，说什么都晚了。
现在，我有了十个亿，却比在监狱里更难受。在监狱里，我知道自己是谁：囚犯编号5478，刑期二十年。现在呢？我是谁？一个突然暴富的刑满释放人员？一个被亲人欺骗的傻瓜？一个手握金山却不知如何是好的迷路者？
手机震动。陌生号码，还是那个赵明。
“王先生，考虑得怎么样？价格可以再谈，十三亿五，怎么样？这绝对是市场最高价了！”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我又问。
“这个……王女士给我的。”
姐姐给的。她等不及了，想让我卖掉，好填补亏空？
“我需要时间考虑。”
“王先生，时间不等人啊。这块地好多人都盯着，您不卖，别人就卖了。这样，我再加五千万，十四亿，一口价！您明天给我答复，行不行？”
“明天？”
“就明天！过了明天，这机会就没了！”
我挂断电话，关机。
夜深了，我躺在陌生的床上，睡不着。窗外有光污染，天空是暗红色的，看不到星星。我想起监狱里的夜空，高墙上的探照灯划过，偶尔能看到一两颗星，很模糊，但确实存在。
现在，星星没了，只有无穷无尽的灯光，和无穷无尽的麻烦。
凌晨三点，我起床，悄悄出门。小区里静悄悄的，只有路灯亮着。我走到街上，漫无目的地走。
街角有家便利店还开着，我走进去。店员是个小姑娘，趴在柜台上打瞌睡。冰柜里有啤酒，我拿了两罐，付钱——用姐姐给的一百块，找回一把零钱。
坐在马路牙子上，我拉开啤酒。泡沫涌出来，流到手上，冰凉。喝了一口，苦涩，但熟悉。二十年没喝了。
“哥们，借个火？”
一个流浪汉蹲在我旁边，胡子拉碴，裹着破军大衣。我摇头，我不抽烟。
“这么晚不睡，有心事？”他自来熟，也掏出罐啤酒——不知从哪捡的，牌子和我的一样。
“嗯。”
“为啥？失恋了？失业了？”他灌了口酒，“嗨，这年头，谁没点烦心事。我当年也风光过，开饭店，开连锁，后来……后来赔了，老婆跑了，房子没了。现在这样，挺好，自由。”
他咧嘴笑，缺了颗门牙。
“你说，”我问，“如果你突然有十个亿，你会怎么办？”
流浪汉瞪大眼睛，然后哈哈大笑，笑得直咳嗽。“十个亿？那我先买栋别墅，不，买栋楼！然后雇十个保姆，天天伺候我！再然后……再然后我就跑，跑到没人认识我的地方，怕人惦记啊。”
怕人惦记。他说到点子上了。
“不过啊，”流浪汉又灌了口酒，“钱这东西，多了是祸。你看那些有钱人，哪个睡得好觉？怕被偷，怕被抢，怕被绑架，怕孩子学坏。不像我，倒头就睡，天塌了当被盖。”
他把空罐子捏扁，扔进垃圾桶，晃晃悠悠站起来。
“走了哥们，祝你发财，也祝你睡个好觉。”
他走了，哼着不成调的歌，消失在夜色里。
我坐在那儿，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
手机开机，几十条未接来电，姐姐的，李律师的，还有陌生号码。短信一堆，最后一条是赵明发的：“王先生，上午十点，我在国贸大酒店咖啡厅等您，不见不散。十四亿五，这是我最后的报价。”
十四亿五。比昨天又涨了五千万。
他不是急，他是慌。为什么慌？
我站起来，腿麻了，一瘸一拐往回走。路过报亭，早报送来了，头版标题：“朝阳区最后一块黄金地块花落谁家？长河集团或成最大赢家。”
长河集团。赵明。
我买了一份报纸，边走边看。文章说，朝阳区某地块规划调整，将建大型商业综合体，地价飙升。几家开发商在争，长河集团最有希望，但该地块产权分散，需要所有业主同意出售……
我翻到第二版，有一小块示意图。虽然没标具体位置，但我认出来了——那是我的二百四十套房所在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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