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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出海是一次中国生产力的远航，是中国制造融入全球经济的超级实验，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到中国人经济的一次跃升。”
文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今年上半年，企业实现增长的，请举手。”
一片复杂难言的笑声中，举手者寥寥。
这一幕发生在第三届出海全球峰会现场。台上，吴老师演讲开场，而接下来将陆续登台22位演讲嘉宾，从国策顾问、宏观经济学者，再到一线出海企业代表。台下，坐满1400名企业家，他们从中国、东南亚、中东还有非洲、中亚、澳洲特地飞到新加坡。
连贵宾室的志愿者都暗藏“大佬”。一位在贵宾室端茶送水的年轻人，刚从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毕业，研究方向是钙钛矿。
这场峰会已经连续三年成为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中国企业家峰会，今年与会者人数再创下新高。线上，超过120万人通过直播观看，规模空前。主办方华商出海产业联盟也成为了新加坡政府从中国引入的首个国际联盟。
今年峰会的主题叫“生而全球·为增长而出海”。在年中这个敏感的节点讨论“增长”，本身隐含微妙的张力：IMF将2026年称为“冲击累积时代”。战争、通胀、能源问题交替出现，冲击已然成为常态。吴老师则称为“三周期叠加”：地缘格局重构、技术革命加速、国内经济调整，企业经营进入前所未有的复杂阶段。
而焦虑也似乎写在这1400名企业家脸上：增长是否仍然存在，信心是否已经消散？然而他们的到场，又构成了一种回答：他们仍然在尝试从外部世界重新寻找确定性。
信心，来源于先行者
首先为他们注入信心的，是同行企业家的经历。
在非洲，杨涛的经历几乎是一种典型样本。
2010年前后，彼时杨涛在华为非洲的机房工作。工作期间，他见证了移动支付在非洲土地上从无到有的过程。
随后，他却发现非洲人手里有了“电子钱包”，却没有地方花出去时。由此他迅速意识到，一个数十倍于国内增量的蓝海裂开了一道缝。
辞去工作，他创办了中非跨境电商Kilimall。
这是一场从零开始的垦荒。杨涛带着一支毫无电商经验的草根团队，三名刚毕业的中国人、三名刚毕业的非洲当地人，凭着“无知者无畏”的胆气入局非洲。
今天，Kilimall在非洲地区拥有了四个第一：中国第一家进入非洲互联网和电商行业、第一家在非洲设立海外仓、第一个在非洲史上实现物流当日达/次日达，第一个在非洲实现100%在线支付的中国公司。
用杨涛对自己的调侃：“我的经历在地理范围上，是补充了全世界最后一片大陆，出海的最后一站。”
台上杨涛分享着他的经历，台下的李敏颇有共鸣。李敏是HC packaging Vietnam总经理，他2004年开始在上海创业，做传统的印刷包装。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之后，他开始考虑在海外开辟市场。
从一人单枪匹马到海外开拓市场，今天他在东南亚的工厂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员工三百余人。从“出去闯荡”到“落地扎根”，如今他已定居越南，还将妻子和孩子也带了过去。
当被问及给当下企业出海的建议时，他的回答简明扼要，“一定要先出来。”
新疆人黄巍在峰会的缝隙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这位在中亚帮中国企业找项目的创业者，在霍尔果斯创办了一家名叫“出海通”的公司。
就像一个中亚版的“小败局”，他把自己在中亚投资踩过的坑都搬到了线上，在当地建立了一支由“出海经纪人”团队。每个人需要对负责的项目进行定期重新核验。
项目是否真实、是否还在推进、有没有发生变化，都必须持续更新。
“不能让老板们出门前两眼一抹黑，到了地方才发现是在给别人做旅游创汇。”
来到峰会，一是为了链接资源，同时也是扮演出海的先锋哨兵：很多海外项目像海市蜃楼。看起来是真的，走近了却是假的；今天是真的，半个月以后可能又发生了变化。
丘吉尔说，“勇气是人类所有品质中最重要的，因为它保证了其他品质的持续。” 商业史上，许多伟大的果实，都长在未被开垦的险峰之上。在寻找增长的路上，最关键的往往是迈出第一步。
从非洲、到中亚、再到越南，杨涛、黄巍、李敏这样的先行者，用各自的方式趟不同的路，同时也用勇气给后来者提供了出发时珍贵的底气。
先行者证明了路是通的，剩下的问题是：你要进入哪个市场、在什么节点、以什么方式进入。
“机会存在，但机会往往有时间窗口。谁先进入，谁就可能率先建立自己的位置”，华商出海产业联盟理事长卓立说。
信心，来源于新能力
2024年，吴老师在最后一场年终秀上有一个观点：“生而全球的浪潮与人工智能革命，是这一代中国创业者最重要的两个百年机遇。未来我们两只眼睛，一只盯着企业出海，一只盯着人工智能。”
吴老师强调：“今天我们讨论企业出海。未来几年，我们还会越来越多地讨论AI Agent、组织创新、生产关系重构以及人工智能对企业全球化的影响。”
在实战一线，AI、Agent等技术变革对出海企业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飞书首席战略官史志隽将其作用率先概括为三点：第一，解决人才问题；第二，复制成功经验；第三，降低协同成本。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亿纬锂能经济学与决策科学教席教授方跃的总结中，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出海，本质上是一种能力的溢出。第一波是消费互联网能力的溢出，中国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电商出海。
第二波是工业互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能力的溢出，中国制造业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产业能力，形成了今天的竞争优势。而AI时代将出现第三波能力输出。这一次输出的，不再只是产品，也不只是供应链，而是企业的智能能力。
吴老师则认为，“人工智能结合制造业能力，将会、成为本次出海的基础之一。”
与此同时，在关于新技术革命的演进中，吴老师还讲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未来衡量一家企业的全球化能力，也许不仅要看它带出去了多少员工，还要看它带出去了多少‘硅基员工’”。
AI正在从提升效率的内部工具，逐渐演变为企业全球化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今天的出海企业而言，AI或许还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但它正在成为新的增长变量。
每一次技术变革，最终都会让一部分企业重新获得追赶甚至超越的能力：先行者有时间窗口的优势，但新能力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可能。
信心，来源于抱团出海
这三年，每一年都在变化。
吴老师说：“从我第一次看到'生而全球'这个概念到今天，已经过去两年多时间。这两年里，中国企业出海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而我们也有幸成为这一轮企业出海浪潮中的一个参与者。”
变化之中，也有一件事被反复验证：出海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远行，而是一群人的连接。连接市场、连接资源、连接合作伙伴。
在社会学中有一个“弱连接”的概念：信息往往不是通过强关系，比如家人、密友传递的，而是通过弱连接，熟人、泛泛之交扩散的。弱关系像“桥梁”，能连接不同的社交圈子，带来新颖的信息和机会。
对于一家企业而言，增长鲜少发生在封闭系统之内。新的客户来自新的网络，新的机会来自新的关系，新的市场则往往来自原有经营半径之外。
新加坡旅游局大中华区首席代表兼执行署长潘政志把增长的起点归结为一句话：“对于企业来说，增长首先来自联通，联通市场、联通资源、联通合作伙伴。”
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华商出海产业联盟组建的核心目标。
卓立分享说：联盟成立初期的目标其实并不明确，因为出海产业链上有很多机会，从供应链金融、土地获取到人才培养，各个环节都有大量需求。
但后来她想清楚了一件事：只做连接。把想出海的企业和能提供服务的企业对接起来。
“举办峰会和建产业联盟，本身就是希望搭建这样的连接平台。”卓立说。
今年5月，华商出海产业联盟、吴晓波频道在杭州共同发起“华商出海”产业集群全球化中心，目前12家服务企业已入驻，目标是三季度达到50家。
而除了增长，另一层面来讲，连接的意义也在于风险的提前规避。
一位现场的企业家朋友表达直白：“出海找增长，但不能还没增长就被拍死了。”
正如吴老师所言：“今天的企业已经不再是一无所有的创业状态。它们拥有资产、团队和长期积累，因此每一次出海决策都需要更加谨慎。”
多了解一些市场，多研究一些案例，多认识一些同行，把风险尽可能提前识别，把经验尽可能提前获得。然后再理性出海、建设性出海、避险性出海。”
信心，源于趋势
十年前，企业家谈论“出海”，那还是一幅挂在天边的航海图，风浪未知，但宝藏隐约可见，诱惑与危险交织成一种令人血脉贲张的可能。
但2026年的今天，再谈论“出海”，它很骨感，但并不性感。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而十年前，2015年底，这个数字是3.08万家。
所以当出海从“勇敢者的游戏”变成一种企业集体意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难以忽视：当所有人都涌向同一个方向，当叙事已经不再性感，对于刚刚出海或者还在犹豫的企业来说，机会还有多大？还来得及吗？
峰会嘉宾、独立经济学家许思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经常项目盈余。简单来说，这一指标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当经常项目保持盈余，意味着国内储蓄超过投资，多余的资金有能力流向海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输出储蓄”。
2025年，中国经常项目盈余占GDP的3.7%，低于日本、德国等主要出口大国。相比之下，德国在2016年盈余高达8.9%时，早已完成全球产业布局；日本在2025年经常项目盈余占GDP达4.7%，而其海外资产规模从1991年起长期位居全球前列。
对照德国、日本等主要出口大国在相近阶段的经验，这一数据意味着中国对外投资尚有充足空间，潜力远未触及天花板。
从国家层面的外部资本能力，到企业层面的收入结构，这种差距在微观层面同样成立。
当前A股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约23%，非金融类约19%，而2024年美国、欧洲、日本上市公司分别达到40%、54%和51%。
差距本身就是空间。瑞银预计，非金融类A股公司海外收入占比将从2025年的19%提升至2030年的25%。
这些数据对比意味着中国企业出海是一场洪流，它才刚刚开始。
结语
从功利性角度出发，企业出海往往是出于商业考量，为了营收、为了增长、为了市场。
但在两天的峰会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超出商业本身的东西。
杨涛的英文名叫“Tao”，他说这是“道”的意思。他的公司门口刻有一行字：共创中非美好生活。
峰会现场，他分享了几张客户晒单。
马赛马拉的一个家族部落里，有人用Kilimall买了一台电视，引发了整个部落的沸腾。那是部落所有人第一次围在一起看电视。
2014年杨涛创业前，当地老式32寸电视需要500美元；而依托于电商物流网络的建设，今天32寸数字智能电视的价格是80美元。
一位乌干达偏远地区的母亲，通过Kilimall给女儿买了一件时尚现代的粉色连衣裙，照片里，小女孩笑容灿烂。
黄巍则希望，有一天自己的APP能够关闭。在他的想法中，如果有一天所有企业都已经在海外扎根，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伙伴和网络，不再需要有人替他们一遍遍验证项目，那么自己做的这件事也就可以欣然画上句点。
荷兰经济学家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有一个观点：即个人的私欲和并非对社会有害，反而能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和公共利益的增长。
蜜蜂采蜜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让花朵结果。企业出海的时候，很多时候也并非为了改变世界。
但在更长的时间尺度里，新的商品、新的工厂、新的技术、新的连接，却往往会超出企业最初的目标。
也许，这也是许多企业家在今天依然选择出发的原因。信心不只关乎利润，更是一种价值确认：在更大的世界里，自己的努力正在被看见、正在产生回响。
临近尾声，吴老师站在台上，放慢语速，讲了这样一段话，言辞恳切：
“企业出海是一次中国生产力的远航，是中国制造融入全球经济的超级实验，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到中国人经济的一次跃升。
我们正在做一件前辈们两三千年来从来没有干过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和企业出海是这代中国创业者的两个百年机遇，让我们奋楫其身，不辱使命。”
作者|田伟凤|责任编辑|何梦飞
主编|何梦飞|图源| VCG、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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