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学者 孙超

即使是最大胆的未来预想家，也很难想象中国房价在未来三五年内会有戏剧性的显著下跌。原因很简单：土地财政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卖地收入是支撑众多地方政府融资与再融资的基石；更遑论房地产产业链上中下游所涉及的芸芸众生。

另一方面，各界关于“去地产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基本上分歧不大：长期以来被地产行业挤压的社会消费有望成为最大受益者；消费领域所获得的增长，也将一定程度弥补“去地产化”后相关产业链的下行压力。具体而言，社会融资结构有望得到改善；居民杠杆率即便不能马上降低，也会显得更加健康——居民会将杠杆加到更有“意义”的领域；同时，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就业等方面都有可能感受到不同程度的压力。因此，可以预见的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会有相应的匹配。

然而，笔者更关心的是“去地产化”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客观来讲，房地产开发并不是一个依赖创新的行业；浓重的金融属性导致其严重依赖资金资源，而这是普罗大众遥望而不可及的领域。经济和政治资源密集型的行业所赢得的利润，往往很难被普通民众所体谅，因为没有人奢望自己能通过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而成为下一个房地产大鳄。普通人在消费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成功虽然同样并不容易，但绝非不可能。

从全球范围来看，“万众创新”这个口号，对于普通人民群众而言始终是激动人心的。例如笔者所在的硅谷，无数智慧的年轻头脑日夜盘算的，都是加入万众创新的行列，创立下一个谷歌或者苹果。没有年轻人指望通过成为下一个房地产大亨而致富，尽管他们学习和生活的学校、学院和大楼基本上都是房地产商们大手笔捐赠的。简而言之，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众不喜欢房地产“精英”，因为前者认为后者对社会没有“实质性”的贡献——消耗的是整个社会的资源，赢得的却是公司和个人的名利。

人心以外，房地产行业为代表的资本回报率与劳动回报率的鸿沟，还深刻影响着社会结构。《21世纪资本论》指出了一个严酷的现实：资本的回报往往会大于劳动的回报，从而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历史阶段，房地产价格的飞速上涨也使得辛勤劳动的工薪阶层心怀不甘——凭什么有人挥汗如雨，忙碌一世，到头来还不如房地产持有者的“不劳而获”。当这种回报率的差别大到一定程度，普通劳动者终其一生也不可能改变其在社会阶梯中的地位，甚至出现某种程度不可抑制的滑落。到那时，社会情绪的不满就很容易突破既有框架的约束，走向不可挽回的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狂飙。

事实上，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也观察到，西方世界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的趋势只是在1930年到1975年间才有所好转，原因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衰退摧毁了大部分存量财富，特别是精英的财富。这是一种悲剧性的再分配，也是全世界有识之士试图在新的世纪所避免的图景。我们可以想象，在不远的未来，皮凯蒂所看重的“资本收入比”仍将逐步上升。正如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所说，未来，“或许，无论文化和政治面临何种挑战，资本份额都将从30%左右升至35%左右。”只要资本回报率超过增长率，富人的收入和财富就会比典型的工作收入增长更快。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这一美好表述只有在劳动价值真正不被某些资产价格持续大幅度增长所掩盖时才有意义，人民群众也才能真正“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从社会结构视野来看，“去地产化”不仅仅是对个体创新的鼓励，也是对全球范围内看似不可避免的社会趋势逐渐回归到“世袭主义”的抗争。尽管，也许人类社会终究会走向某种形式的无序再分配，但鼓励创新价值、鼓励个体奋斗，无论如何都是有极大积极意义的。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近期中国的一系列经济数据传递出新旧动能正在加速切换的积极信号。这些信号是否可持续，值得我们继续关注。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创新动能为驱动的“去地产化”这一方向，必将有利于中国这样的大国迈向更加健康的社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