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沪江大学首届毕业典礼上，郑章成接过毕业证书，从此与母校结下一生羁绊。作为沪江首届毕业生，他带着母校培育的学识与信念远渡重洋深造，归来后始终以母校发展为己任。从奠基学科到深化管理，从战乱护校到复校建设，他用一生的坚守与耕耘，诠释了对沪江最赤诚的报效之心。
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郑章成的故事。
郑章成
郑章成（1885—1963），福建闽侯人，1906年从宁波教会学校斐迪学堂毕业，后进入浙江江山中学执教。1909年，上海浸会大学堂（沪江大学前身，不念）正式开始招生，他成为首批录取的4名大学生之一。
沪江首届毕业生邬志坚和郑章成（右）
1913年，沪江大学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郑章成与邬志坚成为首届大学毕业生。
在校期间，郑章成创办学生综合性刊物《天籁》，英文名为The Voice。《天籁》先后更名为《天籁报》《沪江大学月刊》《沪大天籁》等。
《天籁》
郑章成担任天籁报社首任社长，阐释“天籁”即“the voice of the people”之意。《天籁》为中英文合刊，出版经费自筹，抗战全面爆发后一度停刊，1949年复刊。作为记录校园生活与学术研究的重要载体，《天籁》刊登了诸多丰富多彩的校园纪实和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学术文章，广受社会认可。
从沪江大学毕业后，郑章成赴美国布朗大学深造。1915年，他获哲学学士学位，随后进入研究院深耕生物学及公共卫生专业，1916年取得科学硕士学位。之后，他转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生物学和公共卫生，1919年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于1921年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获得学术界认可。留美期间，郑章成始终保持务实钻研的态度，时常利用休假时间拓展学识与实践研究。他曾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天文与地质学，在佛蒙特大学研究社会学，还在海滨生物研究所参与研究工作。
1919年，沪江大学第三任校长魏馥兰向郑章成发出邀请，聘请他回国担任母校教授。郑章成也由此成为沪江大学首位受过西式教育的华人教授。上任后，郑章成立即着手筹备设立生物学系，次年升任副校长。理科发展离不开优质的实验室条件。
科学馆
经过多年精心筹划与募款，沪江大学于1921年建成科学馆，不仅馆舍为“国内仅见之建筑物”，实验设备也达到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水平，其中第二层为生物部，为学校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郑章成不断充实生物学系的教学设备，创立博物院，多次走访各地搜集标本。他还在生物系重点打造医学预科方向的学科，让学生毕业后可直接升入医学院正科深造。
在教学中，郑章成秉持因材施教的理念，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讲授血液循环的相关内容时，他会在黑板上用四个方格代表心房和心室，再标注血管，帮助学生理解动脉与静脉的概念及血液循环路径。课后，他要求学生用土豆雕刻心脏并染上红蓝两色，搭配马粪纸剪裁的人体模型，将心脏嵌入其中，用红蓝笔描绘血管走向，通过实践操作巩固课堂知识。
沪江1927届毕业生、著名儿科专家苏祖斐在回忆中写道：“他（郑章成，不念）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是一位慈祥的长者。我初入沪江大学时，英文基础薄弱，遇到看不懂的教本，虽是星期天求教，也问无不答。生物学是医预科的一门重要课程。由于郑教授的循循善诱，引起了我对医学的兴趣和热爱。”
1926年，郑章成再度前往美国耶鲁大学，专注于研究公共卫生及细菌学。1929年，沪江大学大学部正式获批立案，分设文、理、商三学院，郑章成出任理学院院长，兼任生物系系主任。1936年，沪江大学举行建校三十周年庆典，他撰写《沪大理科之回顾与前瞻》一文，回顾学校理科发展历程，提出大学研究科学应秉持四种使命：扩张眼界、启发智能；善用科学方法；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人类日常生活；不以功利为唯一目的开展科学研究。
抗战爆发前，在郑章成的带领下，沪江大学生物系汇聚了陈兴国、刘廷蔚、王宗清等一批留美归国博士在内的优秀师资。他进一步扩展生物系的培养方向，在原有为医科和农科提供生物学基础教育的基础上，新增渔业、公共卫生和工业生物学相关训练。他明确提出，生物系应“保持课程的高学术水准，鼓励教师从事一定的研究工作，强调实验室技术的精确，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造性思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沪江大学遭日军侵占，被作为兵营，大学本部被迫迁至城中区商学院，与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联合组成教会联合大学。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租界被日寇占领。次年1月，沪江校董会决议停办学校，以免被国民政府视为投敌。危急时刻，沪江大学校友挺身而出，决定由上海沪江同学会牵头组织新校，保存教育火种。1942年春季学期，沪江书院在真光大楼正式开学，朱博泉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兼院长，郑章成任院务主任主持日常院务，林卓然任教务主任。
郑章成为《沪江年刊》题词
1944年春，朱博泉辞去院长职务，郑章成接任院长。他公开表示：“为了保证教学的高质量，对旧教育政策毫无更改的打算，所以在教育方案上，无论是系科还是学分，都完全遵照老的规矩。”在他的带领下，沪江书院虽身处敌伪统治的险恶环境，面临财政紧张、师资短缺的困境，却始终坚守原有的学科布局，教职员配置与开设课程一仍旧贯，秉持量入为出的原则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生学业。书院的化学和商科凭借鲜明的职业化特色吸引了大批学生，成功保存了“沪江火种”。
抗日战争胜利后，沪江大学正式复校，1946年2月迁回军工路原校址。1946年至1951年间，郑章成再次出任理学院院长并兼任生物系系主任。他在沪大同学会创办的校刊《校讯》上发表《复员后的本校理学院（附表）》《沪大四十年后顾与前瞻》等多篇文章，为学校恢复学科建设、稳固发展根基建言献策。
1950年，郑章成、余日宣、郑世察一同列席新中国成立后的沪江大学校董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修改校董会章程与重新厘定办学方针的决议。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沪江大学理学院的生物系、化学系和文学院的中文系、外文系、社会学系并至复旦大学，郑章成随之成为复旦大学微生物学教授。
沪江大学校门
1963年，郑章成因病逝世。沪江书院成立之初，他曾坚定宣称，办学的初衷是“保存火种，直到母校回来”。如今，他题写的“沪江大学”四字，依然矗立在上海理工大学军工路516号校门口，见证着那段坚守与传承的岁月。
郑章成的一生，与沪江大学的发展紧密相连。他既是沪江大学培育的首届英才，也是母校教育事业的建设者与守护者。他深耕生物学教学与科研，为国家培育专业人才，在战乱中坚守教育初心、延续学术火种，用学识、责任与坚守，在近代中国教育与科研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文字：肖琳琳（上海理工大学）
编辑：陈露
资料：区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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