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波澜壮阔的抗疫斗争进入了善后环节。如何提振在疫情中受到重创的消费，成为当前千头万绪中的重中之重。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发放现金为主要手段相比，我国本轮消费刺激政策的主力军是消费券。

选择消费券而非现金，显然是经过了对我国国情的充分考量。作为全球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如果普遍派发现金，将有可能造成相当比例的民众将收到的现金储蓄起来，应对未来的不时之需，尽管最终这笔钱的去向依旧可能是消费领域，但与当前最“火烧眉毛”的“促消费”仍有差距。

经过一个月左右如火如荼的实践，从事实上看，效果还是相当明显的。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已有多地消费券达成十多倍杠杆率的消费刺激目标。“四两拨千斤”的政策目标，可以说基本圆满达成。

从精益求精的角度，我们应当进一步思考，如何以更好的券促更好的消费？

什么是更好的消费呢？

众所周知，消费分可选消费和必需消费。疫情无论多么严重，必需消费还是不得不维系的。可以少喝几杯酒、少抽几口烟，但维系人类基本生存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摄入，基本上都不会少。从统计数据上也可以看出，可选消费是疫情中最受重创的：人们无法或不敢外出就餐，餐饮行业一蹶不振；人们谨慎于出门旅行，文旅行业坠入谷底。

如果考虑到在短期内提振消费的政策目标，那么，可选消费品应当是近期政策促进的对象。从这一角度来看，促进民众超越基本生活水准，强化消费欲望，才是当下“更好的消费”。

在一些地方，最受欢迎的是超市类消费券。如果这部分券用来购买了必需消费品，那么从促消费的角度看，效果是差强人意的。

促“更好的消费”应着眼于提振当前最急需的可选消费品行业，恢复行业内中小微企业的元气，让企业主能喘息，让打工者有就业。而收入与就业齐头并进，也正是对“六稳”“六保”大政方针的具体落实。

那么，什么是更好的券呢？

从政府的维度来看，更好的券应该是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更高的券。简单来看，发放现金的使用效率是100%，而无论如何防范套利，消费券总会有一定的比例被非法套取。规模庞大的地下产业在和银行信用卡部门为代表的金融体系长期交锋中，积累了一整套不良手段和资源，可以想象，消费券这种准现金资产正是他们瞄准的目标。在技术手段不足以完全防范这种犯罪行为的时候，消费券的设计和使用应高度重视被套取的风险。

从商家的维度看，更好的券应该是稳住自家收入的券。制定相关政策时，应细化再细化，充分动员商家自身的意愿和资源，将宝贵的财政投入用在刀刃上。在有的城市，利用数字平台，政府鼓励和商家共同灵活创设消费券，政企互动、因地制宜、因户而异，起到了相当好的政策效果。

对于旅游等行业而言，可以考虑为消费者提供“休假券”（用于补贴用人单位），消费者有了假期，旅游才能火热。作为曾经创造性创设“五一黄金周”“十一黄金周”的我国，应该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

从消费者的维度看，更好的券应该是更公平的券。

首先，要考虑针对贫困群体的公平。前文所述超市类消费券，尽管并不是促进可选消费的最优选择，但却是最贫困、最弱势群体基本生活保障所需。针对这类人群精准投放超市类消费券仍是大有裨益的。从便利的角度，针对这一部分群体直接发放现金或现金券也是值得考虑的选项。全国贫困群体的绝对数量已经越来越少，针对他们发放一定数量的现金或现金券并不足以动摇稳健货币的大局；而这部分群体储蓄率低、消费倾向高，现金或现金券的定向发放也不会产生太过明显的储蓄效应。

其次，是针对技术弱势群体的公平。虽然消费券电子化是大势所趋，但还有一部分民众并不熟悉电子支付技术，甚至未必具备电子支付的基本工具。更有针对性、更易于使用的纸质消费券对于这类民众而言，将是“更好的券”。

最后，应鼓励按需分配而不是按概率分配的公平。在一些地区，消费券是随机分配的，类似于彩票；甚至靠“手快”，先到先得。事实上，边际消费倾向最高的，往往是抢不到券的家庭；有大量时间在智能移动终端上刷消费券的民众，有时反而将消费券白白浪费，甚至折价转让、套利套现。从技术角度看，要做好区分并不难。在美国，发达缜密的税收系统为有针对性地发放济困支票提供了技术保障。尽管仍出现了不少乌龙事件，比如有的家庭会收到联邦寄给已经去世老人的支票，但总体上还是“按需”全面覆盖了大多数低收入家庭和个人。

我国拥有引以为傲的“网格化管理”体系，在过去几个月的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合理运用“网格化管理”的经验，结合全球领先的大数据能力，将政策考量和制定落实到细处，精准定位，在下一步提振消费的战役中，我国一定能以更好的券促更好的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