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同体”视角打开地中海文明|地中海文明|城邦|法老|王国|苏美尔|阿卡德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抵达大夏，意外见到产自蜀地的细布，这一发现悄然印证了汉以前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的隐秘联系。而大夏曾是希腊化时代的重要据点，这意味着张骞的足迹，实则是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一次深远的历史邂逅。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一书，正是以这样宏阔的视野，重新梳理人类早期文明图景。它将整个地中海区域视为一个持续互动、融合生长的有机整体，从苏美尔城邦到波斯帝国，从埃及神权到跨文明条约，揭示了“文明共同体”动态形成的壮阔历程。这不仅是对西方中心叙事的突破，更是中国学者构建自主文明史观的重要努力。

读懂这段交织、共生与扩张的往事，我们或能更深刻地理解——人类文明从来不是孤岛，相遇与连接，始终是历史奔腾向前的深层脉络。

本文原载于2026年2月7日《解放日报》10版读书周刊/书评

以“共同体”视角打开地中海文明

文 | 刘雅君

历史学博士，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抵达大夏（今阿富汗到巴基斯坦西部一带），意外见到了产自蜀地的细布。这一偶然发现，印证了汉朝之前中华文明便与外部世界存在隐秘联系。而鲜为人知的是，大夏本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希腊人在中亚留下的据点——这意味着，张骞的足迹所至，是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首次重要邂逅。

■ 图片来源：敦煌研究院莫高窟第323窟初唐《张骞出使西域图》

这场跨越万里的文明相遇，并非孤立的历史片段。白钢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以下简称《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一书中，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更具整体性的历史图景，他将整个地中海区域视为一个连续的文明共同体，生动呈现出人类早期“文明共同体”的孕育与发展轨迹。

权力更迭中的“共同体”意识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宏观视角看，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核心贡献之一，是孕育并迭代了“帝国”这一政治形态，而这一成果的诞生，根植于该地区多民族、多城邦交织的复杂地缘格局。

公元前30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便建立了以神庙为中心的城邦，基什、乌鲁克、乌尔、温马等城邦国家常年征伐争霸，形成了早期的“世界体系”——城邦间的争霸不仅是权力角逐的手段，更逐渐演变为一种特定的文明扩张与融合机制。

公元前2375年左右，温马城邦征服了大部分苏美尔城邦，定都乌鲁克，建立起首个超越城邦范畴的大型政治体，近似于后世的帝国。但这份霸权转瞬即逝，北部阿卡德人击败苏美尔联军，摧毁乌鲁克城墙，建立起广域型的阿卡德王国。国王萨尔贡将都城建设为商业枢纽，树立了“武力征服+王权法治化”的统治典范。

这一时期，地中海文明体的核心特征便是多民族的融合与共存。在阿卡德王国，阿卡德文明与苏美尔文明便出现了融合趋势。

阿卡德王国覆灭后，苏美尔人建立乌尔第三王朝，国王乌尔纳姆自称“苏美尔与阿卡德之王”，明确将两大族群纳入统一治理框架，并确立了等级分明的官僚制度与神权王权相结合的统治模式。乌尔第三王朝的继承者伊辛王朝，于公元前1900年左右编纂完成《苏美尔王表》，将不同的苏美尔城邦视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文明共同体。

■ 苏美尔王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P72

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王国取代苏美尔—阿卡德共同体，第六代君主汉谟拉比进一步完善帝国形态：颁布《汉谟拉比法典》规范社会秩序，建立职业化军队保障疆域安全，健全官僚体系强化中央集权，将帝国治理推向新高度。此时的巴比伦城，不仅是政治与经济中心，更被赋予浓厚的神圣性，王权的合法性与神性深度绑定，形成了“王权神授”的治理逻辑，神权与王权的融合治理成为共同体的核心特征之一。

■《汉谟拉比法典》石碑（法国，巴黎，卢浮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P74

亚述帝国与波斯帝国的崛起，进一步推动共同体边界扩容与治理成熟。亚述人借鉴巴比伦神权理念，首创行省制度，实现集权与地方治理的平衡；波斯帝国征服巴比伦后，兼容并蓄各文明制度与文化，将疆域拓展至中亚，其最东端的大夏，成为共同体连接东方文明的纽带。这一系列权力迭代，本质上是共同体不断突破地域、整合文化的过程。

多元共生的政治形态

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争霸型整合不同，古埃及依托尼罗河的封闭环境，形成了以“神权都城”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最终以独特姿态融入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丰富了共同体的多元内涵。

古埃及文明延续三千年，从公元前3110年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至公元前30年托勒密王朝覆灭，其帝国逻辑的核心，是“都城即神域”的神性统治体系，都城不仅是政治中枢，更是连接天地秩序、彰显王权合法性的精神载体。

■ 浮雕，阿肯那顿崇拜阿顿神，《地中海文明共同体》P41

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后，定都孟菲斯，这座城市不仅是政治中心，更成为埃及王国的象征——现代语言中“埃及”一词的词源，便来自孟菲斯。埃及人的信仰中，法老并非凡人，而是神的化身，宇宙秩序与人间秩序通过法老实现统一，而孟菲斯作为法老的居所，自然成为人间神性的载体。

“孟菲斯神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统一性，以都城保护神普塔为核心，改造传统多神信仰，用“心（精神）与舌（话语）创造世界”的抽象理念，超越了自然崇拜的原始叙事，为法老的统一统治提供了精神支撑。这种“都城—神权—王权”三位一体的模式，成为古埃及稳定发展的基石，也可作为共同体治理范式的重要补充。

中王国时期，都城迁至底比斯，太阳神阿蒙与拉神被合二为一，成为全国最高神。到了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法老为削弱阿蒙神庙祭司的权势，推行激进的宗教改革：独尊太阳神阿顿，改名为阿肯那顿，将首都迁离底比斯，建都阿玛那。中王国至新王国时期的这场宗教改革虽未能长久，却彰显了宗教与政治的深度绑定，也凸显了古埃及治理模式的独特性。

■ 一堵墙，墙上有象形文字和埃及国王蒙图霍特普二世（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地中海文明共同体》P50

新王国时期的埃及，不再局限于尼罗河流域的核心疆域，势力范围逐步延伸至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与赫梯王国等强权展开长期争霸。

公元前1275年的卡迭什之战，是世界军事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大规模战役，双方投入数万兵力激战，战后签订的《埃及—赫梯和约》更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国际条约之一，以法律形式划分了两大帝国的势力范围。

疆域的扩张使埃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区域帝国，人流、物流与思想观念的跨地域交汇，打破了古埃及长期的封闭状态，推动其与西亚文明逐渐形成共生体，最终融入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整体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的帝国路径始终未脱离神权都城的核心逻辑——即便对外扩张，其统治合法性仍依赖于神权叙事。这种独特的帝国模式，与美索不达米亚的争霸型帝国形成对比，共同构成了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多元共生的政治形态。

■ 埃及法老形象，《地中海文明共同体》P36

文明叙事的重构

以往，我们习惯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与中国并称为“四大文明”，这种视角虽凸显了各文明的独立性，却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文明间的内在关联。

白钢提出的“三大文明圈”学说——将古埃及、古巴比伦归入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打破了孤立看待单个文明的局限，以“共同体”视角展现文明间的交往与融合，彰显出独到的史学视野。

从书中可以看到，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之所以能成为有机整体，核心在于持续不断的交往、交流与交融，而将地中海区域视作整体的认知，早在苏美尔、阿卡德时期便已萌芽。

■ 阿舒尔巴尼拔猎狮图，《地中海文明共同体》P104

苏美尔人、阿卡德人曾将地中海称作“上海”，将波斯湾称作“下海”，以“从上海到下海”的表述指代当时认知中的最广阔地域，这种空间整体观为文明融合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一概念不断传承，直至公元3世纪演变为拉丁语中的“地中海”，成为专属地理称谓并沿用至今，见证了共同体意识的长期延续。

这种叙事框架的核心，是一种“去本质化”的文明观：文明并非孤立存在、一成不变的固定实体，而是不同人群、观念、制度与文化相互碰撞、借鉴、融合的动态产物。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便在于这种持续不断的跨族群交往——从苏美尔城邦间的战争，到阿卡德王国的多文明融合，再到波斯帝国的跨区域治理，每一次交往都推动着文明边界的拓展与内涵的丰富。每一次帝国权力的更迭，都伴随着文明共同体范围的扩大与治理模式的升级，这些历史进程，不仅塑造了地中海地区的文明格局，更为人类早期跨文明交往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帝国化历程，也深刻展现了人类早期大型政治组织建设的普遍规律，为探索人类文明政治形态的演进提供了关键样本。

按照白钢“世界文明5000年”的写作构想，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一书出版后，还将陆续推出“印度文明共同体”与“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相关论著，三者共同构成对世界文明“三大文明圈”学说的系统阐释。这一系列研究，不仅是对世界文明史叙事的补充与修正，更是中国学者在世界文明史领域建构自主学术话语体系的重要探索，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史学叙事的垄断。

可以说白钢的《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不仅系统梳理了地中海地区文明演进的脉络，更致力于构建中国学者视角下的世界文明史话语体系。这种探索的价值，在于引导我们跳出单一文明的局限，以交往、融合的眼光回望历史，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

■ 图源：pixbay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这份来自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历史启示，对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回到张骞出使大夏的故事，我们便能读懂这段历史的深层意义：中华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的相遇，并非偶然的“邂逅”，而是两大文明圈长期独立发展、不断拓展交往边界后必然的历史连接。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到如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明互鉴，这份跨越千年的文明交往从未中断，而地中海文明共同体的历史，正是理解这种跨文明交往根源与逻辑的关键钥匙。

《地中海文明共同体

——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

白钢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78-7-5760-5530-6

19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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