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房子”到“家”：“爱的哲学”是最关键的情感经验?
词典中对于“房子”的原初界定，指称的是一个具体的空间存在物。在空间概念上“房子”自然比“家”之概念涵盖更广，不仅仅是家庭空间，一切包括医院、学校等在内的社会公共空间在物理意义上都可被称为“房子”。但由于“房子”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人的存在，使得作为人类固定居存空间的“房子”以亲缘关系为纽带建立日常相处，从而被延展出了“家”的意涵，“房子”在这一维度上，也常常作为“家”的隐喻而存在。当我们言及“家”时，所想到的大多不会是冷冰冰的钢筋水泥构筑的空间范畴，而更多是一种有温度的超实体的精神象征与情感联结。也许在“家”的另一头，连接的是童年的老屋、父亲的背影、母亲的唠叨以及爷爷与黄狗。
一定程度上，“家”承载和见证着我们的回忆、情感与个人经验，所体现的正是“房子”精神文化层面的属性。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诗学》中将“家宅”视作灵魂的城堡，而其中可能正安放着我们的无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房子”这个看似苍白的能指包孕着连通“家”这一所指的无数情感经验的丰富可能性。
《空间诗学》，[法] 加斯东·巴什拉 著，龚卓军 / 王静慧 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7年1月版。
中国人素来颇看重家庭观念，无论是“修身齐家”的立世之道，还是儒家思想影响家国同构关照下的忠孝节义观，无不是以家庭结构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而“家”作为中外文学创作的经典母题，一直以来长盛不衰。不管是中国古典小说《金瓶梅》《红楼梦》中的家族叙事，还是中国现代作家对于“家”之书写的热衷，都各有侧重地呈现了“家”所承载的情感经验与文化意义之丰。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战时创作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都是以“家”为主轴铺展开来。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自己的房间》中曾扬言“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种对于“自己的房间”的诉求，正是女性力图追寻独立自主、自我主导的生活方式的个性宣言。
五四时期，被塑造成女性解放的旗帜与象征的娜拉，她甩门而出、离“家”出走的行为模式，构成和影响了一代人的选择。娜拉式离“家”出走，成为反抗意识萌生的新女性跨出旧家庭的第一步，然而出走之后路在何方，这既是五四时代女性的共同焦虑与现实难题，对于重新回到“家”中，或在父亲的“家”门与丈夫的“家”门之间徘徊、或重新离“家”而在路上的当代女性而言，似乎也同样有待于审视与解决。而切实实践了伍尔夫这一心声的是张爱玲，只不过属于张爱玲的自己的房间，是上海的公寓，其以文为生的谋生方式确乎成就了她的经济独立。在上海的公寓里谛听着上海的市声与嘈杂的张爱玲，其笔下精心营构的有关客厅、卧室、餐厅、浴室等的家庭空间书写意象与场景，或隐或现地投射着欲望书写、隐秘的情感表达等意涵。而其中，对于房子中“阳台”的书写则是张爱玲的情有独钟，很大程度上关联着其从“高楼的后阳台望出去，城市成了荒野”
（《桂花蒸阿小悲秋》）
的荒凉美学。在她感叹乱世，并预感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时，其实早已敏锐地表达出了对城市化进程中房子成为景观，人成为符号这一城市荒原现象与心理感受的洞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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