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对外公布了11条金融开放措施，主要包括放开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外资参与机构的业务范围、放宽外资的设立条件、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等。
金融开放，分为金融业开放和金融市场开放两个部分。其中，金融业开放的核心内容是打破外资对在华金融机构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外资控股乃至设立全资公司；金融市场的开放，则主要是扩大外资在中国股票、债券、衍生品市场的参与深度。
过去一年多时间里，该进程在“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要求下全方位向前展开。首家外资控股券商、首家外资控股公募基金、首家外资控股理财公司……金融业对外开放成果落地的消息不绝于耳；全面取消QDII和RQFII投资额度限制、MSCI将A股纳入因子从5%提高到20%、标普道琼斯将1099只A股标的以25%的因子一次性纳入其指数体系、债券纳入彭博巴克莱指数……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亦好消息不断。
上清所、中债登数据显示，2019年前11个月，境外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债券规模增加了4676亿元，增幅为27%；东方财富网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0日，A股外资净流入规模为3519亿元。粗略估算，2019年净流入境内资本市场的外资超过8000亿元。原招银国际董事总经理、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认为，2020年中国的金融开放主要致力于引进外资，“所有配套措施都将为这个目标服务。”
“可以预期将会有相当多的外资抢滩进入国内金融市场，建立独资或控股公司。这部分投资会进来，我国通过开放金融市场准入而引进外资的目标会顺利达成。”郑磊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金融业开放的核心：放开股比限制
中国开放金融业的决心，在频频推进的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公布的金融开放11条后，一行两会在过去一年多里动作频频。
2018年4月，银保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放宽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相关事项的通知》，允许外资银行开展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业务。同月，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逐步放开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并统一了外资持有上市和非上市两类证券公司股权的比例。同年8月，银保监会又发布《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取消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资一致的股权投资比例规则。央行则陆续取消了QFII和RQFII的额度限制。
2019年7月，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推出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11条”，其中大部分内容与金融机构对外开放有关，主要包括提前取消各类金融机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允许外资开展信用评级业务、鼓励外资参与理财子公司和货币经纪公司的设立、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等。2019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意见》，落实7月金融业对外开放“新11条”的相关内容。
一次次高规格的政策宣布，也伴随一个个落地成果。
在外资非常看重的券商对外开放领域，2018年11月31日，瑞银证券获得证监会官宣，成为首家外资控股的券商，持股比例升至51%；2019年8月，日本财团野村控股持股51%的野村东方国际证券正式成立，并于11月获准开业；随后的12月中旬，由摩根大通持股51%的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宣布获准开业。外资类型横跨欧美日。
公募基金方面，老牌合资公募基金上投摩根的外资股东摩根大通拍下上海信托2%股权，成为持股51%的大股东；评级机构方面，标普在华独资子公司开业；支付清算领域，美国运通牵手连连数字科技各自出资50%成立公司，切入国内银行卡的清算和结算交易。
政策之密、推进之快，让外资机构都感到意外。
“这个月的政策还没向总部解释完，下个月又有新的政策出来。”2019年年中，一位外资行高管如是对记者表达他的惊喜，由于外资机构的决策链条较长，对大量外资机构而言，“从政策消化到决策推进需要一定时间，外资机构入华数量的增长可能会在2021年加速体现”。
“在如何监管，如何竞争上，国内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至少有一年时间做准备。以我对外资机构的经验，这些新成立的外资机构需要更长时间才能适应国内市场，这个时间可能有2-5年，所以国内金融机构无需太过紧张。”郑磊对记者说。
境内股债扫货超8000亿
金融业开放之外，金融市场的开放也进展可喜。
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沪股通累计净流入1572亿元，深股通净流入1957亿元，北向资金净流入3529亿元，大幅高于2018年全年2942亿元的净流入规模，创下历史新高；截至2019年11月末，境外机构持有的境内人民币债券规模为21975亿元，较2018年末的17299亿元增加了4676亿元，增幅为27%。二者相加，增量超过8000亿元。
实际上，外资对中国股债资产具有强烈的需求。
据国际清算银行（BIS）2019年9月披露的数据，全球负收益率债券的规模已经达到17万亿美元之巨，在全球降息潮背景下，中国的债券市场可谓诱人，目前，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依旧在3%以上。
“上证综指和沪深300的PE分别是约11倍和12倍，而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的PE大概是18倍和24倍。”某美资资产管理公司投研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尽管外资2019年已经在A股市场开展了一轮“买买买”的扫货历程，且尽管2019年的行情“主要是基于2018年大幅下跌的估值修复”，整体上估值仍然低于历史均值；目前A股与其他市场相比，依旧处于较低估值的状态，“2020年外资依旧会持续大规模流入。”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对比，多数机构预测，2020年外资净买入的中国境内债券规模将较2019年新增超1万亿元，流入股市的外资则有望超过4000亿元。
此外，衍生品市场的开放与发展，也是未来外资关注的重点，而衍生品市场长期以来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薄弱环节。
MSCI表示，进一步提高纳入因子要看四大改进，尤其是衍生品市场开放。
“比如说，在建仓初期，股指期货是外资常用的衍生工具，但国内这方面的工具非常有限。2018全年仅38只内资公募指数基金持有股指期货，大概占指数基金的7%。”前述美资资管公司投研人士对记者说。
需加强高风险领域的监管
金融开放带来诸多好处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更多风险，这将给中国的监管者和从业者带来新的挑战。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主要潜在风险之一，就是境外金融动荡跨境传导的可能性上升。例如，欧债危机爆发后，大量资金流出东欧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银行业受到严重影响，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这是我们在主权评级中看到的一个现象。”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此外，本国金融波动也可能引发热钱快速流出，加剧危机烈度，“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就是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当前中国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金融账户顺差有助于稳定外汇储备、人民币汇率，但监管层也重视长期的潜在风险。目前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国内对境外风险监控和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及时通过宏观审慎的、多元化的政策工具加强资本跨境流动管理等。但长期来看，推动国内宏观经济稳健增长，保持好内外部平衡，适当增强汇率弹性，恐怕才是治本之策。这也是东南亚国家能较好抵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一个主要原因。”王青说。
而当年日本金融业开放的历程，也有值得中国注意的前车之鉴。
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超指出，日本在推动金融行业对外开放过程中，也在同步推进金融自由化，并扩大欧洲日元市场，这导致政府对金融环境的控制力下降；为了应对日元升值压力，日本央行一直采取宽松货币政策。金融监管落后叠加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信用扩张失控，同时日本国内金融机构面对外资机构的竞争，增加了高风险行业的贷款投放，这些导致日本金融风险大量积聚。最终地产泡沫在加息后破灭，经济短期繁荣最终成为泡影。
姜超认为，金融对外开放过程中监管的缺位可能导致信贷扩张的失控，此时需要政府保持货币政策定力并加强高风险领域的监管，防止产生金融系统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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