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立后，在经历了几年的适应期，我国人口便进入了快速增长的模式，这在为国家提供了大量人口资源的同时，也引起了部分人口学家的重视。
其中马寅初在1957年提出中国应适当控制人口增长速度，以提高人口素质并降低社会负担的言论，曾引发各界关注。
到了七十年代末期，我国的人口数量快速增长的部分弊端已经显现，如部分地区粮食供应紧缺，教育资源不足等等。
为此国务院将计划生育作为我国基本国策并在全国推广，这让我国的出生率迅速下降，我国的人口增长模式，也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高质量增长。
计划生育的推行有效改善了粮食紧缺，以及人口密集造成了环境污染等问题，但随着其推进，我国的生育率进入了持续降低的趋势之中。
如今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建国后的最低水平，这引发了人们对于未来劳动力不足以及社会老龄化等问题的担忧。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公众对马寅初的理论和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些恶劣后果都是他们带来的。
但笔者认为，我们需要站在不同的时代立场看待问题，不能因为新出现的问题指责过去的政策，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恐怕我们无法取得如今的经济发展。
首先计划生育政策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这可以有效解放生产力投入到工业和城市化建设之中。
在计划生育提出的年代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政策，当时大量的劳动力依然集中于农业生产领域。
如果不实施计划生育，为了保证新生儿和大量孕妇的营养供应，我国的粮食需求会持续增加。
在生产技术没有突破性革新的前提下，这就需要更多的人口投入到农业生产之中，这对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是相对不利的。
除了农业生产之外，由于当时社会保育机构尚不发达，因此孩子的家长需要在孩子的照顾上投入很多精力，多胎生育会让夫妻双方中至少一人长时间无法从家庭事务上脱身，这也会造成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隐性损失。
我们一直说中国近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人口红利密不可分，所谓人口红利，指的其实是低水平的人口抚养比，即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
如果不实施计划生育，那么我国的人口抚养比将处于较低水平，这会提高劳动力的成本，让中国工厂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优势，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此外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数量这一根本目的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提升我国的人口素质。
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前，由于我国教育资源相对短缺，导致国民的高等教育率始终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甚至还有不少文盲存在。
而计划生育的推行令我国的学龄人口数量维持在较低水平，这有效改善了当时师资力量紧缺的问题，使得计划生育时代出生的独生子女们都受到了更好的教育。
与此同时教育部门也有能力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大学等高等教育院校的建设中，这让我国的高等教育率有了显著增长，国民整体文化素质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国民素质的提升也进一步放大了我国的人口优势，目前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相继开放生育，其中不乏拥有人口红利的劳动力大国，但由于他们的国民文化素质较低，导致用工风险极高，这也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至今仍保持较高竞争力的基础。
此外计划生育的实行也降低了我国医疗系统承担的压力，在计划生育实施之后，我国的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孕妇们也能享受到优惠完善的检查，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也有着重要意义。
至于如今我国面对的问题很多并不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比如生育率下降问题是许多西方国家共同面对的困境，这和人口平均素质的提高以及儿童养育成本的上升息息相关。
简而言之造成这个困境的是抚养儿童与自身发展之间的冲突，以及培育后代的成本与预期收益之间的不平衡。
如果我国不实行计划生育的话，那么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仍然需要在抚育后代方面投入巨大精力，而人口数量的急剧膨胀也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
而且这个假想状态下劳动力的文化素养，也比现在更低，那么留给他们的就业岗位则更少，这无疑会让他们背负巨大的压力，他们的生育意愿未必就有那么强。
至于老龄化问题，则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婴儿潮之后就注定发生的事情，即使我们始终保持较高的生育率，那也只是减轻了每个劳动适龄人口的平均养老负担，但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化改革和高速发展的经济作为依托的话，那么每个人身上的担子不一定有现在轻松。
诚然计划生育还有一些无法规避的弊端，比如受到我国传统家庭观念影响下的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以及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风险，但这并不是彻底否定该政策的充分论据。
如今部分人忽视了计划生育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做出的贡献，对计划生育以及马寅初等人提出的人口理论大肆批评，这显然违背了评判事件发展的正常逻辑。
想要论证计划生育的不足，是要先论证在不执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我国依然能够取得如今的假设成果，而这显然是极具挑战性的。
因此盲目抨击马寅初和计划生育政策是不可取的，我们需要承认他们在过去给我们带来的正面影响，并积极应对如今面临的问题，不能一味抱怨。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走出如今的人口困境，让中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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