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到29日，2025年度上海—台北双城论坛在上海举行。原本安排在9月的活动，因为赖清德当局的介入被拖到了年底。时间被压缩到两天，本身就容易引发外界关注，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这次行程的变化，又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关注。
人已经到了上海，却传出28日当天就要往返台北，和原先外界预期的两天行程明显不一致。既然已经启程前往上海，却不在当地过夜，这样的安排自然引出了更多猜测。
双城论坛向来不只是单纯的城市交流，只要岛内政治气氛一紧，它很容易被卷进更复杂的讨论之中。台北市议会里，民进党籍议员对蒋万安的质疑早已形成固定模式，这次也不例外。他们不断把焦点放在所谓“主体性”上，要求蒋万安用“台独”的立场来对待双城论坛，不能在态度上留下任何被解读的空间。
蒋万安心里也清楚，完全缺席会被指责破坏两岸关系，但如果在上海停留时间过长、表现得过于积极，又很容易被对手当成攻击素材。在这种两面挤压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有去，但不多留”的方式，希望在出席与回避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只是，这种看似折中的处理方式，并没有真的让争议消失。行程被刻意压缩后，反而更容易被解读成精心计算的结果。对赖清德来说，这样的效果并不坏：交流没有被彻底挡下，却被包裹进更多政治意味之中，原本应该聚焦城市事务的论坛，也被迫承载了更重的政治负担。
事情走到这里，焦点已经不只是蒋万安待多久的问题，而是开始指向更深一层的方向。如果连国民党阵营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在两岸问题上都表现得如此犹疑，那么统一议题迟早会被摆到无法回避的位置。
主动谈统一，和在外部压力下被动走向统一，两种路径所能争取到的条件并不相同，这一点在岛内并非没有共识。统派政党之所以反复强调和平统一，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在尚有谈判空间的时候争取选择权，比等到空间被挤压殆尽时再被迫接受结果，对台湾社会显然更有利。
对此，蒋万安本人对外给出的解释，是12月19日台北捷运随机杀人案发生后，需要在跨年期间留在台北坐镇，以确保市民安全。这个说法乍听之下强调的是责任，但放到具体时间点来看，却难免让人产生疑问。28日晚并非跨年夜，距离跨年仍有两晚时间；而市长要确保治安，通常是通过警力调度与应变机制来完成，并不需要以“本人必须留守”为前提。
再加上随机杀人案曝光后，台北已经成为警方重点布防区域，社会关注度与警力密度都处在高位，仅以“要坐镇”为理由来解释当天往返，解释力显然有限。
台湾两岸问题学者赵春山的判断是，即便国民党在2026与2028年赢得选举，也必须对统一给出清楚回应；如果迟迟无法交代，大陆不太可能无限期等待。岛内政治可以暂时拖延议题，但时间本身并不会因此停下脚步。
把时间再往前推，就更容易看清这次“快闪上海”是如何一步步被推出来的。大罢免刚结束时，蒋万安就有意带队前往上海参加双城论坛。当时的社会氛围并不排斥交流，民进党刚经历挫败，国民党士气回升，讨论焦点也更容易回到民生层面。
但赖清德并没有放行的打算，台劳动部门、陆委会、内政部门相继设置程序与审查障碍，使得台北与上海已经谈妥的安排被否决，台北市只能重新提出申请。这样一来一回，论坛时间被整整推迟了三个月，最终才勉强挤到12月底举行。
即便到了最后阶段，阻力依然存在。论坛被压缩在两天之内，本就更容易被赋予政治解读；蒋万安在议会压力与两岸关系之间反复权衡，又选择以缩短停留时间来降低风险，结果反而让行程本身成为焦点。
事情走到这一步，论坛的意义早已不只取决于会场内讨论了什么，更取决于岛内政治如何解读、如何操作。当天往返的安排，看似只是一次行程调整，背后却是多重拉扯后的产物：交流被拖延、压力被叠加、动作被放大，最终让每一个细节都难以单纯用城市交流的逻辑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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