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碑刻博物馆内，林立着一座座工商业碑刻。碑文虽已斑驳，却依稀能看到明清时期一场场商旅纠纷的调解状况。这类碑刻如同古代江南商业秩序的“活化石”，见证着当时的官府和商民为保障市井繁荣所付出的努力。将各篇碑文串联起来，便能想象出这样一幅江南胜景：河上舟楫船户与桥上车马脚夫交叠如织，满载稻米、木料、布匹的货船穿梭于纵横交错的水陆运立体网络。山塘河畔的菜农正将新摘的瓜果搬上驳船，胥门外的牙行伙计忙着登记货单，南来北往的客商在枫桥米市讨价还价。偶尔，漕运官船与民船因水道拥挤稍有摩擦，却总有埠头出面协调，或见官府立碑明示“客货商船，任其自投”，以化解纷争。这片以大运河为动脉、密布河湖与桥梁为毛细血管的运输网络，不仅是古代物资流转的重要通道，还凝聚了对市场秩序的维护智慧。重读这些碑刻中的舟车之影，仿佛仍能听到江南市井中往来的桨声与吆喝声，亦能触摸到那段以水流为纸、以舟楫为笔写就的繁盛史诗。
「米船与脚夫」
清晨的枫桥码头上，薄雾还未散尽，一艘艘满载稻米、从长江顺流而来的船缓缓靠岸。船头站着的几位湖广客商头戴斗笠，每年会沿着“黄金水道”将湖南、湖北的稻米运至苏州。正如嘉庆年间的碑刻所载：“苏省之流通，全赖楚船之转运。”他们中有的“自船自本”，拥有整支船队；有的则“揽写客载”，专司运输。当米船驶入运河，两岸渐次出现粉墙黛瓦，船夫们便知道，江南到了。
米市最热闹处，总能看到一群特殊的身影——斛手。他们手持一种被称为“木斛”的量米容器，衣襟上沾着碎米，站在米堆旁如同匠人般审视自己的作品。嘉庆十七年的一块碑文记录了一则有趣细节：此前，楚商在出发时就已将“斛力米五合”交给船夫代付给斛手；后来，苏州官府规定需由米客“自行将银发给斛手”。这一看似微小的变化，实则透露出市场规范的精细化。斛手每量一石米仅得八厘银，虽不及牙行佣金，却因专司米粮计量而形成独特行当。他们的存在，让“米谷过斛，银货两讫”成为可能。
在米行与脚夫之间，牙行扮演着巧妙的调和者角色。道光年间，吴县汪永吉米行曾自建搬运团队，让本行工人挑米送货。这一举动牵动了当地码头脚夫的生计，故牙行想出每运一石米便“贴给盘户每石两文”的两全之策。一点微薄的补贴，既保全了脚夫的颜面，又维系了行业和谐。“以利为和”的智慧，恰似苏州评弹里的唱词那样：“让三分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黄昏时分，枫桥米市迎来一天中最生动的光景——新到的米船飘着炊烟，斛手们借着最后的天光清点米堆，牙行伙计举着账本穿梭其间。远处传来糕团铺子的叫卖声，混着米香飘过拱桥。偶有漕运官船经过，船夫们会暂时收桨，看着这“舟楫塞港，灯火彻夜”的人间烟火。
「木料与布匹」
枫桥米市的炊烟还未散尽，苏州齐门码头上已飘来阵阵木香。一个个巨大的木簰顺着新安江的碧波缓缓而下，簰上站着头戴瓜皮帽的徽州商人。这些木料来自浙西的深山，要在江南的水乡泽国里变成亭台楼阁、画舫民居。乾隆年间的碑刻生动记载着“木系簰夫撑运”的景象——那些被称作“簰夫”的撑筏人，个个是识水性的好手。他们喊着号子，用长篙轻点，巨大的木簰便如游鱼般灵巧地转过河湾。
每到齐门，簰夫便要把木簰扎成更小的筏子，好挤进城内密如蛛网的水巷。这时，牙行伙计早已候在岸边，手里拿着清单，一面对照木料成色，一面安排簰夫把木材运往不同作坊。偶有漕运官船经过，簰夫也不慌忙，只是暂时靠边停泊，等那插着龙旗的船队威风凛凛地驶过，再继续他们的行程。康熙元年的碑文明文记载过这种“漕艘与木簰各安其道”的智慧——官府特意立碑明确停泊界线，让官民运输相得益彰。
与此同时，嘉定娄塘镇的布码头正上演另一番热闹。这里虽是“弹丸之地”，却因“所产木棉布匹倍于他镇”，被誉为“花布码头”。每天清晨，数百艘布船在晨雾中靠岸，船上满载着月白布、青花布、毛蓝布，在朝阳下泛着柔和的光泽。据康熙年间的碑刻记载，这里每年往来布船“动以百计”，布匹交易“岁必万余”。
布匹的流转，离不开一个特殊角色——埠头。埠头不同于寻常牙行，他们更像是水上的“总调度”。明代万历年间形成了这样一个惯例：让埠头肩负起为官府调度船只的职责，同时也管理民间的布匹运输。他们手拿算盘，腰挂一串木牌，哪艘船该装什么布、发往何处都在木牌上一目了然。自从康熙年间立碑规范埠头职责后，运河上便少了争抢航道的纷扰。即使偶有漕运官船经过，船户也学会了错时避让，在等待时交换两地物产消息。
「秩序与智慧」
江南水运网络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承载米粮、布匹等大宗货流，更在于其能够渗透至市井生活细微处，将海味、腌腊、瓜果等小宗商品也纳入高效流转的体系中。小宗贸易虽利薄量散，却经由一套民间自发形成、官府引导规范而成的秩序维系着市井活力。
在交易规模有限的海味土产行业，由于客商分散，牙行间竞争激烈，有时会引发无序争抢。天启七年的碑文就记载，有牙户会派人中途拦截运送海蜇、鱼鳖等货的客船，甚至发生围抢货物的情况，导致客商受损。面对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官府出面立碑明令禁止，强调“凡客货商船，任其自投”，不仅保障了异地客商的经营安全，也维护了这些小宗特产贸易的畅通。
对于关乎日常民生的蔬菜瓜果市场，官府干预则体现出对底层生计的体恤。雍正年间，由于牙帖（牙行经营许可证）发放过多，一些地方出现了牙行对菜贩甚至对肩挑手提的农民强行抽佣现象。有鉴于此，朝廷正式决定将牙帖发放权收归省级布政使司统一管理，并明令取缔不必要的牙行。雍正九年的碑刻还明确规定，对于外地客商或本地农户成船装载的蔬菜瓜果，可听其自愿投牙发卖；对于本地邻近种植、仅靠“肩挑背负，沿街叫卖”的小贩，则严禁牙行介入“喝价取用”。这一政策精准地区分了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交易，有效遏制了对小本经营者的盘剥。
在小宗货物的搬运环节，生存着更为活跃的陆运脚夫与水运驳船户群体。他们不属于任何单一行业，而专注于为市场众多小宗货物提供共享运输服务。乾隆年间的碑刻揭示，货物到达牙行后，“上秤、盘厫、归栈”等入库环节由脚夫负责，“近则扛运，远则载送”则主要由驳船户承接。这种基于“各按生业”惯例的自然分工，体现了江南民间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协作智慧。
当然，脚夫与船户之间也会因揽活范围等发生纠纷，但最终的解决方式并非恶性竞争，而是经由牙行公议、官府立碑确认，将各自的职责范围制度化，从而保障零散货物也能顺畅转运。这些在长期协作与摩擦中萌生出来的行业保护意识，展现了商品经济的能动性，为维持江南商业毛细血管的微循环注入了活力。
「重建与韧性」
太平天国运动后，苏州丝织业重建时，丝织业商人展现出了互帮互助的主观能动性。
同治九年，部分丝行率先复业，推动“整顿行业规条”，并得到同业积极响应。为应对牙行商人失业问题，还创新设立“经伙”与“经纪”岗位：经伙在行帮理，经纪在外招揽。这一安排既为失业者提供了生计，又维系了行业情谊。为确保可靠性，明确要求欲作经纪者必须“取信实可靠”，且需由本业中人担保画押，打造出一套颇为规范的准入制度。
一些失业者因故参与到对往来客商的勒索中，导致丝织运输路径上出现了“白拉拦截，蠹害无穷”乱象。随着丝业重建，行业内通过吸纳失业牙商、强化担保制度等举措，有效制止和逐渐消除了牙商与白拉集团的合流。至光绪年间，江南水运网络重现“舟楫塞港”的繁忙景象，见证了江南商业网络的韧性。此时的江南水运网络不仅是物资流通的通道，更成为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纽带。这种基于实践智慧的自我调节能力，是江南商业文化深厚底蕴的生动体现。
总之，运粮船的欸乃桨声、木簰夫的号子、布码头的喧哗，这些声音交织成江南的繁盛乐章。这种“流水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的智慧，让江南市镇在岁月变迁中得以保持生机与活力。那些记载着“永禁诈索”的碑刻已被珍藏在博物馆，其中蕴含的公平交易、互利共赢的商业伦理在今日长三角的经济血脉中流淌。正如运河之水千年不息，这份厚重又灵动的商业精魂在助力新时代舟船扬帆起航，续写古闸新舟相映成趣新篇章。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访问学者钱晟）
原标题：《学林随笔｜江南碑刻中的舟车之影》
栏目主编：王多
本文作者：钱晟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曹立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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