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决定联合祭祀黄帝陵，国民党派出的代表是时任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共产党派出的代表则是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
然而，令在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当祭祀典礼都还没有举行完毕的时候，共产党这边派出的代表张国焘居然投敌叛变了。
据蒋鼎文后来回忆，四月的一天清晨，他刚刚起床不久，正打算出去的时候，张国焘突然闯了进来。
蒋鼎文就问张国焘，大清早的过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吗？张国焘没有回答，而是突然跪了下来，要蒋鼎文出面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这样一来，蒋鼎文就明白了张国焘的意思，他急忙给戴笠打电话，由后者暗中派人将张国焘给悄悄地运去了武汉。
张国焘叛逃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但是并未立刻追究其责任，而是给周恩来发了一封电报，让他找机会劝说一下张国焘，如果对方肯回心转意的话，可以考虑重新接纳他。
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正好在武汉负责统一战线的工作，张国焘虽然被国民党方面严格控制起来，但是周恩来还是有办法见到他的。
可是无论周恩来如何劝说，张国焘就是执迷不悟，根本就不想回延安去认错，铁了心要留在武汉投奔国民党。周恩来见劝说不成，就亲自带他去见蒋介石，好让他死了这条心。
其实，张国焘多少也有些一厢情愿，他原本以为凭自己的地位投奔蒋介石，一定能够得到蒋介石的重用，可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击。蒋介石对他的到来并不如何看重，反倒与周恩来攀谈起来，把他这个“主角”给晾在了一边。
张国焘在武汉被晾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也没有得到重用。虽然他的级别确实不低，可蒋介石压根就瞧不起他，更别提重用他了。
而且，张国焘失去利用价值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除了自己之外没能带出任何有用的东西，不要说共产党的机密文件了，就连他的随身警卫得知他叛变后都主动离开了他。
这样一来，张国焘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戴笠都对他兴趣缺缺，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到军统去上班了。
事实证明，失去了组织上的培养，张国焘自身的才能也不过如此。
尽管张国焘工作起来十分卖力，可他在军统工作期间并没有干出什么名堂，甚至还不如我党培养的秘密特工黎强。
从时间上来看，黎强和张国焘加入军统的时间差不多，但是黎强仅仅用了数年的时间就当上了国民党的少将副师长，而张国焘虽然干的很卖力，可他的地位非但没能得到提升，后来还被挤出了军统系统。
张国焘叛变时，把自己的妻子和儿子都留在了延安，后来在党的关怀下，发给她们母子路费，让她们得以与张国焘团聚。但是张国焘非但不感恩，反而处处说共产党的坏话。
解放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张国焘也预感到大事不妙，带着家眷急急忙忙逃到了台湾。可当时的台湾遍地都是国民党高官，他在那里根本没有立足之地，连房子后来都被征用了，最后只好带着家眷前往香港居住。
1955年3月，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由香港回到大陆，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朱德还亲自到车站迎接。
此时流落在香港的张国焘经济拮据日子越来越难过，他看到卫立煌回到大陆如此受重视，于是也去找与我党有联系的人士帮忙传话，表示自己愿意为新中国做些贡献，希望中央看在他从前的份上，给他发一些生活补助。
由于张国焘曾经的叛徒身份，导致他走到哪里都不招人待见，也没有人愿意给他传话，直到1958年他才与共产党在香港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对于张国焘的求助，毛主席倒是表现的十分大度，他亲自作出批示同意张国焘的请求，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予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虽然毛主席不计前嫌，同意给予张国焘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可是张国焘却不愿意放弃与美国人的联系，此事最后只能作罢。
1968年年底，年岁已高的张国焘在香港生活越发困难，只好前往加拿大去投奔自己的儿子，可他儿子生活过的也不好，没有什么余力供养父亲，就把张国焘给送到了敬老院里。
从此以后，张国焘就独自一人孤独地生活在敬老院中，后来在1979年的冬天冻死在了敬老院里。不知道临死之前，他有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倘若他当初肯听从劝说，也不至于落得凄惨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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