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1年的春末，医院的一场意外事件让文书纪凯夫陷入了一个复杂的阴谋之中。那天晚上，纪凯夫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食堂吃完晚餐后，突然听到办公楼传来的喧哗声。好奇之下，他决定去查看。原来是总务科的保险柜被盗了，里面的1200万旧币（约合人民币1200元）不翼而飞。保险柜旁散落的一些零钱引起了纪凯夫的注意，他联同在场的同事们沿着散落的钱币一路追查。
他们最终来到了院长和监察委员办公室前。门锁着，但纪凯夫曾负责这里的保卫工作，很快就打开了门。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到阳台，却意外遇到了王清，医院的监委和党支部书记。王清看起来非常紧张，额头上满是汗水。
纪凯夫把总务科被盗的事情报告给王清，正巧他们注意到王清旁边的电线磁头上挂着一个花布包。纪凯夫顺手取下来一看，里面正是丢失的那笔钱。王清的表情变得更加尴尬。
尽管心中充满疑问，纪凯夫还是决定悄悄向公安局报案。然而，由于直接证据不足，加之钱款已被找回，警方并没有深入调查。这件事激怒了王清，他反过来向市卫生局谎称纪凯夫有政治问题和偷盗嫌疑。
市卫生局副局长宋瑛和纪凯夫早有恩怨。前年，有人向高层匿名举报宋瑛工作失职，当时正值“三反”运动，该事件引起了高度重视。宋瑛误以为是纪凯夫所为，这件事让两人关系恶化。当王清来找宋瑛诉苦时，宋瑛没有多问，便决定配合王清，给纪凯夫一个教训。
很快，纪凯夫被当作盗窃嫌疑人逮捕。
孙麦龄携手医院的另一位老师钱瑛，急匆匆地走进了中南局纪委的大门。孙麦龄向纪委秘书长李之琏陈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李之琏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他仔细听取了孙麦龄的讲述，尤其对王清与纪凯夫之间关系的转变表示关注。
孙麦龄解释道，纪凯夫虽是团员且工作认真，但对王清的某些决策有所保留。王清对此颇感不快，信任逐渐减少。讲完之后，李之琏深感此事不应草率下结论，遂提议召集相关人员开会讨论。
在紧急召开的会议中，尽管宋瑛表面上同意不应仅针对纪凯夫，内心却早有计划。会后，她偷偷找到了负责公安的武汉副市长周季方，故意将纪凯夫描绘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还暗示纪凯夫的家族背景不清。
周季方被误导后，重新将纪凯夫拘留。此举引起了更大的波澜，王清更是趁机向更高层的机构发信，诬陷纪凯夫为特务。这封信与一封同时期从香港寄来的信件相互呼应，似乎加重了纪凯夫的嫌疑。
事件最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注意。毛主席本人对这起冤假错案表示极大的不满，特别是在刚解决了其他贪污问题后，又出现了这样的司法错误。他立即指示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兼中纪委副书记安子文介入，安子文随后与邓子恢通电话讨论如何处理。
邓子恢虽觉得对周季方的处理过于严厉，但毛主席的态度坚决。安子文向他转达了主席的意见，不仅要从严处理周季方，还要亲自安抚纪凯夫，并恢复他的名誉。
在1952年的新年初，毛主席深感纪凯夫案未能彻底解决，便发电严令中南局立即对周季方进行法律制裁。邓子恢在审阅完案件资料后，对周季方的主要错误——轻信一面之词而感到困惑，心想这样的处罚是否过于严苛。
毛主席，闻知此情，坚决表示，反面教材如刘青山张子善案已足够警示，仍有人轻视纪律，必须严惩。他断然命令邓子恢：
“如果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
作为资深党员的邓子恢，知晓必须遵从指示，便承诺将迅速执行。
针对此案牵涉的干部，适当的人降职、适当的人撤职，而对纪凯夫进行陷害的王清和宋瑛，则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纪凯夫恢复原职，而一直助他脱罪的孙麦龄等人也获得表扬。
处理周季方的方式，邓子恢有所调整。考虑到周季方是老红军，曾在解放战争中表现卓越，他决定以更体面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置。
有一天，周季方在一个饭店举行会议，邓子恢安排钱瑛在会后请他到一间安静的包间。周季方进入后，邓子恢亲自为他拉椅安座，并为他倒上一杯茅台酒，以示尊重。
席间，邓子恢直言不讳地告知周季方组织的决定，并郑重其事地劝他应从中吸取教训，正视党的裁决，努力自我改造。
周季方听后，虽知犯了错，但对邓子恢的体贴和教诲感激涕零。邓子恢鼓励他不必沮丧，只要能改过自新，总能迎来转机。他还送给周季方几本革命书籍，希望他能在狱中好好学习。
多年后，周季方释放，时常回忆起邓子恢的关照，他的眼中常含泪水，心中充满感激：“邓老的真诚对待，深深打动了我。那次谈话不仅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也深化了对他的尊敬。”
在后来的岁月里，邓子恢不仅成功为纪凯夫洗脱了冤屈，还尽力为周季方找到合适的工作，让他有机会重返社会。邓子恢的实事求是和对同志的关心，体现了他对党中央决策的忠诚与执行力，同时也展示了他对老战友的深情厚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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