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鲁培新（时任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口述回忆：《我见证了叶利钦首次访华》《外交舞台的幕后故事：我所亲历的礼宾工作》，澎湃新闻转载。陈锦华《国事述往》（中共党史出版社），其中记叶利钦求见邓小平、深圳行程临时取消等细节。《文史博览》2009 年第 10 期《往事·“说起国宴，也没什么神秘的”》。人民日报客户端《国家大使⑥鲁培新：外交礼宾工作背后都是深刻的政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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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2月17日上午，北京首都机场，跑道边的积水结了一层薄冰，一架图—154专机滑过来，停稳。
舷梯还没放，机舱里的人已经把脸贴在了窗上。
舷梯放下来，风灌进廊桥，干冷，带着煤烟味。
机舱门一开，他先探出半个身子，朝下面挥了挥手，脸上是笑。
第一个走上前跟他握手的，是中方礼宾官员，说的不是客套的官话，是一口顺溜的俄语。
他一下子来了精神，握手变成拥抱，嘴里连声说：好兆头，这是好兆头。
同一时刻，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还没睡。
那边是夜里，窗缝里漏出来的光把红墙映成暗紫色，值班的哨兵换了三次岗。
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开了半个月，会场里的嗓子都哑了。
五天前，12月14日，总理的名字刚换过：他推上去的那个人没拿到简单多数，过关的是另一个。
会还没散，票箱边的争吵也没散。
北京这头是朝阳，莫斯科那头是半夜的灯。
三天后，19日上午，他原路返回。
北京的天比来时更晴，干冷的空气刮着脸。
舷梯旁握手、拥抱、登机，笑还是那个笑，声音还是那个声音，连挥手的弧度都没变。
行程表上原本印着深圳，头一天晚上还有人专门交代下去，让深圳把佛跳墙备好、把参观点腾出来。
天亮以后，那一行被划掉了，笔尖刮着纸面，墨痕盖着底下那行字，没干透。
这三天里，酒是第一个主角。
17日晚人民大会堂的国宴，茅台破例上了桌。
按两年前刚推开的礼宾规矩，国宴一律不上烈性酒，这顿给主桌开了口子，别的桌照旧。
主桌两瓶，他一个人喝下去半斤多。
散了席回钓鱼台，他又让人送酒进屋。
加上18日夜里那一场，三天下来，接近一斤。
这三天里，纸是第二个主角。
12月18日，一份二十一条的声明落在长桌正中，旁边摞着另外二十来份文件。
签完字，他左手按着纸角，右手把名字压下去，墨痕在纸上拖出一小道尾巴。
那叠纸后来被当成两国关系拐弯的地方，写进了大事记。
也是这三天里，多出一桩没头没尾的事，小得像地毯上的一道褶，却让后来的人一直蹲在那儿看。
有人说，临走前他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套房里，把门从里头关上，坐了很久。
有人听见屋里有动静，有人只看见他出来时眼圈发红，还有人把那段时辰数成了半个钟头。
版本越传越多，细节越传越细，可谁也拿不出一页纸来作证。
他日记里没写，回忆录里没写，跟人闲聊也没漏过半句。
能坐实的只有酒，只有那三天，只有桌上那份墨迹没干的纸。
哭没哭过，没人录下来过，他本人一个字没留。
可偏偏是这桩坐实不了的事，把那三天黏成了一块，比墨迹干得还牢。
酒是热的，纸是硬的，门是凉的。
答案不在这一页，往后会写到。
【一】出发前，克里姆林宫刚换了一个名字
1992年12月，莫斯科的白天短得不像话，短到工厂还没来得及把夜班的灯关上，早班的人已经裹着围巾挤上了电车。
下午三点多，街灯就亮了，雪踩在脚下咯吱响，商店门口的队比夏天长。
货架空了一半，卢布捏在手里，一天比一天轻。
新国家立在旧壳子里，刚满一年。
国名换了，印章换了，超市门口排队的人没换，排的还是那条队。
账本最难看的那一页，正好翻到年底。
这年6月，他签了道命令，让一个人做起代理总理，走的是把价格一把放开、让市场自己长的路子。
货架上的价签一夜之间翻了几倍，工资却还躺在旧数上，有人说这叫洗澡，澡盆里的水烫得人跳。
到了12月1日，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他手里的那张特别授权正好到期。
会场里等着他的，是三件事：经济改革怎么收场，宪法怎么改，总理换谁。
12月9日，表决落在总理提名那一栏。
他推上去的是半年前亲手放上去的年轻人，算他的笔，算他的账，会上没拿到简单多数。
会场上有人把那一页议案翻得哗哗响，说改革的方向得调，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得收住，工厂的账不能再由着印钞机填。
第二天，他发了火，把会场叫作保守力量的堡垒；对面当天就投票，把军队的领导权揽了过去。
麦克风没收音，捶桌子的闷响在穹顶底下转了好几圈。
有人当场把话挑明：改革的方向得改，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得收住。
对面也没退，表决把军队的领导权揽了过去。
僵到12月12日，两边才肯坐下谈条件。
那天的协议一条一条念出来，念到第三遍才没人插嘴：来年4月搞全民公决，定一部新宪法；他那头的特别权力先延到公决那天；这头交出去的是总理提名权，连国防、外交、内务、安全几个部长的任命，会上也要先过一道手。
纸面上看是各退半步，底下那根弦比开会前绷得更紧。
新的妥协里写着：来年4月搞全民公决，定一部新宪法；他那头手里的特别权力，先延到公决那天；这头让出的是总理的提名权和几个部长的否决权。
纸面上看是各退半步，底下那根弦没松。
12月14日，再表决总理人选。
窗外飘着雪，会堂里的钟指着一个不算晚的点，表决票一张张往台上递。
他报上去的名字一个一个被否，过关的是切尔诺梅尔金。
这人早先管天然气，说话慢，不爱出头，跟会上那群人处得来。
人过了会，他还是得接着带团出门。
访华这趟，拖了大半年，像一封寄不出去的信，地址写着北京，邮票贴了又揭，揭了又贴。
年初他身边人托驻莫斯科的记者递话：今年先跑西方，中国也想去。
那边听着，没摇头，也没给日子。
莫斯科会期一天一天往12月推，北京这边就把窗口留着，菜单试着拟了两回，又都压进抽屉。
两边外交部门来回搓，日子一直定不下来。
7月在马尼拉碰过一次面，只握了手，没敲定。
9月在纽约又碰一次，还是客套。
莫斯科那头会期一天一天往12月推，北京这头就把窗口留着。
临行前那场会开得很长，长得秘书把茶换成了第三壶，茶叶已经淡得没颜色。
有人把日程表摊在他面前，从边界到贸易到太空合作，二十多项，薄薄厚厚一摞。
他翻到末尾那一页，停了一下，没说什么，把表推回去了。
上飞机前，他跟身边人交代过一句：文件别再照苏联那套抄，从这个五年计划抄到下个五年计划，抄不出新路数。
屋里的人笑了笑，没人接话。
专机在停机坪上等他。
发动机已经热了，地勤裹着棉袄在机翼下跺脚，呼出的白气一蓬一蓬散不开，轮胎边的雪被烤出一小圈水渍。
上车前他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灰蒙蒙的克里姆林宫尖顶，看了几秒，转身上车。
十几个钟头后，北京在云底下亮起来，灰黄的城廓一层一层浮上来，像谁在宣纸上洇开一笔。
舷梯下头第一个跟他握手的中国官员，用一口又顺又暖的俄语说了句欢迎，又补了句：您把莫斯科的好天气带到北京来了。
他笑出声，把那句“好兆头”又说了一次。
谁能想到呢，这趟从一张被划掉一行的日程表开始的旅程，头一回落脚，接住他的不是照会、不是仪仗，竟是几句俄语和一杯还温着的酒。
【二】一杯被破例摆上桌的酒
1992年12月17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灯全亮着，圆桌一圈一圈排开，桌布熨得没有一道褶，主桌搁在最前头，正对着门，谁进来第一眼就看见那儿。
按当时刚推了两年的礼宾规矩，国宴不上烈性酒，一律换低度的。
这道杠是铁定的，茅台、汾酒都在撤掉的名单里，换上来的是葡萄酒。
这顿饭破了例。
开宴之前，主桌的酒先定了：只给主桌摆，别的桌照新规走，倒的是葡萄酒，杯脚细，酒色浅。
主桌这边酱香一浮起来，隔了几桌的人都往这边看。
问到用什么酒，答的是茅台。
有人还笑着补了一句：头三桌用茅台，其余的用二锅头就行，二锅头跟他们那边的伏特加是一个路数，替部里省点钱。
宴会厅里飘着酱香，杯盏一排排码齐，摄像机的灯对着主桌。
开席，主人举杯，说今天是特意备下的，杯里的酒五十三度，倒进去挂着细细的酒线。
他凑近杯子闻了闻，鼻尖几乎贴上杯沿，只说了一个字：香。
那口气像是在闻一桩久违的规矩。
那一个多钟头，杯没凉过。
举起来，碰一下，放下，再举起来，节奏跟宴会厅角落里那支曲子一个拍子。
他话多了，笑声也密了，举杯的频率比谁都高。
菜是一道一道上的，口味偏清淡，量给得足。
他拿起盐瓶往盘里添，旁边那位管外事的人出声，劝他换酱油。
他没听，转头跟主人开了句玩笑：外长的建议，我也不是每一条都听。
满桌都笑了。
主人接得也快：我看这条建议还是好的。
劝盐那位马上欠了欠身，把酱油搁下了。
这句玩笑有个来处。
出访的消息，早些时候被俄方管对华事务的那位抢先放了出去，他心里是不痛快的。
酒桌上没提这事，只拿盐跟酱油过了个招。
散席之后，礼宾官员没急着走，特意绕到备餐间问服务员。
主桌两瓶茅台见了底，旁边那瓶二锅头几乎没动。
他一个人喝了半斤多，一杯接一杯，举起来就见底，敬过来也从不推。
回到钓鱼台，他还没尽兴，又让人送酒进屋。
后来中方备了两箱茅台，随代表团一道带回莫斯科，算国礼。
这一破例，不是厨房自己做的决定，也不是哪句玩笑换来的。
菜单报到上头，酒水那一栏原本写的是葡萄酒，红笔圈掉，改成“主桌茅台”。
层层报到顶上，批的也就是一句话的意思：客人喝惯了烈酒，这趟又是头一回以总统的身份踏进北京，礼数上松一道口子。
酒上了桌，话就活了，桌上的坎也好跨过去。
一斤也好，半斤也罢，两头都在传，没人当场拿秤称过。
能确定的只有一点：那一晚的茅台，是他在这座城里喝得最松的一回。
北京城那夜睡得很沉，胡同里最末一盏窗也灭了。
钓鱼台院墙外头的长街上，末班车的灯扫过光秃秃的杨树，墙里头的人举着杯。
两边隔一道墙，一边是零下十几度的风，一边是酱香。
那晚过后，好些人只记得酒，忘了菜叫什么。
【三】长城上那句“我的兄弟”
1992年12月18日一早，八达岭。
从城里出来走了一个多钟头，车窗外头先是楼，后是荒坡，再远就是光秃秃的山脊，雪没盖住的地方露着灰黄的草。
风从豁口灌下来，比城里硬，吹得围巾往身后翻。
他穿得厚实，帽子压得低，步子迈得大，往上走的时候扶了一把垛口。
他是学建筑的，莫斯科那个建筑学院出来的，画过图纸，也抡过泥刀。
眼睛盯的不是景，是砖缝、是收口、是一块石头怎么咬住另一块石头。
身边人答一句，他点一下头，手指在砖面上划一道，像在给自己那座快散架的屋子找一根梁。
砖和砖之间拿什么糊的，能撑两千年？
身边人答：糯米、桐油、石灰，搅在一块儿，比灰浆咬得死。
他蹲下去，拿手指刮了刮，又问排水怎么走，垛口怎么收口，问得很细。
一个头一晚刚喝完半斤多茅台的人，在城头上倒清醒得很。
随行的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他弯腰看砖的背影。
从长城下来是会谈，中间只够换件衣服、擦把脸。
城头上的风还挂在耳朵边上，厅里的暖气一下子把人捂软了。
人民大会堂的厅里，长桌铺了墨绿的台布，两边坐下，文件一摞一摞码在正中，每份边上压着铅笔和便签。
他开口说，两国关系开始了新纪元，对华关系在俄对外布局里摆在优先的位置，过去几十年被人为冻住的那些，该化了。
话不长，说得慢，像是在给身后那摊乱局收一个尾，也像是在替自己争一点从容。
厅里暖得让人发困，外头是北京的干冷，玻璃上凝着一层薄雾。
翻译把一句话翻过去，再翻回来，两边的人低头在本子上记几笔，铅笔尖刮着纸，沙沙的。
没有摔杯，没有拍桌子，纸上的字一个一个磨。
夜里换到钓鱼台十二号楼，小宴，人少，坐的都是两边贴身的人，气氛松得多。
开席前有个小细节。
主人先问了礼宾官员一句：他名字怎么叫？
答：鲍里斯。
等他进门，主人快步迎上去，按那边的规矩抱了抱，张口是一句俄语：鲍里斯，欢迎你，我的兄弟。
满桌静了一瞬，只有空调的出风声。
这声“鲍里斯”落下来，像有人把厅里那层礼节一层一层揭掉了。
他没接话，两只手攥住对方的手臂，嘴张了张，只说了一句：头一回有外国领导人这么叫我。
在那边，直呼名字不是随便的，那是自己人才能叫的法子。
“兄弟”两个字搁在俄语里，比中文还沉，是能把后背交出去的意思。
他在西方走了那么多国，耳边响的都是“总统先生”“叶利钦先生”，隔着一层客气。
这声“鲍里斯”落下来，他肩膀松了一寸。
第一杯是浙江黄酒，琥珀色，温过的，杯壁挂着一层薄薄的水雾。
主人指着酒开了句玩笑：这酒的名字，跟你们团里那位绍欣同音。
席间的绍欣赶紧站起来，端着杯子致意，满桌又笑了。
黄酒顺下去，暖意从喉咙一路滑到胃里，换了茅台，辣劲儿又顶上来。
他眼睛一亮，照旧要盐，同伴照旧劝酱油，满桌又笑开了。
没人再提莫斯科那边还开着会，也没人看表。
第二天清晨的行程表上，还印着深圳两个字，墨是新的，字写得端端正正，后头跟着参观点和午餐的菜名。
谁也没料到，那行字活不过一个早上。
【四】深圳那一行，忽然没了
1992年12月19日清晨，天还没全亮，钓鱼台的服务员照常把早饭送进套房。
托盘搁在小厅的圆桌上，粥还烫着，盖子掀开冒出一缕白气，几碟小菜摆得整整齐齐。
窗外的松枝挂了一夜霜，北京晴得发脆。
行程表摊在桌上，深圳那一行被人用笔划掉了，划得狠，笔尖把纸面都刮毛了一点，改过的墨痕压着上头的字，还没干透。
下头接的是机场、握手、登机，九点半的车，照旧九点半，一分钟没挪。
他看了那张纸，手指在那一刀划痕上停了一下，没吵，没追问，把表推到一边，起身去换衣服。
衬衫换好，领口扣到最上一颗，他在镜子里站了两秒。
哪儿都不对。
前一夜十二号楼的小宴散得很晚，黄酒换了茅台，他回房还要了酒，脚步是松的，笑是敞的，临睡前还跟值班的人说了句俄语的玩笑，值班的人没听懂，光记着那个调子挺高。
几个小时之后，同一个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灯开得很暗，门从里头扣上了，扣得很轻，轻到走廊里只响了一声“咔”。
随行的人后来在别的场合零零碎碎提过几句，都是隔着好些年、在饭桌上被问急了才漏出来的，没有一篇写成文章，也没人肯签上名字。
他坐在沙发上，两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屋里没开大灯，只有走廊底下漏进来一条缝的光。
谁在门外站了多久，各人说各人的数。
有人说是送早饭的那一刻，有人说是车队出发前。
唯一对得上的是那一天：19日，北京。
多久？
有人说半个钟头，有人说没那么长。
谁在门外的，也各有各的讲法，连值班的岗都换了两茬。
这几句话传了几十年，越传越细，可没有一页值班记录、没有一段录音、没有他本人一句话能把它钉死。
它就像落在地毯上的一道影，你看得见形状，摸不着边。
车队出发前，顾问去找了陪同团的人，只带了一句话：总统家里有事，深圳不去了。
对方愣了一下，说安排早就下了，那边都备好了。
顾问没再解释。
吃早饭的时候，他自己过来打了个招呼，语气客气，说家里确实有事，这趟去不成了，下回再来。
机场舷梯旁，他跟送行的人一个一个握手，轮到熟面孔，抱了一下，拍了拍背，嘴里照旧是那句“下回见”。
转身登机时，他停了半拍，回头朝钓鱼台的方向看了一眼，看的是哪一扇窗，没人敢问。
风把大衣角掀起来，他腾出一只手按住，另一只手还提着那个黑皮文件夹。
笑还是那个笑，声音还是那个声音，跟三天前落地时一模一样。
没人从脸上看出半点破绽。
机门合上，把他和外头那片晴天隔开了。
他坐进那张小桌前，扣上安全带，动作跟来时一模一样。
文件夹里十八日签好的文本叠得齐整，墨痕已经干透。
他没翻，把文件夹推到一边，要了杯茶。
引擎转起来，跑道两边的灯一盏一盏往后退，轮胎离开地面那一瞬，耳朵闷了一下。
北京的晴空被甩在云层底下，越来越薄，薄成一条线，再往后连那条线也没了。
他抬手蹭了蹭眼角，指节在颧骨上停了两秒。
茶凉了，一口没动。
那杯茅台的辣劲儿早过了，胃里只剩一点发闷的热，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胸口，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门里头的人到底是在哭，还是只是坐着没动，是想起克里姆林宫那张还没散的会，想起那个被摔在桌上的点名册，还是想起那句“我的兄弟”太沉，一下子接不住，没人敢替他写下答案。
就在他把机门带上、把遮光板合上的那一瞬，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会场里，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正吵到最拧的一处。
表决单上的名字刚换过，有人要求把总统的特别权力一笔划掉，有人拍着讲台要先把银行的控制权拿回来。
一名议员把手里的点名册摔在桌上，木头的闷响压过了扩音器里的嘶吼，主席锤子敲了三下，第三下没人听见。
电话就在这时候又响了起来，从会场直通代表团，可北京这头机舱里的铃声早被发动机的轰鸣吞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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