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新冠疫情，现在东京正在举办奥运会。如今，这场盛事被推迟至明年，而在此之前，会徽被指抄袭以及主场馆的设计波折已经为其蒙上了阴影。与之相比，1964年的东京夏季奥运会为整个日本带来了显著的积极改变。回顾1964年，那是东京首次成功举办奥运会，从建筑与海报设计，到城市基础设施的革新，这场奥运会见证了东京在从一座被炸弹轰炸的废墟到超级现代大都市的转变。对于战后的日本而言，当年的奥运会将日本重新介绍给了世界。
东京国立代代木竞技场
丹下健三的设计手稿
新冠疫情迫使2020年东京奥运会推迟至明年7月（如果届时能够顺利举行的话）。不过，这座城市四处都遍布着另一届奥运会的辉煌遗产：1964年夏季奥运会见证了东京在20年间，从一座被炸弹轰炸的废墟到超级现代大都市的转变。对于战后民主的日本而言，首届在东京举办的奥运会犹如一场元媛舞会，不仅通过运动、更通过设计，将日本重新介绍给世界。
奥运会开幕式一周前通行的新干线
电车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高速公路。城市拥有了新的下水道系统，一座新港口，两条新地铁线路，伴有严重的污染。贫民窟和其中的居民被无情地清走，为新的建设留下空间，其中一些很宏伟，比如1962年由谷口吉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设计者谷口吉生之父）设计的精致的大仓饭店（Hotel Okura），大多的则被人遗忘。在奥运会开幕式的一周前，新造的新干线首次在东京与大阪之间急速穿行。
对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建筑师与设计者而言，他们必须满足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这是意在展示一个新日本的机会，它注重和平，展望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舍弃了古典日本美学或是传统民族符号。没有富士山，没有樱花，没有书道。任何对于民族自豪感的表达都应该尽可能地与旧军事帝国主义保持距离。
龟仓雄策设计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海报
龟仓雄策的海报不仅摒弃了西方对于东方“异国情调”的期望，而拥抱了硬朗简洁的现代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重新采用了日本国旗的象征—这在美国占领下的头几年都是被禁止的——并把它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的象征。同样大胆的美学也体现在龟仓雄策为当届奥运会设计的第二张海报中，黑色的背景上，赛跑运动员们正全力奔跑。
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主要仪式和体育赛事在一座毫无特别之处的体育馆举行，后来被废弃。在东京世田谷区的驹泽奥林比克公园，一座由芦原义信设计的树状控制塔高165英尺，采用混凝土作为材料；如今它依然屹立，只是那野兽派的率直已经被白漆所弱化。虽然由丹下健三设计的代代木竞技场体量更小，但正是它以混凝土的形式表达了龟仓雄策等设计师在纸上所表达的内容。
布鲁塞尔世博会飞利浦馆
体育馆还与丹下健三当时完成的最重要的作品——广岛和平中心与纪念公园的拱形纪念碑相呼应，这是另一座由钢筋混凝土做成的曲形建筑。在广岛，丹下健三的拱形混凝土结构成为了日本至暗时刻的陵墓；而在东西，它揭开了崭新的国民生活的序幕。
纪录片《东京奥运会》中的场景
隈研吾设计的东京奥运会主场馆
如果说丹下健三的钢筋混凝土结构表达了日本在1964年时的野心，那么现在，自然材料则回应着经济与生态挑战并存的未来。1964年时，还是个孩子的隈研吾曾参观奥运会，他称赞丹下健三的体育馆激发他展开了自己的建筑生涯，“丹下健三对于光线的处理就像一位魔术师，”隈研吾在两年前的采访中回忆了儿时见到代代木国立竞技场时的场景，“从那天起，我就立志当一个建筑师。”
附：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的日本建筑发展
丹下健三的“东京1960计划”
“东京1960计划”模型
不过，丹下健三的这一方案翁能实现，但是其概念意义要远胜于实际意义，并反映在他日后的作品中。例如，在1964年设计的山梨文化会馆中，他就对“城市是一个过程”的概念进行了实验。
初建时的东京塔
如今，那种带有科幻色彩的日本美学在一定程度上成型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你会注意到，为这场奥运会所造的建筑都受到过科幻与宇宙空间的启发，例如代代木竞技场、东京体育馆等。不过，这些建筑还不足以成为实现这种美学的技术发展的推动力，诸如新干线以及东京塔的建造同样加快了日本的技术发展。它们共同塑造了日本的新形象：一个与现代技术世界相连的国家，而非一座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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