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工匠精神，到底香不香？|丰田章男|国宝|日本|美国|韩国

“工匠精神”是一把双面刃，既可以抬高一个国家的 “下限”，也会压制一个国家的 “上限”。

疫情前，我几乎每年都去日本。对日本人的做事风格，我的认识也是经历过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今天就聊一聊我眼里的日本“工匠精神”，文章分为三部分：

日本普通人的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的好处。
“工匠精神”的坏处。

日本普通人的“工匠精神”。

有一年，我在日本九州鹿儿岛的酒店，看见一个老头蹲在电梯的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支蜡笔状的东西，在电梯门上划。我老婆问他，这是干嘛？他说，这是给电梯门“临时”补漆。那是一些被客人的拉杆箱，或者皮鞋蹭了一下，造成的淡淡划痕。在正式补漆之前，老头会用颜色一样的笔，把划痕抹去。

我每到一个国家，就喜欢观察出租车司机。让我来介绍两位日本司机。

我在日本遇到的第一个司机叫“仮屋輝満”，名字看上去非常接地气，人长得也很憨厚，脸很黑，人中很长，下巴和脖子融为一体，有一种漫画人物的即视感。

司机仮屋輝満

他客气话多，鞠躬也多。对服务业来说，客气一点当然好，但日本人的客气，给人感觉有点机械，客套很多，但都是空话，说多了，反而给客人造成负担。至少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负担。

日本人不仅嘴巴客气，肢体语言更加客气，特别喜欢鞠躬点头。人家都鞠躬了，我好歹也得意思一下，每次都鞠躬点头回礼吧，累，一点都不表示吧，显得咱中国人粗鲁。你说，这有多麻烦？！

除了客气，这位司机大哥的白衬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领口和袖子不但雪白，而且非常平整，袖线非常清晰。我当时猜想，这件衬衫应该是新的。

司机村本仁道

另一位车司机叫“村本仁道”，他的话不多，只说了两次谢谢。他看上去愁眉苦脸，帽子都没有戴正，好像昨晚赌博输了一个月的薪水似的。但他的衬衫和前一位司机一样，雪白平整，也像是新的一样。后来我发现，日本所有的司机都这样，他们的衬衫看上去都是全新的。每天更换白衬衫，似乎就是日本出租车行业的标准。

回国后，我向内行人请教，才知道，要把白衬衫保持这样的状态，可不容易。

首先，衬衫用料和做工必须到位。

其次，行话说“三分做工、七分熨工”，这些出租车司机背后，都站着一位熨工，要么是洗衣店师傅，要么是老婆。

再次，只有做工和熨工也还不够，日本人会向衬衫领口和袖口喷一层薄膜，每天换一次膜，才能保持领口袖口的雪白。

出租车司机虽然是很普通的职业，但也要讲究体面，一方面是尊重客人，另一方面，也是尊重自己。我去过这么多国家，日本出租车不一定豪华，但绝对是全世界最干净的，日本出租车司机也是穿着最体面的。日本“工匠精神”的特点就是，把任何看上去很简单的工作，都分解成复杂的标准，一旦标准确定，就贯彻到底。

便当

无论从火车站的气派程度，还是速度、稳定性和舒适度，中国铁路秒杀日本，中国时速350的高铁，硬币可以屹立不倒，而日本的火车，能把可乐瓶都晃倒。但中国火车最大的硬伤就是餐食，毫不夸张地说，日本的火车便当，甩中国火车盒饭十条街。

在日本南部的九州岛，我们路过一个叫吉松駅的小站，小到什么程度呢？根据日本WIKI百科资料，2013年度，吉松駅1日平均乗車人員只有区区116人。虽然号称是一个火车站，但客流量比我们一个公共汽车站还少。

吉松駅

小站居然还在使用古老的木质轨枕，这在中国几乎是文物了，让人有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这个小站没风景、没典故、没噱头，据我观察，大部乘客都是来转车的游客，他们宁愿坐在车里打发时间，也不下车走走。

玉利聿麗

车站里有一个便利店，店里有一老头，个矮、微胖，70多岁，就在和我老头四目相会的时候，他就立刻把视线转开，并向我鞠了一个躬，那一霎那，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成语——低眉顺眼。

后来，我在他那里买了一个便当，650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35元——这便当的价格只有其它地方的一半，也是我在日本吃过最便宜的便当。

酒精棉花盒

我没零钱，给他一张万元纸钞，老头数完钱，毕恭毕敬地把钱放到一个小盘子里，用双手递给我。然后，打开一个银色小椭圆盒子，用手指在里面蘸了蘸，又双掌合十，搓了几下。

我很好奇，指着那个银色盒子，用蹩脚的日语问他，这是什么？老头卖力解释，但我完全不懂，他就把这小盒子拿到我鼻子附近，我闻到一股酒精味道。日元是我见过最干净的纸币，没有之一。他还居然每次接触纸币后，都用酒精消毒！？不论这种消毒方法是否有效，就算装样子给顾客看，那也是够费心的。

便当味道好，卖相也好。我数了一数，里面至少有10种以上的配料。根据便当外包装内容判断，这是店主请人量身定做的。他的筷子套上印着“駅弁たまり”，有3种字体，2种颜色，套子里还有一根牙签，和一个小酱油瓶子，瓶子上还有一个小盖子，用不完，拧紧，还可以下次再用。

我之所以介绍这些细节，是因为我对包装业略知一二，彩色定制的包装，无论设计、开模和印刷，都很费钱，日本的人工尤其贵，除非数量巨大，否则平摊到每一个包装上的费用很贵。

每天路过这个小站的火车只有3趟，平均周转量只有116人，在我坐的那趟车里，就我一个人买了他的便当，可想而知，他的生意多么惨淡！以中国人的思维和商业逻辑，如果换做我是店主，一定会采用批发通用的包装。我可是小本生意啊，我既没有创立品牌的野心，也没有开分店的能力，再说了，我的便当几乎是最便宜的，有必要在包装上花这么多心思吗？

我仔细观察了这小店的铭牌，上面的手写美术字，是昭和年代独有的，如今的招牌都已经被电脑喷绘字体代替。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去网上查了这家小店的名字——駅弁たまり。这家便当店的历史，比我想象得更长。吉松駅于1903 年9 月15 日开通。2002年，九州当地举行了吉松站1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有一位日本记者写道：车站的便利店“駅弁たまり”在1915 年开业，现在的家族第4代经营者——玉利聿麗（65 岁）笑着对记者说：“在1965 年代，特快列车很多，这里挤满了顾客。我希望100 周年后，车站会重获生机。”

日本网友的推文

很显然，他的希望落空了，一晃又是二十年，如今的吉松駅，乘客比2002年更少。玉利聿麗出生于昭和12年（1937年）。2015年，我在吉松站遇到他的时候，他78岁。关于他的最新的消息出现在2020年，他已经83岁，依旧在那个小车站卖便当，很多游客慕名而来，和他合影。火车站和便当店还是老样子，只是他又苍老了很多。

玉利家族四代人，都耗在这个火车站里，可想而知，第4代传人玉利聿麗，也将是最后一代。

“工匠精神”的好处。

所谓的“工匠精神”，如果能贯彻到一个国家的老百姓身上，日复一日，代代相传，成为一个民族血液里的DNA。那么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肯定不差，日本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日本人的优点，可以概括为：干净，勤奋，守纪。

干净

日本可能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唯二大街上没有垃圾桶的大国，另外一个就是印度。日本1980 年就开始实行垃圾分类回收，成为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目前，日本每年人均垃圾生产量只有410 公斤，为世界最低。

而日本的垃圾投放时间是按照天来计算的，每周的固定几天回收固定的几类垃圾，例如每周一只收干垃圾，每周二只收湿垃圾，错过了就要等一周。我在网上查了一份日本垃圾分类的说明，这已经不是严谨，而是有些“变态”。

一、可燃垃圾。注：厨房垃圾，沥干水分，用报纸包好，牛奶盒洗净晾干扔到设在超市门口的回收箱。

二、塑料瓶类。方法：瓶盖和塑料商标分离，用水洗干净、压扁瓶身，装入透明或超市门口回收大垃圾箱里。

三、可回收塑料。方法：洗净并撕下商标等黏着物，塑料瓶剪开清洗，瓶盖回收到设在超市门口的回收箱。

四、其他塑料。容器、包装以外的塑料（录像带、CD、玩具等）

五、不可燃垃圾。注：耐热玻璃、化妆品瓶与其他玻璃的溶解温度不同，故不能一起回收，需视为“不可燃垃圾”，一次性打火机必须用尽。

六、资源垃圾。纸类、布类、金属类等。方法：硬纸箱需要折好、报纸杂志等用绳索捆牢。喷雾器瓶子必须用尽，在瓶体开口，防止运输发生意外火灾，这点在饭店打工时会用到。

七、有害垃圾。荧光棒、干电池、体温计（用水银的体温计）有害垃圾必须与资源垃圾必须装入不同的垃圾袋。注：未使用水银的体温计属于“不可燃垃圾”。充电电池尽量回收到商铺的回收箱。

八、粗大垃圾。复杂的分类，苛刻的投放时间。

把“垃圾分类”做到如此“丧心病狂”，全世界只有日本人能做到——这就是典型的日本“工匠精神”。

勤奋

如今的日本，服务业几乎都是老年人，83岁的玉利聿麗老人，还在游客稀少的车站坚持工作，他是为了钱吗？应该不是。日本的退休金制度和医保体系，足以让他安度晚年。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分别为：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医疗保障），精神（归属感、存在感），尊重和自我实现。

在古代日本，生产力落后，“工匠精神”相当于画饼充饥，用精神奖励，代替物质贫乏。如今，生产力发达，已经解决了最基本对的生理和安全需求，深入人心的“工匠精神”放大了人的精神需求。日本人，尤其是日本老人看重的不只是钱，而是归属感和存在感。失业不一定会彻底失去收入，但一定会丧失尊严。在车站卖便当，虽然收入不高，但至少还有人求合影，还有记者采访，甚至连一个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人，还把他写入一篇文章。这些就是所谓的精神满足，是钱代替不了的。

日本的失业率低得很不科学

因为新冠疫情，日本2020年GDP萎缩4.8%，是二战之后历史第二低，仅次于2009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即便经济如此惨淡，日本2020年12月的失业率却仅为2.8%，跟全球其他陷入经济衰退的国家比较下，日本的失业率就显得非常不科学了。

对日本人来说，不管钱多钱少，都要有一份工作，这比什么都重要。而欧美国家的穷人则完全不同，很多人宁愿躺平吃低保，也不愿意干低收入的工作。日本人对工作的执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根深蒂固的“匠人思维”。

守纪

几乎在所有发达国家，每次经济衰退，总是伴随社会动荡，大规模“集体散步”和“零元购”不可避免，唯独日本没有。

The Week曾经发文讨论过这个问题：Why is there no looting in Japan?（为什么日本没有零元购。）在西方人眼里，背后的原因是儒家思想起作用，日本人从小就被灌输安分守己。

其实，这只是表象。在日本，无论怎么简单的工作，都可以升华为“工匠精神”，做一件事情，一做就是一辈子，几代人，持之以恒，这就形成了非常固定的职业传承。而零元购的主力军，都是那些游手好闲的无业游民，对于有固定住址和工作的日本人来说，零元购的收益太低，而犯罪成本太高。不划算的事情，当然没人干。

我去过几十个欧美日的发达国家，抛开人均GDP的数字，日本应该是社会治理水平最高的发达国家。日本有发最完善的公共交通，最干净的城市环境，最高的人均寿命，最低的肥胖率、吸毒率、犯罪率，还有最好的治安。

总之，“工匠精神”可以抬高一个国家的“下限”。日本这个国家的下限，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高。

“工匠精神”的坏处。

工匠精神就是，长时间重复做同一件事情，把所有细节完善到极致。优点很明显，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人靠谱，事儿靠谱，整个社会都非常靠谱。缺点也很明显，工匠精神也很容易变为教条主义，不自觉地，在一些无用的细节上做得精益求精，并感到沾沾自喜。

阶层固化

“工匠精神”促进社会稳定的另一面，就是阶层固化。中国也有阶层固化问题，但是绝不像日本那么彻底，中国古代，一代代王朝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口号下被推翻。而日本呢，天皇一族从神武天皇上位（公元前660年）以来，始终一脉相承，没有像中国一样的朝代更迭。持续在位2681年，堪称世间奇葩。

万歳三唱

天皇的地位有多么深入人心呢？令和元年，日本天皇德仁即位大典现场，前首相安倍带头三呼“万岁”。他们叫「万歳三唱」，我们古代叫「三呼万岁」。当我看到这一幕在电视上出现的时候，感觉日本一夜回到二战前，军国主义的幽灵，重回日本。

有一次，我去日本内陆的一个高级温泉旅馆度假。

在旅馆大堂，一男一女并排跪着，见我步入大堂，就噗通一声，迅速弯腰，朝我磕头，一边下跪，一边嘴里念念有词。他们额头贴地，足足停顿了两秒钟。那一刻，我呆住了，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既没有受人膜拜的暗爽，也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窃喜，有的只是意外和惊诧！

我不是第一次来日本，也不是第一次住日式温泉旅馆，但这阵势还是吓到我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被人磕头！

在这家温泉旅馆，

给客人倒茶，下跪，

给客人斟酒，下跪，

给客人放行李，下跪，

回答客人问题，下跪，

对于在红旗下长大的接班人来说，这里的封建残余严重超标了。

全程下跪式服务

体现一个阶层固化的社会的重要特征，就是“礼”，磕头、下跪、微笑，都是“礼”的具体表现。这种礼，只有日本人做起来最顺手，这是他们的基因遗传。而形成这种遗传的背后机制之一，就是所谓的“工匠精神”，每一个家族都被禁锢在相同的职业，父传子，子传孙，社会阶层彻底固化，一旦阶层固化，人与人之间的尊卑也就固化了。

追求极致，走火入魔

日本有一位“人间国宝”级别的保洁员新津春子（中文名：郭春艳），她所在的羽田机场，4年之后连续3次被评为“世界最干净机场”。

他是东北日本遗孤的后代，十几岁去了日本，因为语言不通，只能做保洁员，奋斗了几十年，成为“世界第一的保洁员”。她一天工作12个小时，早上6点钟出门，晚上7点钟回家。新津春子还自己发明了八十几种清洁剂，三十几种清理工具，针对不同的场合，对症下药。在外人眼里，很简单的保洁工作，被她做到大师级别。

她27岁结婚，丈夫说要小孩，她断然拒绝，原因就是以“事业为重”。为了一份清洁工的工作，为了成为清洁工“匠人”，她连小孩都不要。你想想，家庭生活会是什么状态？

在一个电视节目里，主持人问她，家里是不是很干净？她摇摇头说，除了睡觉，她每天在家就一个小时。

虽然是人间国宝，但作为清洁工，收入也不算高，成名之后，她的肖像权都属于公司，主持人问她，成名之后，收入是不是搞了很多？她摇摇头说，不关心这个，一切服从公司安排。

为了成为“匠人”，郭春艳几乎牺牲了一切。在我看来，对新津春子来说，“工匠精神”这个魔咒，就像一个贞节牌坊，可以让日本老百姓，为了“尊严”，毫无底线地付出一切。

台湾的“绿媒”曾经做过一期节目《新津春子訪台授清潔訣竅》。绝口不提她的中国人身份，还給她配了一个日语翻译，结果那个翻译水平太差，后来郭春艳直接用重口音的东北话，现场指导台湾清洁工。

她说：“马桶内沟槽部分，绝对不能用马桶刷敷衍了事。首先，一定要用手持抹布，先顺时针擦一遍，然后再用牙刷配合特殊清洁剂，仔细刷一遍。”

现场的台湾大妈，用一种非常怪异的眼神看着她，心里可能在嘀咕：

“老娘干了一辈子的保洁，还要你一个假日本人来教？” “工资就这么一点，凭什么要我这么投入？” “把拉屎用的马桶，清理得比吃饭用的碗碟还干净，有这种必要吗？”

“工匠精神”就是要给普通人封神，为了成为神，人人“自律、勤劳、守纪”。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眼前三分地，久而久之，到了忘我的境界，最后，一不小心就都钻入了牛角尖。

压制创新精神。

如果大多数人都喜欢钻牛角尖，那么，整个社会也会“钻牛角尖”而不自知。“匠”这个字，在汉语里并不一定都是褒义。中国人形容写字绘画风格，有一种非常委婉的批评叫做“匠气”，也就是说，熟练而缺乏独到之处，板滞而缺乏灵动之气。

如果从负面解读，日本就是一个“匠气”很重的国家。

前段时间，丰田汽车的老板丰田章男大声疾呼，汽车电动化，不能操之过急。他抨击道：“日本设定的目标不切实际，不仅将造成电力资源紧张，也将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听起来好像是心忧天下的样子，其实，丰田担心的是自己的前途。如果按照日本政府的政策执行，到2030年，纯电汽车可能会让日本失去550万个工作岗位和800万台汽车产量。这其中，损失最大的就是丰田。传统的机械领域是日本人“匠人精神”最好的舞台。钻牛角尖的精神，造就了丰田最核心的技术——发动机和变速箱。

一夜之间，电动车席卷世界。发动机和变速箱，再也用不上了。曾经研究“发动机、变速箱”的“人间国宝”成了丰田的负担。这些人几辈子贡献给丰田，人过中年，让他们下岗？很难。不下岗能干嘛？电动车的核心是软件，这些人重新回炉学编程吗？不可能。

美国汽车的做工虽然远不如日本，但美国可以诞生特斯拉，如今，特斯拉的市值已经破万亿美元，是9大传统车企市值的总和，这些传统汽车制造商包括大众、丰田、日产、现代、通用、福特、本田、菲亚特克莱斯勒和标致。如今的电动车赛道，就是特斯拉一马当先，中国“蔚小理”紧随其后。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当这个世界要抛弃你的时候，连再见都不说一声。

丰田章男的左右为难，也是如今日本创新能力的缩影。

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就是独角兽企业数量。从数据来看，目前美国独角兽企业有242家，全球排名最多；紧随其后的是中国，独角兽企业有119家，全球排名第二。排在前列的国家还有：德国（12家）、韩国（11家）、以色列（8家）、日本（4家）。

在创新领域，毫无疑问，美国依然世界第一，中国排第二，虽然整体落后美国，但中国也有局部优势。中国很多企业，换了一个马甲，已经在美国成了行业领头羊，比如：DJI （大疆）垄断了世界民用无人机市场。TikTok （抖音）超越YouTube 成为美国观看次数最多的视频app。SHEIN （希音）成为美国最大的快时尚零售商，超越H&M和Zara 。PUBG 成为美国最流行的手游。

国家之间的创新竞争，就像是一场越野跑长跑比赛，中美两国已经另辟蹊径，转换赛道了，而日本却依旧在老赛道上，埋头苦跑。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曾涌现松下幸之助等一批杰出的企业家，但目前日本企业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则大不如前，最出名的孙正义还是韩裔，并被认为是日本商界的“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