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八年前,他单膝跪地,用蹩脚的中文对我说:“我愿意入赘,跟妻子姓。”

八年后,他第一次回英国,我偷偷在他箱子里塞了八万块。

我以为这能弥补我多年的亏欠。

可当他回来,当着我的面打开行李箱时,我看着里面的东西,这个当了一辈子强势婆婆、从未在外人面前流过一滴泪的女人,当场就红了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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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前的那个夏天,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我正在厨房里准备晚饭,留学英国两年、刚回国不久的宝贝女儿小雅,突然领回来一个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外国小伙子。

她喜气洋洋地向我和老伴儿宣布:“爸,妈,这是我男朋友,大卫。我们……准备结婚了。”

我手里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我叫王桂香,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母亲。我这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我的女儿小雅。她从小就聪明伶俐,乖巧懂事,一路从重点小学读到名牌大学,后来又拿了全额奖学金,去了英国留学。她是我和我老伴儿全部的希望。

我们早就为她的未来,规划好了一切。

回国后,进一家好单位,找一个门当户对、知根知底的本地男孩,结婚生子,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

可现在,她竟然带回来一个外国人!

我当时就炸了。

“不行!我不同意!”我指着那个叫大卫的英国小伙,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家,绝对不能接受一个外国人当女婿!”

“妈!您为什么啊?大卫他对我很好!”女儿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好?他好在哪里?”我上下打量着他。个子是挺高,眼睛是挺蓝,可在我眼里,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非我族类”的疏离感。“他连句中国话都说不囫囵,筷子都拿不稳!你们俩将来怎么过日子?文化差异那么大,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有你哭的时候!”

老伴儿比我更直接。

他抽着闷烟,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除非他肯入赘,跟我们家姓,留在中国不走了,否则,这事免谈!”

我和老伴儿都以为,这话说出来,这个外国小伙子肯定会知难而退。

毕竟,让一个大男人,背井离乡,入赘到女方家,这在哪个国家,都是一件极没面子的事。

可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那个叫大卫的小伙子,在听完女儿磕磕巴巴的翻译后,竟然没有丝毫的犹豫。

他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噗通”一声,单膝跪地。他看着我的眼睛,用一种极其蹩脚、但又无比郑重的中文,一字一句地说道:

“阿姨,叔叔,我……我爱小雅。我愿意……入、赘。我跟小雅姓,我学中文,我过中国年,我吃中国饭。只要……只要你们能把小雅,嫁给我。”

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双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真诚而坚定的光芒。

那一刻,我承认,我的心,被狠狠地触动了。

我翻出女儿从小到大的相册,看着照片里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一点点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我抱着相册,哭了一晚上。“养了二十多年的水灵白菜,就要被外国人拱了……”我跟老伴儿抱怨。

老伴儿也叹着气,但最终还是说:“算了,儿孙自有儿孙福。你看那小伙子的眼神,是真心的。只要他对小雅好,咱们……就认了吧。”

就这样,在一众亲戚朋友不可思议的目光中,我们家,招了一个“洋女婿”。他的中文名字,随我女儿姓,叫林大卫。

大卫入赘到我们家的前两年,可以说是鸡飞狗跳,矛盾不断。

文化差异,这四个字说起来简单,可真正落到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中,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首当其冲的,就是吃饭问题。

大卫不会用筷子。每次家庭聚餐,他都像个笨拙的孩子,用两根小木棍,跟盘子里的菜较劲。一块豆腐,他能夹半天,最后还是掉在桌子上。

一根面条,他更是无从下口。

我看着他那副狼狈的样子,心里就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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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一次,我当着全家人的面数落他:“一个大男人,连个筷子都学不会,还能干成什么大事?”

女儿心疼他,给他拿来刀叉。我又不愿意了:“全家人都用筷子,就你一个人搞特殊?入乡随俗懂不懂?”

他不懂的,还有中国的人情世故。

有一年过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要给来拜年的小辈们发红包。

我特意教他,红包里的钱,一定要是双数,图个吉利。结果,他给每个孩子,都包了一百零一块。他说,在英国,奇数代表“多一点点的爱意”。

亲戚们当场脸就绿了。事后,不少人在背后议论,说我们家这个洋女婿,脑子有问题,不吉利。

最让我生气的一次,是我精心腌制了一坛子准备过冬吃的咸菜。

那是我用老家的秘方,腌了大半个月的,味道特别好。可有一天,我发现,那坛咸菜,竟然不翼而飞了。

我找遍了整个屋子,最后,在楼下的垃圾桶里,找到了我那坛咸菜。

我气得火冒三丈,把大卫叫过来质问。

他一脸无辜,用他那依旧蹩脚的中文,跟我解释:“妈妈,那个菜……它看起来,发霉了。我怕你们吃了,生病……”

我当时差点没气晕过去。那上面白色的,是腌制过程中产生的“白醭”,是好东西!他竟然当成发霉,给我扔了!

“你懂什么!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我冲着他大吼。

那段时间,我几乎看他哪儿哪儿都不顺眼。

有一次周末,他提议,全家一起去市中心新开的一家西餐厅,尝尝他家乡的菜。

我当场就发了火:“去什么西餐厅?吃那些生的、冷的玩意儿?这是中国人的家,就得吃中国饭!”

他喜欢健身,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跑步。我又看不惯了:“一个大男人,不去想着怎么多挣钱养家,天天在外面跑什么步?不务正业!”

老伴儿私下里也总是跟我念叨:“桂香啊,我看这日子,长不了。这洋小子,早晚有一天得拍拍屁股跑回他英国去。”

我也深以为然。我甚至已经做好了,女儿过不了多久,就会哭着跑回家,跟我说她要离婚的心理准备。

可是,生活的走向,却渐渐地,超出了我的预料。

有一天晚上,女儿公司有应酬,很晚没回。我因为不放心,就一直坐在客厅里等她。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十二点。

这时,大卫也加班回来了。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打开家门,看到我还坐在客厅里,愣了一下。

他看到我面前的茶几上,还放着一碗用盖子温着、热气腾腾的饭菜。

他走过来,小心翼翼地问我:“妈妈,您……还没睡?”

“等你呢。”我没好气地说,“厨房里还给你留着饭,自己去热热吃。”

他没有去厨房。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我,那双蓝色的眼睛里,突然就涌上了一层水汽。

他低下头,用一种带着浓重鼻音、但却无比诚恳的语气,对我说:“妈妈,对不起……我……我会努力的。”

那一刻,看着他那副委屈又内疚的样子,我那颗坚硬的心,不知怎么的,突然就软了一下。

从那天晚上开始,我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对大卫的态度,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我开始不自觉地,去观察这个名义上,已经是我们家一份子的“洋女婿”。

而我观察到的越多,我心里的震撼,就越大。

我发现,他真的在很努力地,想要融入我们这个家。

他手机里,下载了好几个学中文的应用程序。每天下班回家,不管多累,他都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跟着手机,一字一句地,练习中文发音。有时候,为了一个卷舌音,他能反复练上百遍,直到舌头都打结了。

他开始主动地,跟着我学做中国菜。一个连筷子都拿不稳的外国人,要学着掌勺、颠锅,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

好几次,我看到他的手,被热油烫起了明晃晃的大水泡,他却只是跑到水龙头下冲一冲,一声不吭,转头又回到厨房继续学。

有一年春节,我们家要包饺子。他非要跟着学。从和面、擀皮,到调馅、包捏,他学得笨手笨脚,包出来的饺子,奇形怪状,没一个能看的。

可他却特别执着,一个人,在厨房里,默默地包到了凌晨两点,直到把所有的面和馅都用完。

第二天,看着他那双通红的、熬得像兔子一样的眼睛,我第一次,没有再数落他。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打扫他房间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他那个用来学中文的笔记本。

我翻开一看,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各种笔记。

“岳母喜欢吃口感软烂的菜,不喜欢太硬的。”

“在中国,吃饭的时候,不能把筷子插在米饭上,这是不吉利的。”

“不能在长辈面前翘二郎腿,这是不礼貌的表现。”

“农历的初一和十五,家里要吃素,不能有荤腥。”

那本子,已经记了厚厚的一大半。每一页,都写满了这种琐碎的、关于我们家生活习惯的细节。

我拿着那本笔记本,手都在微微发抖。我无法想象,这个在我眼里一直“不懂事”的外国小伙子,竟然在背后,默默地记下了这么多。

后来,女儿小雅又悄悄地告诉我一件事。

她说,大卫自从和她结婚后,就把他所有的工资卡,都交给了她保管。他自己每个月,只留五百块钱当零花钱。

“妈,您知道吗?他身上那件羽绒服,已经穿了五年了,袖口都磨破了,他也舍不得换一件新的。他说,要省下钱来,给家里添置一台新的大冰箱,再给您和爸的房间,装一台好一点的空调。”小雅说着,眼圈都红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

亲戚聚会的时候,总有一些不懂事的晚辈,拿他的国籍开玩笑,当着众人的面,叫他“洋女婿”、“老外”。

他每次,都只是咧着嘴,憨厚地笑着应对。可我好几次都注意到,在别人看不见的桌子底下,他那双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的拳头。

我知道,他不是不在意。他只是,为了小雅,为了我们这个家,把所有的委屈和心酸,都一个人,默默地咽进了肚子里。

真正让我对他彻底改观的,是有一年的中秋节。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在院子里,一边赏月,一边吃月饼。

大卫突然站了起来,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清了清嗓子,然后,对着我和老伴儿,用他那依旧跑调得厉害的中文,唱起了一首歌。

他唱的是,《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给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

他的发音很不标准,调子也找不着。

可我听着听着,眼泪,就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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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我第一次觉得,这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他是真的,把这里,当成他自己的家了。

时间,就在这种平淡而又温馨的氛围中,悄然流逝。

转眼,大卫入赘到我们家,已经快八年了。

这八年里,他从一个连“你好”和“谢谢”都说不清楚的外国小伙,变成了一个能用中文,跟菜市场大妈讨价还价的“中国通”。

他学会了用筷子,学会了包饺子,甚至还学会了打麻将。

他对我,也从一开始的敬畏和小心翼翼,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儿子。他会记得我的生日,会在我生病的时候,背着我跑上跑下。

他会像小雅一样,挽着我的胳膊,陪我去公园散步。

我们这个原本因为他的加入而矛盾重重的家,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家。

我甚至已经开始习惯,每天晚饭后,听他用那依旧带着口音的中文,给我讲一些他小时候在英国的趣事。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平静地过下去。

可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了这一切。

那天是个周六。我们一家人,正围在客厅里,看电视。

大卫的手机,突然响了。来电显示,是一个来自英国的陌生号码。

他接起电话,用英语和对方交谈着。一开始,他的表情还很正常。可渐渐地,他的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什么?什么时候的事?严重吗?”他的声音,也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挂了电话,他整个人,像被抽空了灵魂一样,呆呆地站在那里。手里的手机,“啪”的一声,掉在了地板上。

“大卫,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女儿小雅慌忙地跑过去,扶住他。

“我妈妈……我妈妈她……”他的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她……突发心脏病,住院了……医生说,情况……很危重……”

这是大卫入赘到我们家八年来,第一次,提出要回英国。

女儿抱着他,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那你还等什么!快回去啊!快回去陪陪阿姨!”

我站在一旁,看着他们俩,心里五味杂陈。

这八年来,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能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他几乎切断了和他过去所有的联系。

他很少跟他的父母通电话,因为他怕我们听到他说英语,会不高兴。这八年里,他一次都没有回过英国。

我这个做岳母的,是不是……太自私了?我只想着让他成为我们家的儿子,却忘了他,也是别人家的儿子。

大卫很快就回过神来。他立刻冲进房间,打开电脑,开始订机票。

他的手,一直在不受控制地颤抖。有好几次,都把航班的日期,选错了。

我站在他身后,无意中,瞥了一眼他电脑屏幕的右下角。那是他自己一张银行卡的支付页面。

上面显示的余额,让我心里猛地一沉。

那串数字,是:四千八百六十二元。

一个在上海一家外企,担任部门主管的男人,他自己私人的银行卡里,竟然只有不到五千块钱!

我瞬间就明白了。这八年来,他把他所有的工资,都上交给了女儿,自己,几乎分文不取。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我们这个家。

而现在,他的母亲病危,他这个做儿子的,竟然连一张回家的机票钱,都拿不出来。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地揪住了,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

当晚,我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大卫这八年来,在我们家的一幕一幕。

我想起,他刚来的时候,因为不会用筷子,被我当着亲戚的面,数落得抬不起头。

我想起,他想吃西餐,被我一口回绝。他想去健身,被我骂不务正业。

我想起,他父母第一次来中国看他的时候,他局促不安地,站在一旁。

他连一件像样的、能拿得出手的礼物,都没能给自己的父母买。而我,甚至连一顿正经的饭,都没有请我的英国亲家吃。

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个家,可能真的,欠他太多太多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把老伴儿叫到房间,从床底下,拖出了一个上了锁的、沉甸甸的铁皮箱子。

“老婆子,你这是干什么?”老伴儿一脸不解。

我没有说话,只是用颤抖的手,打开了那个箱子。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一沓沓现金。这是我和老伴儿,省吃俭用,攒了一辈子的积蓄。

本来,是想留着自己养老,或者将来给外孙用的。

我从里面,数出了厚厚的八沓。八万块钱。

“你……你这是要给大卫?”老伴儿看出了我的意图。

我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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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这么多?”老伴儿有些犹豫,“咱们自己……”

“给!”我的语气,不容置疑,“这孩子,为了咱们这个家,牺牲了八年的青春,连自己的爹妈都顾不上了。现在他妈病了,他这个当儿子的,回去看一眼,身上总不能没点钱吧?这点钱,跟他的付出比起来,算得了什么?”

老伴儿听完,沉默了。他抽了口烟,最后,点了点头。“你做得对。是咱们,亏欠这孩子太多了。”

我把那八万块钱,用一个信封装好。

我知道大卫的性子。他自尊心强,如果我当面给他,他肯定不会要。

我想了个办法。

我趁着他去收拾行李的空档,偷偷地溜进了他的房间。我打开他那个半旧的行李箱,在最底层的夹层里,把那个装着八万块钱的信封,塞了进去。

我还特意在上面,压了几件厚衣服,确保他不会轻易发现。

做完这一切,我感觉自己像个做贼一样,心“怦怦”直跳。

临走前一天,我特意去市场,买了他最爱吃的五花肉,给他做了一顿丰盛的红烧肉。

饭桌上,我把最大的一块肉,夹到了他的碗里。

“大卫啊,这次回去,好好陪陪你妈。家里的事,你不用担心。我跟你爸,身体都好着呢。”我拉着他的手,第一次,用一种近乎温柔的语气,对他说。

他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妈,您放心。我……我处理完家里的事,马上就回来。”

送他去机场的那天,天气很好。

在安检口,他转过身,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温暖的拥抱。

他抱着我,就像一个即将远行的儿子,抱着自己的母亲。

他把头埋在我的肩膀上,用带着浓重鼻音的中文,对我说:“妈妈,谢谢您。谢谢您这些年的……包容。”

我拍着他宽厚的后背,心里一阵酸楚。“傻孩子,快去吧。回来的时候,妈再给你做红烧肉吃。”

看着他走进安检口的背影,我一直在想:也不知道,等他到了英国,发现箱子里那笔钱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他会打电话回来,质问我吗?还是,会默默地,接受我这个中国岳母的、迟来的心意?

两周后,大卫回来了。

他看起来有些憔悴,也瘦了一些,但精神状态,比走的时候,好了很多。

他说,他母亲的手术很成功,已经脱离了危险期,正在慢慢恢复。

我们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当天晚上,吃完饭,大卫突然把我们全家人,都叫到了客厅。他说,他从英国,给我们带了礼物回来。

他把那个半旧的行李箱,放在了客厅的地中央。

当他打开行李箱的那一刻,我的心,瞬间就提到了嗓子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