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八分地
刘励华
又到夏种时节,川西平原蛙声渐起,农人开始忙碌起来。眼看乡亲们的田间都栽出新禾,母亲有些着急了,不停给住在县城的三弟打电话,让他早点回来把秧苗插上,不要误了农时。
家里的地不多,约有八分,就在父母居住的老屋后面。说是地,其实也是田。冬春季,地里种油菜或小麦;夏秋季,地变成田,用来种水稻。自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这块地一直被父母耕种着,一种就是40多年,从来没有荒过。
我家有兄弟姊妹4人,我参军服役到部队,妹妹远嫁他乡,其余两个弟弟都住在县城,家里有什么事只能靠2个弟弟。往年,到了农忙季节,只要母亲一个电话,2个弟弟都会回去帮忙,庄稼很快就种上。可今年的情况不同了,这块地种与不种成了一个问题。
今年,父亲已达87岁高龄,母亲年近八旬。按说,这个年龄已不适合种地,应该跟着儿女到城里享福才对。可他们总是以“城里住不惯”为由,执意留在老家,守住老屋,耕耘那八分地。
前不久,一向健康的父亲突发脑梗,被送到县城医院抢救,虽然最终保住了性命,但双脚再无法正常站立,从此失去了劳动力。母亲本来患有肺心病,一感冒就气喘吁吁,父亲生病后,她的生活负重陡增。一日,父亲拄着拐杖做康复训练不慎跌倒,母亲用力去扶,不料用力过猛导致尾椎骨骨折,在床上躺了3个月,病愈后虽还能行走,但再也不能干重体力活。
鉴于父母的健康状况,2个弟弟都劝父母今年别再种地了,八分地嘛,荒着就荒着,别因为种地再拖累身心。再说,种了一辈子庄稼,也该歇歇了,只要他们愿意,可随时搬到城里与儿孙们一起住。
为了进一步说服父母,三弟还给他们算了一笔账。八分地,种水稻能打近千斤普通稻谷,每斤稻谷按卖一块钱计算,也就值千把块钱。小春作物种油菜或小麦,八分地收入不到八百元钱。两项相加,顶多一千八百元钱。除去种子、肥料、人工费、抽水所耗电费等,实际收入所剩无几。这地,不种损失也不大,还落下一份清闲。
三弟没说完,母亲不高兴了。“这哪是钱的事,农民种地,种的是一种本分,一份心安。别人的地都长着庄稼,你的地荒着,你心里能好受吗?看看这些年光景多好,种田的人不用交公粮,政府还给补贴,手里拿着好地不种,对得起谁啊?”母亲厉声道。
父亲态度更加坚决:“种地就是农民一辈子的职业,把地种好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能因为遇到点困难就打退堂鼓。几分地都种不好,还算什么农民?只要我们活着,就不能让地荒着!”
父母的执拗,让三弟很为难。种吧,父母的身体吃不消;不种吧,父母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始终过不了这个坎。为了让父母放弃执念,三弟打电话请我回去一趟,帮助决断此事。
“五一”假期,我回了趟老家。一见面,母亲便絮絮叨叨地给我讲种地的事,意思是叫我别拦她,今年的庄稼还得种。父亲虽然行走不便,但思维非常清晰,他拉着我的手,用颤抖的声音给我讲他经历过的往事。
父亲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又经历过3年自然灾害,可以说饱尝饥饿的滋味。小时候,因家里穷、人口多,一家人常常吃了上顿无下顿。青年时代,他与母亲养育了我们4个孩子,常年缺衣少食,日子过得格外艰辛。
记得有一年,父亲被派去参加岷江整治工程,一去就是半年,到了大年三十才返家。回家一看,米缸是空的、灶是冷的,什么吃的都没有。家里唯一一只母鸡,被母亲抱到附近的工厂去卖,换回十几斤胡萝卜。见此情境,父亲急忙赶到县城二伯家求助。二伯二娘知道后,当即从房梁上砍了半块腊肉,取了5节香肠,拿了十斤大米塞到我父亲手里。就这样,我们家才勉强把年过了。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家里一下分了好几亩地,仓里年年有余粮,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父亲这才体会到“手中有粮,心头不慌”的滋味。对饥饿有深切体验的父亲,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好日子,总是以极大热情投入农耕生产。后来,随着子女们先后参加工作或进城务工,家里的承包地大多被划走或流转,父母名下只剩八分地。对这八分地,他们视若宝贝,一年两季,精心耕种,丝毫不敢怠慢。
父亲告诉我,土地是有感情的,你对它好,它就给你丰厚的回报;你要是不管它,荒上几年自然就废了。所以,不管啥时候都不能辜负了土地。对农民而言,土地是根、种地是本,我们永远不能丢了根、忘了本,否则就会受到老天爷惩罚,老百姓的饭碗就会出问题。
父亲的话,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父母对土地的敬畏、对耕种的坚守、对收获的期许,让我看到了父辈对土地的深情。
我对三弟讲,父母的坚持是对的,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孝顺孝顺,就是要顺着父母。这件事以后别再争议了,就按父母的意思办。他们没力气种,我们就多回来帮衬,实在回不来就出钱请人帮助种,千万别让地荒着。三弟欣然同意。
5月1日下午,骄阳似火,我和三弟顶着烈日翻耕那八分地,为栽秧做准备。这块地的地势较高,需要提灌。我拿着锄头疏通水沟,从1里外引来水源。三弟搬出家里的抽水泵,布上长长的输水管线,然后打开电闸抽水。到傍晚时分,八分地便变成一片水田。
母亲说,这田得泡上几天,等泡软了才可以栽秧。你们有事先回城,栽秧的事我已安排好了,不用你们操心。
5天后,母亲打电话告诉我,家里的水田已请村里的几个后生帮忙栽上了秧苗。栽秧那天,父亲拄着拐杖走到屋后,坐在石墩上,静静地看着秧成行、田泛绿,脸上一直挂着笑容。母亲则忙着烧水沏茶、烧菜做饭,犒劳帮工的后生,尽管有些累,但心情特别舒畅。
放下电话,我的心久久没有平静。我想,父母之所以终生不弃耕种,不是因为他们固执,而是因为他们种下的是内心的充实与快乐,守望的是无尽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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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4期“天府粮仓”专刊)
作者:刘励华(原成都军区战旗报社副社长,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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