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主方敏女士，新年好。”
电梯门开了。
屏幕上是物业的春节祝福，红底金字，一行一行往上滚。
“翡翠湾7栋2单元1801室业主方敏女士，恭祝您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我愣在原地。
业主。
方敏。
我叫方敏。
但这房子，不是一直都是我婆婆的吗？
楼上传来声音——
“方敏！菜都凉了！你在底下磨蹭什么呢！”
我抬头。
十八楼的声音从楼道里一路砸下来。
我没动。
电梯屏幕还亮着。
“业主方敏女士。”
除夕夜。
年三十的晚上，全城都在放烟花。
我站在电梯里，看着那行字，手指发凉。
业主方敏。
不是钱桂芬。
不是周建国。
是方敏。
我。
电梯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传感器捕捉到有人，一直不走。
“方敏！你到底在不在下面！上来！”
婆婆的声音又砸下来了。
我按了18楼。
电梯往上走。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搞错了吧。物业系统搞错了。
这房子是婆婆的。
2016年搬进来的时候，婆婆说的：“这房子我掏钱买的，五百万，我这辈子攒的钱全搁这儿了。你们住着，要感恩。”
八年了。
我在这个房子里做了八年的饭，拖了八年的地，洗了八年的碗。
每个月交三千块“房租”给婆婆。
她收钱的时候理直气壮：“住我的房子，意思意思不过分吧？”
我没觉得过分。
我一直觉得，住人家的房子，就是矮一头。
电梯到了。
门开了。
婆婆站在门口。
围裙没系，手插在腰上。
“让你下去拿个快递，半个小时。年夜饭你不吃了？”
我看着她。
她六十三岁。烫了小卷发，穿了件新的暗红色外套，大年三十嘛，要体面。
她?ū1看起来像这个家的主人。
八年了，她一直是这个家的主人。
“妈，”我张了张嘴，“物业系统上——”
“什么物业系统？先吃饭！建民他们在桌上等着呢。快！”
她转身走了。
那个“业主方敏”被她的声音盖过去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拎着快递。
里面传来热闹的声音。小叔子周建民一家三口来过年，桂芬高兴，一大早就催我去买菜。
鱼是我杀的。
排骨是我炖的。
年糕是我蒸的。
十二个菜。
一个人做的。
我换了拖鞋进门。
十二个菜摆了满满一桌，红的绿的，热气腾腾。
小叔子媳妇赵丽坐在沙发上嗑瓜子。
小叔子在看春晚。
我老公周建国在给他妈倒饮料。
没有一个人在厨房。
“快坐下，凉了就不好吃了，”婆婆招呼小叔子一家，“来来来，建民，尝尝这个排骨，炖了三个小时呢。”
炖了三个小时。
是我炖的三个小时。
但这句话里没有“我”。
“嫂子手艺真好，”赵丽嗑着瓜子说了一句。
婆婆接话：“她闲着也是闲着，做个饭还不是应该的？住我的房子，让她干点活怎么了？”
赵丽笑了笑，没接。
我坐下来。
筷子拿起来，又放下。
业主方敏。
那几个字在我脑子里转。
婆婆在给建民夹鱼，给赵丽的孩子倒果汁，嘴上说着“多吃多吃”。
我老公坐在我旁边，低头吃饭，什么都没说。
他从来什么都不说。
我结婚八年，从来没听他在他妈面前帮我说过一句话。
不是因为不爱。
是因为没必要。
在他看来，他妈说的都对。
他妈的房子，他妈的规矩。
我看了一眼客厅墙上的全家福。去年春节拍的，我站在最右边，靠着门框。裁掉刚好。
一个念头冒出来——
如果物业没搞错呢？
如果这个房子真的是我的呢？
那我这八年——
“方敏，愣什么呢？帮我盛碗汤。”
婆婆的声音把我拽回来。
我站起来。
走进厨房。
汤锅还在灶上。
我拿起汤勺。
手在抖。
不是因为烫。
想说清楚这八年，其实用不着什么大事。
全是小事。
小到说出来别人会觉得我“太敏感了”。
搬进来那天，婆婆就定了规矩。
“这房子五百万买的，我这辈子的积蓄。你们住着，但有些事得说清楚。”
我以为她要说房产分配。
她拿出一张A4纸。
上面写着：
每月交房租3000元；
不许钉钉子挂画；
不许换窗帘；
不许养宠物；
家里来客人要提前报备；
空调温度不能超过26度。
我当时笑了。
我以为她在开玩笑。
周建国拉了一下我的袖子。
他说：“我妈的房子，就听她的吧。”
从那天起，我在这个家就不是“主人”。
我是“住客”。
第一年，我想在卧室墙上挂一幅画。
婆婆进来看了一眼：“钉子打进去，墙就毁了。这墙一平方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把画收起来了。
第三年，厨房的橱柜门坏了，关不严，油烟往外跑。
我自己掏钱换了一套新橱柜。一万二。
婆婆第二天跟邻居说：“我刚花了一万多把厨房重新装了，这房子我可没少投钱。”
我在旁边站着。
没吭声。
第五年，小叔子周建民结婚，带着媳妇赵丽来住了两个月。
两个月。
四个人的饭我做。四个人的碗我洗。四个人的衣服我不洗——但我得收。
赵丽不交房租。
我问过一次。
婆婆说：“建民是我亲儿子，住自己妈的房子还要交钱？你跟他能一样吗？”
我跟他不一样。
我是外人。
外人住这个房子，每月三千，做饭洗碗拖地，不能钉钉子，不能换窗帘，不能开超过26度的空调。
亲儿子住这个房子，吃现成的，住现成的，一分不掏，理所当然。
八年，我交了多少房租？
我没算过。
不敢算。
算了就会发现自己有多蠢。
有一次，我在拖地。
婆婆在沙发上看电视。
我拖到她脚边，她抬了一下脚，没看我，继续看电视。
我绕过去，继续拖。
地板很亮。
我能看到自己映在里面的影子。
弯着腰。
拎着拖把。
像个保姆。
拖完了。我把拖把洗干净，放回阳台。
换了双拖鞋。
继续擦厨房台面。
那天晚上，周建国回来了。
我跟他说：“今天拖了三个小时的地，你妈一句话都没说。”
他说：“她不说就是没意见，你想多了。”
我没再说。
还有一件事。
去年十月，我的一箱书——大学时候的课本，毕业证，还有我爸生前给我写的几封信——被婆婆从储藏间清了出来。
扔了。
我回来的时候，垃圾已经被收走了。
“储藏间太乱了，”婆婆说，“我的房子，东西该扔就扔。你那一箱破烂占了一个角，碍事。”
我爸的信。
他去世五年了。
那些信是他生病住院的时候写的。一共七封，一周一封。最后一封没写完。
全扔了。
我蹲在储藏间门口。
没哭。
我已经不怎么会哭了。
周建国说：“你再买个箱子放别处吧。我妈就那脾气。”
放别处。
我在自己住了八年的房子里，找不到一个放自己东西的地方。
因为这不是我的房子。
这是婆婆的房子。
她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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