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探亲回忆：西湖天下景
说到云南兵团的知青生活，探亲假是个绕不开的话题。西双版纳一师范围内的知青，无论你来之上海，北京，昆明，重庆，成都或湖南，从离开连队到景洪能买到第二天去昆明的客票已相当不易，一路爬山涉水，甚至爬坡时车轮绑上铁链，到昆明已是第五天下午了，然后兵分两路，一支去火车站买明天的火车票，另一支去找旅馆。有时为了明天能买到有座位的票，上海人讲“等开门”，干脆在候车室坐一晚上，这让每个知青都留下了甜酸苦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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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兵团进入橡胶开垦大跃进时期，“要胶不要命，活着干、死了算”的口号喊得地动山摇。74年的夏天，流血流汗730多天后，我终于觅到了探亲的机会，想起来也真奢侈，别人在山上起早摸黑地开梯田，我却可以拿了工资，借探亲假游山玩水了。
这次我和七连的张国华后任付连长，一连的冯建平（后任指导员），一起探亲，三天颠簸到了墨江，过了北回归线，海拔升高，山区气温降低，加之在连队忙碌和路途劳顿，我感冒了，头上直冒冷汗，连饭也吃不下。无奈车过通关，我想老街总有卫生所，便沿着古老的石板路拾阶而上，摸着推开了通关卫生院的木门，吞下几粒土霉素，无力地坐在长板靠椅上，这时看到一架军用运输机，从院内天井上方朝昆明方向缓缓飞过，听着飞机的尾声，想想虽然我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但是再有一天，我也能到昆明了，一路翻山越岭，探亲见父母和家人团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
终于要乘火车了，那时上行的车次是双数，昆明到上海是24次，回来是23次。见到站台上有很多上海支内的职工欲乘火车，看来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探亲的，唯一不同的是他们身着上海标志的工作服，肩膀上那条裁缝线是斜的，（我估计这样做是穿着工作方便或便于套裁），明显和全国不一样。而我穿的是海员钮扣灰色的学生装，这是当年上海知青的标配了。
挤上车后，巧遇上海机务段的职工，他们是来支援西南铁路内燃机化建设的，其中还有我家邻居潘泽云，他在昆明机务段政宣组，昆机俗称楊方凹机务段。为了铁路职工上下班通勤，运行图在楊方凹设了临时停车点。潘泽云下车时给我几张座位号，我暗自庆幸，否则到上海，什么时候有座位还真不知道哩！（说到乘火车，几乎听男女知青都讲过，没有座位，晚上睏耐不住，都有钻在别人的座位下睡觉的或在行李架上睡觉的尴尬经历。
一次我“幸运”地钻在别人座位下正睡得迷糊，车到贵州都匀附近时，车内水泄不通，一妇女抱小孩就往我睡处小尿，直到热哄哄把我惊醒了，心想我后背就是厕所，怎么？原来厕所里也挤滿了旅客，无法开门。第二次探亲回来，因是铁路子弟，我们就带回了车厢的三角钥匙，大热天在火车上汗流浃背时，就锁厕所门积水洗澡。
我们对面坐的是两个军人，正是好儿女志在四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走在一道了。一听他俩讲上海话，似是异乡遇故人，颇为亲切，相谈甚欢。他俩是68届初中生，毕业前参军，幸运地避开了上山下乡，在昆钢附近高炮部队当雷达兵，也称空军地勤。
那个年代，全国人民的服装颜色是一片蓝色的海洋，看着他们一身草绿色军装，让我们羡慕不已。到了桂林，我们一起下车，游览了桂林山水，在象鼻山，七星岩，芦笛岩里合照留影。到达杭州时，因假期有限他们把军装留给我们，便往上海去了。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叫王燕青，因他名字恰是水浒里的浪子燕青一样，被我记住，他说住在曹杨新村。
杭州人称火车站为城站，我们裹着晨意匆忙走到对面的红楼广场下，见有几个温州小贩在兜售假荷兰式皮鞋，饥肠辘辘，也无心驻足，忙于到馄饨铺里吃碗小馄饨热热身，看着碗里漂着的蛋皮，心里暖暖的。
站前的马路上，三轮车鸣着喇叭穿梭市井，提篮买小菜的女人都穿着花裙子，怎么大腿露在外面耶？我一眼有点不习惯了，猛然一拍脑袋，苦笑自己还以为在大勐龙呢！心中一阵感慨：“一别故乡才几年，忘记此地是江南”，正是变阿乡了。
在亲戚家，我带了中茶商标的滇红滇绿给他，他甚是喜欢并告诉我，云南好东西很多，有一种叫白参，是云南独有的山珍。顺着亲戚指的方向，我们乘车来到湖滨，在杭州人称6公园的地方游玩，突然在志愿军铜像后面跑来一个带着杭州警备区袖套的军人，径直跑到冯建平面前，咔嚓立正，举手敬礼。
我们还没反映过来，他说：“同志请你把风纪扣扣好！”我们这才恍然大悟，西湖边有人查军纪的，国防军的军纪比边防军严格多了，还好他们没查身份证，差点露馅我们是土八路。后来在孤山游玩时，冯便穿的是空军地勤蓝色工作服，我穿的是网眼翻领衫和荷兰式皮鞋。否则，在“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之间，在“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的《西湖天下景》前没准要出洋相了。
时隔多年，至今难忘在云南的知青生涯，至今难忘那次回上海探亲途径杭州的经历。
（感谢知青情缘主编刘乐亮老师荐稿！）
作者简介：叶铁淳，上海知青，1970年6月到达西双版纳州大勐龙，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二团，后改为东风农场，曾任中学老师，1979年回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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