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全球化的盛宴,被一只黑天鹅搅局,各国还在驱赶黑天鹅,却来不及收拾满地的狼藉。
这只黑天鹅就是新冠病毒(COVID-19)。二百万人被它感染,上万人因它死亡,我们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它去向何方,但人类正在与它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这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全球疫情,让全球化的弊端暴露无遗,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无远弗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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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在同一天,美日传来的消息让国人夜不能寐。4月9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提出一项让美国企业撤出中国、回流美国的建议,他说要为这些从中国迁回美国的企业给予100%直接报销,包括厂房、设备、知识产权、基建、装修等所有费用;紧接着《福布斯》(Forbes)发文称,日本政府宣布要支付22亿美元支持日资企业迁出中国,其中20亿美元直接贷款用来支持企业回到日本,约2亿美元直接贷款支持企业迁去东南亚。
对此消息,各方解读认为逆全球化浪潮不可避免,甚至有人认为“这一轮全球化已经终结”(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至于其政治经济影响则更为久远。基辛格说,“新型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将永远不一样”,给政治和经济带来的动荡可能会持续数代人。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说,“新冠前后”将是历史新的纪元——BC(Before Coronavirus)和AC(After Coronavirus)。最新一期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认为,“新冠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
如果历史有坐标,这个新纪元的坐标将会插在二战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上。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发与持续,正是全球化的一种后果,因此,对过去几十年突飞猛进的全球化,人们开始反思和批判,反全球化、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等各种思潮在世界各地抬头,对原本脆弱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自90年代以来,传统左翼一直是反全球化的主力,核心诉求是要用民族国家的力量来节制资本,反对全球化导致的悬殊差异和文化变异。左翼反全球化力量虽然一直为非政府组织和团体主导,处于世界经济边缘地位,但是对全球化的弊端起到约束作用,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然而,2007年次贷危机却为反全球化添加了更为强大的动力——作为全球化“灯塔”的欧美精英开始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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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简称“次贷”)市场动荡引发金融危机,在当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风暴。次贷危机表面上是信贷市场信用制度的内在脆弱性导致,但实质上根源于全球化下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失衡。
二战前后世界各国不同程度上实施凯恩斯主义来复苏经济,在二战后 “消费主义”更以一种经济理性和生活方式大行于世,成为第三波全球化的动力。这一波全球化是通过消费主义文化的扩散,来引导金融资本的扩张,实现资本全球化。
资本所到之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因技术水平差异和经济结构差异形成“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全球合作体系。20年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便取代日本成为亚洲区域生产中心,全球供应链也从美、德、日三大中心,转向了中、美、德。在这个合作体系中,欧美处于价值链的上游,中国等新兴市场处于下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是出口导向型,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是过度消费型。在欧洲内部,以PIIGS即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为代表的南欧国家是超前消费型,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欧国家是勤劳工作型。
简单理解,就是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固定资产投资过多过快,产能过剩的状况一直比较突出,而美欧则通过提前消费,来消化中国的产能。但过早地透支消费力,会压制未来的生产力和消费力。就像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持续膨胀,楼价高企,居民背负庞大的抵押贷款,日常消费自然受到抑制,扩大内需也就无从谈起。
更重要的是,提前消费必须依靠金融系统,这样过量的提前消费累积的风险必然在金融系统形成危机。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美国,为刺激经济,不是一般的提前消费,而是以极低的利率、零首付支持年轻人买房,这样形成的次级贷款规模可想而知。次贷通过金融系统的传导、放大,从房地产市场到信贷市场,都是一片“非理性繁荣”,最终在2008年引爆泡沫。
金融业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核心和引擎。据测算,1980年美国的金融资产总量为15.46万亿美元,约为GDP的5.40倍,2016年金融资产总量达到220.86万亿美元,与GDP之比扩大到11.89。1980年以来美国金融资产的年均增长率为7.2%,而GDP年均增速为2.6%,前者是后者的近三倍。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美国金融资产年均增速由当年的负值迅速回升至3.5%,而GDP的年均增速只有1.3%,可见美国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的状况没有实质性改变。
总之,全球化体系中面临的种种失衡,在美国次贷危机中暴露出来,传导至世界各地形成局部危机,虽然各国通过量化宽松缓解了危机,但根本问题仍未解决,开始引发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粹主义,尤其是在英美这些主导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其右翼力量也对全球化表示不满,尤其是4年前英国“脱欧”与特朗普上台,一般称之为“逆全球化”。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到欧洲新冠病毒爆发的前夕,2020年1月31日英国向47年的盟友说再见,正式脱离欧盟。一般认为,英国“脱欧”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对移民危机的反弹,是全球化过程中新的反全球化态势。英国“脱欧”公投后不久,2016年11月8日,政治素人、亿万富翁唐纳德·J.特朗普 “出人意料”地击败被各种主流民调看好的前国务卿希拉里,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无论是在竞选活动中,还是在当选后实际施政中,特朗普不仅主张“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还多次公开声明反对“全球化”和“全球主义(globalism)”,在贸易上推行了本土主义(nativism)政策,还针对部分国家显著提高了进口产品的关税,可能进一步造成各国争相提高关税的连锁反应。本来是经济全球化的策源地和主导力量,但却发起逆全球化潮流,这个时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英美右翼“逆全球化”表面上是民粹主义,但实质是“马尔萨斯陷阱”的逆反版。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指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陷阱”反映了农业时代人口增长与资源限制的失衡问题,如果没有生产效率的突破性提高,就躲不过马尔萨斯的诅咒。现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问题是人口老化,导致劳动力不足和消费需求下降,因而放宽了移民入境限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劳动力。但是这些移民对社会造成强烈冲击,引发强烈反弹,从而造成移民危机。欧盟在这个问题骑虎难下,英国脱欧后,波兰也因为抵制欧盟移民政策要跟欧盟说“拜拜”。由于全球化已经深入各国政治、经济各个层面,产业的全球化分工在日益深化,全球供应链将各国利益深度绑在一起,“去全球化”“逆全球化”说说容易,但要真正实施起来还是有着相当的难度。更何况,英美两国有着悠久而浓厚的自由主义传统。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底色就是实用主义,在“脱欧”公投后即开始以“全球化英国”为纲领开展经贸活动;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底色是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他的“替代版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希望以新的规则促进各国向竞争性国家(competitiveness state)而不是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看,英美两国现在的“逆全球化”,实质上是要建立另一套全球化,故不同于传统左翼的“反全球化”。因此,英美的策略还是希望在现有全球化体系中来催生他们的版本,以免过于激进的操作损害脆弱的经济。典型就是这两年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战,打打谈谈,谁都不敢推翻桌子真干起来。然而,没想到一只黑天鹅兀然闯入,掀翻了桌子。这场全球流行的新冠大疫情,无论是对于左翼的反全球化,还是右翼的“替代版全球化”,都提供了理据和实际操作的机会。新冠疫情下各国断航封城,供应链阻断,各国经济遭受重创,这虽然不是各国想要的,但确是全面省思全球化的契机。在此之前,美国就不想玩了,特朗普就退出了好几个国际组织,而这场疫情毫无疑问加深了他们此前的担忧,更加确认了他们此前的判断。二战以来这波全球化的策源地与主导方——美国——不想玩了,而欧盟,在移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的打击下已力不从心,现在则意兴阑珊。这次疫情暴露出的全球化弊端,让世界看到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的失败,也验证了长久以来对供应链节点安全性的担忧。经济全球化基于供应链一体化和快速反应运作来实现,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Hub)出问题,世界将会怎样?根据麦肯锡研究,2010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依存度在相对下降,而世界世界从贸易、经济和技术三个层面对中国的依存度越来越深。这个趋势在中国一些人看来,会更自信、更有底气地认为全球经济离不了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复苏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在欧美看来,对某个节点依存度越高,就意味着供应链风险越大,更何况双方价值观处于两个平行世界。时间不早不晚,疫情在全球爆发了,各国需求雪崩式下降,发往中国的订单突然取消。过去高度依赖、密切协作的全球供应链网络,正在遭受全面的冲击。供应链被阻断,全球化被“隔离”。这场疫情毫无疑问加深了欧美资本此前的担忧。“供应链高度依赖中国”也容易引起欧美的警惕和反弹,英国《经济学人》在“隔离之下的全球化”就指出这点,认为这是新冠病毒带给世界的严厉教训,即使病毒疫情很快过去,世界对中国依赖的警惕仍会加重。不过,也有不少分析认为,全球分工的加深,尤其是中国供应链的完整和高效,已让世界离不开中国。最近在金融投资界流传的摩根士丹利观点便是典型: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我们的观察角度不大一样,我们跟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交流较多,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贸易战以来产业链的搬迁趋势,而非加快。原因有二:
[1]彼得·古德曼(Peter S. Goodman):“为什么全球经济衰退会持续很长时间”(纽约时报2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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