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如何强迫穷人多花钱的？|租金|花钱|贷款|高利贷

作者：[美] 马修·德斯蒙德

来源：《制造贫困》

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

你认为，贫困是怎么产生的？

是天生的——祖上三代人都没钱，没钱就没资源，只能代代忍受贫困？还是后天的——天灾人祸，一朝返贫，让自己和家人从此陷入债务的漩涡？

如果有人告诉你，即使我们已经陷入贫困，仍然有人、有系统从我们身上攫取利润，你认为是怎么做到的？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穷人为了生存花掉更多的钱？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作者是马修·德斯蒙德，他认为，丰裕社会的贫困无法消除，是因为有人乐见其成并从中获益，一个人的贫困，就是另一个人的利润。

马修写的是美国故事，但仔细读来你会发现，很多现象似曾相识，金钱的流动方向从未因为地理位置而发生什么改变。

剥削无处不在

剥削的形式多种多样。

当我们的收入低于我们创造的价值，我们就在经历对劳动者的剥削；当我们购买的东西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我们就遭受了对消费者的剥削；当我们手头没有资源时，我们的经济自由就受到限制；当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或无法获得信贷时，就不得不依赖拥有这些东西的人，这反过来又会引发剥削，因为有人输就有人赢。当有人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我们就只能任其宰割。

这一点在租房市场上也许尤为明显。

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人们大量涌入城市，城市土地价值飙升，房东开始给房子打隔间，以租给更多的人住。

1837年，一场金融危机令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萧条，史称「1837年大恐慌」。这场危机使得给房屋打隔间的现象愈演愈烈，地下室、阁楼和储藏库都被改造成单间公寓，租给贫困的家庭。人们发现，即使是在灾难性的经济衰退中，这种租赁形式也是有利可图的。在西方的主要城市，贫困人口被高额租金压榨。

19世纪中期，纽约市开始出现所谓的「廉租屋」，但这种房屋的租金比城区条件好一些的公寓还要高出30%；在最为贫穷的贫民窟里，也是同样的情况。

在美国，贫民窟内的剥削持续已久。是金钱造就了贫民窟，因为贫民窟创造了财富。那么今天的状况如何呢？美国的穷人仍被高昂的住房成本压得喘不过气。

过去20年间，租金增长了一倍多，租户收入的增长远远赶不上房租上涨的速度。为什么租金涨得这么快？专家对这个问题往往重复着机械式的答案，他们说：「住房供应不足，需求过大；政府的监管和区划限制增加了建设成本，这些成本被转嫁给了租户，房东必须提高租金才能获得合理的回报。」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呢？难道只有过去的土地所有者才被金钱和利润驱使，而当代房东只是被看不见的市场力量引导、受到政府官僚机构的压迫吗？

我们需要更多的住房，这一点无可否认。但是即使在公寓供应充足的城市，租金同样上涨了。2021年底，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有近19%的出租房是空置的，纽约州锡拉丘兹市也有12%的出租房空置。然而，这两座城市的租金在此前两年分别增长了约14%和8%。

数据还显示，近年来租金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房东的成本开支，特别是位于贫困社区的多户住宅。租金上涨并不仅仅是运营成本上涨的一种反映。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穷人在住房上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因此，房东可以收取更高的租金——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为了看看实际的数据是否支持这一结论，我与学者内森·威尔默斯（他现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获得了美国人口普查局《租赁住房财务调查》的非公开版本。这项调查包括一系列关于房东收入和支出的问题，涵盖拥有几个租赁单位的小房东、管理多个大型租赁产业的大房东，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人。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将房东的收入减去支出，估算出租房的利润。

我们发现，在扣除常规支出后，贫困社区的房东每个月从每间公寓大约可以赚取300美元的利润，中产阶级社区的房东可赚取225美元，富裕社区的房东可赚取250美元。

会不会是因为低端市场的房子更老旧，需要房东支付更高的维护费用呢？也许是因为房客拖欠房租和空置率高等问题，房东往往要承担损失？房东提高租金会不会是为了应对这些情况呢？

我们同样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考虑范围包括屋顶修缮、管道问题、炉子损坏、窗户破裂、电气系统问题和其他几十种需要房东出钱的情况；同时，我们还把拖欠房租和房屋空置的问题考虑在内，并做了调整。我们发现，扣除所有的支出（包括水费、税款和保险这种常规费用，还有安装马桶、房屋空置等非常规费用），贫困社区的房东每月仍然可以从每间公寓赚到大约100美元的利润，而富人社区的房东每月只能从每间公寓赚到50美元。在全美各地，考虑了所有成本后，贫困社区的房东不仅没有处于劣势，而且往往比富裕社区的房东多赚一倍。

但在全国房地产最热门的地方，情况刚好相反。

以纽约市为例，在苏豪区当房东比在南布朗克斯区更有优势。不过，纽约和其他生活成本较高的大城市是例外。在房价更为典型的城市，如奥兰多、小石城或塔尔萨，成为低收入社区的房东是更好的选择，在全国房价最低的城市尤其如此。

为什么贫困社区的房东能赚更多钱？因为他们的常规支出（特别是贷款和财产税）比富裕社区的房东要低得多，但租金只稍微低一些。在许多房价处于或低于平均水平的城市（比如布法罗市，而不是波士顿这样的地方），贫困社区的租金比起城镇的中产阶级社区并不会便宜太多。2015——2019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大都市区两居室公寓的月租金中位数是991美元；而在贫困率超过40%的社区，月租金中位数是816美元，只低大约17%。

在极度贫困的社区，租金确实较低，但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低。

上述理论是对事不对人的。一些把房子租给穷人的房东将破旧的房屋利用到极致，榨干其价值后甩手不管，对城市也造成破坏。我们面临的大部分住房困境要归咎于一小部分掠夺成性的房东。比如，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和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市，最常驱逐房客的前100栋建筑所发生的驱逐数量占了全市总量的40%。在我见过的一些房东里，有的人完全担得起「贫民窟恶房东」的称号，但也有人在尽力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体面的住房。我见过以便宜的价格出租房子的小业主，也见过通过转移项目努力实现「零驱逐」的大型房地产商。

许多房东开始投资房地产是因为他们没有为退休后的生活存下足够的钱，或者不想去做一份被老板盯着按时上下班的「普通」工作。房屋租赁本来是一项副业，是「被动收入」，而这些人成为房东时，就将这种投资变成了自己的主业，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这份营生应该是一份「主动收入」，是他们上了年纪以后的生活来源。这就赋予了资产过度的压力，让房东希望尽量赚更多的钱。

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问题是这里说的资产恰好是某个人的家，而提高租金会使住在里面的人变得更贫穷。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普通的房东能够和（比如说）一名会计师赚一样多的钱，但这确实意味着，如果一个人希望通过出租房子来获得和从事传统工作同等的收入，或者希望通过出租房子来获得一般成年人需要多年储蓄才能实现的退休自由，他们往往只能通过压榨租客来实现这一目标。

不能简单地说成功的房东都是「坏家伙」。作为房东，见钱眼开会导致剥削，节俭审慎也能导致剥削——特别是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么做的，那就相当于人们常说「在商言商」了。

如果更好的社区房租贵不了多少，那么贫困家庭为什么不搬过去呢？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假定贫困家庭在搬家时面对的情况和富裕家庭是一样的：为了能住更好的房子、有更好的社区和学校才搬家。

但实际上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搬家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并不是机遇，而是一种紧急状况，甚至是创伤。他们要在艰难的条件下搬家，是因为他们不得不离开——他们被房东驱逐、被城市唾弃，或者是街区变得太危险；他们竭尽所能避开环境最恶劣的社区，谁最先批准他们的住房申请，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而当他们希望从当初被迫搬进去的社区离开时，又会有许多障碍阻止他们搬到更好的地方去。贫穷的租户往往有被驱逐的历史和犯罪记录，他们的信用分数低或者根本没有信用记录，也没有人愿意在合同上签字为他们担保、让房东更放心。那些少数族裔和有孩子的人还会面临房东的歧视。

贫穷的租户也无法购房，这不是因为他们太穷而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如果人们能够支付租金，他们基本上一定能够付得起贷款。但是在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他们甚至都不敢尝试购房。

2021年秋天，我结识了拉基亚·希格比，当时她在亚马逊仓库工作，和两个成年的女儿、16岁的儿子以及两个外孙女住在克利夫兰市一栋四居室的房子里。月租金是950美元，尽管房子的窗户很薄、不挡风，每月的暖气费用可能高达500美元，但拉基亚觉得条件还行。如果以常规条件贷款买下那座房子，她每月大约需要支付577美元，其中包括财产税和保险费。这样每个月能节省下373美元，拉基亚也许就能攒够钱来装新窗户了。

但就算信用评分不错，就算能设法攒够首付，拉基亚能申请到按揭贷款来购买平价住房的机会仍然很渺茫，因为银行不愿意为她能负担得起的那种房子提供贷款。由于申请不到这样的贷款，贫困家庭不得不支付高昂的租金，尽管这些房子本来是他们买得起的。

市场从来不会对穷人视而不见

你可以在古印度的《吠陀经》、佛教经文以及犹太教律法书中读到对高利贷的禁令。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也谴责过高利贷，但丁在其作品中更是把放高利贷的人打入第七层地狱。虽然没能遏制这种把穷人困在债务中的行为，但这些内容表明，这种使穷人陷入债务循环的不道德行为的历史至少和书面文字的历史一样漫长。

除了奴隶制，高利贷可能是最古老的剥削形式了。许多作家都把美国的穷人描绘成被忽视、被遮蔽、被遗忘的群体。但其实市场从来不会对穷人视而不见，尤其是金融市场。

20世纪80年代，政府放松了对银行系统的监管，这增强了银行之间的竞争。许多银行的应对方式就是提高费用，并且要求客户的最低存款必须达到一定额度。1977年，有超过1/3的银行提供免服务费的账户；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还提供这种服务的银行只剩5%。大银行变得越来越大，社区银行则关门大吉。

2019年，美国最大的几家银行向客户收取了116.8亿美元的透支费用，其中84%的费用由9%的账户持有人承担。谁是这9%的冤大头呢？答案是那些平均储蓄额不到350美元的客户。穷人被迫为他们的贫困买单。

2021年，账户透支费平均为33.58美元。由于银行往往在一天内多次收取费用，你很可能透支了20美元却需要支付200美元的透支费。银行可以拒绝给那些有透支历史的人开户，并且确实常常这样做，但这些客户也为全世界一些最强大的金融机构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银行都是为白人服务的。直到今天，黑人到银行办理业务也可能遭遇很不好的体验。一些银行职员对黑人客户怀有刻板印象，还指控他们欺诈。相比其他种族和民族的客户，黑人的贷款申请被拒绝得更多，而且就算能贷到款，他们也需要支付更高的利息。

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中产阶级黑人业主（年收入在7.5万~10万美元）在按揭贷款上承担的利息比年收入在3万美元或以下的白人业主还要高。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每19户家庭中就有一户家庭没有银行账户，这些家庭总计超过700万。相比白人家庭，黑人和西班牙语裔家庭没有银行账户的可能性高出近5倍。

有排挤的地方就有剥削。没有银行账户的美国人创造了一个市场，现在有数千家支票兑现机构为这个市场服务。

办法很简单：第一步是在低收入和非白人社区开店。随着银行搬离黑人社区以及黑人客户不再和银行打交道，非主流机构就填补了这个空白。那些规模不大但为自己提供的服务感到骄傲的社区银行，那些曾经为少年棒球联盟和童子军提供坚定支持的社区银行，如今已经被支票兑现店取代，这些店铺的招牌上用鲜艳的黄色和红色印着「兑现支票」。相比贫困程度较高的白人社区，发薪日贷款店和支票兑现店在贫困程度并不高的黑人社区更加普遍，但传统银行恰恰相反。

第二步就是做到比传统银行营业的时间更长，甚至全天候开放，周末也不休息，因为如果客户周五收到一张支票，许多人等不到周一就必须使用这笔钱。

第三步就是所有的支票都给兑现，包括工资支票、政府支票、个人支票，不去进行信用核查，也不要求客户必须有银行账户。

最后一步就是收取服务费。根据支票的类型，兑现店要抽取1%~10%的费用。这意味着，一个时薪10美元的劳动者在两周内工作100小时后，拿着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去兑现，就必须支付10~100美元的费用才能拿到辛苦挣来的钱，相当于有1~10个小时的工作白做了（但比起传统银行那些难以预测的门道，比如自动扣款，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形式的剥削更容易接受，至少这是摆在明面上的）。

大企业也加入其中，比如沃尔玛现在允许兑现最高1000美元的支票。

2020年，美国人在兑现支票上的花费高达16亿美元。如果穷人无需额外的花销就能拿到属于他们钱，那么在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期间，他们的口袋里可以多保留超过10亿美元。

新的在线理财服务也在利用客户的财务不稳定获利，它们的目标是年轻、精通技术的客户群。像Dave和Earnin这样的应用程序，让劳动者得以在发薪日前提前支取部分工资。这些应用程序可能帮助劳动者免于支付昂贵的透支费用，但是一些用户最终支付的各种费用超过了贷款年利率的100%。

2020年，用户使用预支薪资产品5600万次，相比2018年的1860万次有大幅度提升。像Afterpay和Klarna这样的先购后付公司允许消费者通过每个月缴纳两次无息分期付款来进行网购，但是如果逾期不付，就可能面临罚款，并影响信用。超过40%的先购后付服务的使用者至少有过一次逾期付款的经历。

我们生老病死都离不开信用。我们必须依靠信用才能负担房屋和汽车这样的大额必需品，有时候小额必需品也需要信用，比如我们会用Visa信用卡购买药品和冬装。

贫穷可能意味着无法按时付款，这可能会破坏你的信用。除了信用分数不良，完全没有信用评分也是很麻烦的，美国有2600万成年人都面临这种情况。另有1900万人的信用记录不足或陈旧，因而无法评分。没有信用评分（或者信用分数不良）可能令你租不到房子，买不到保险，甚至找不到工作，因为雇主在招聘过程中越来越看重申请人的信用分数。人们在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工时被克扣或汽车出毛病的情况，这种时候，发薪日贷款行业就要发挥作用了。

在美国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监管部门都对贷款机构收取的利息有所限制。由于这些限制，银行将利率保持在6%~12%，而且不大做穷人的业务。在急需用钱的时候，穷人会把贵重物品拿去典当，或者去找地下钱庄。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银行业的监管放松了，对高利贷的严格限制取消了，银行又做起了这种生意。很快，利率就攀升到300%、500%、700%。一夕之间，有些机构对开设面向穷人的贷款业务产生了极大兴趣。

近年来，有17个州针对高利贷重新设置了严格的限制，给利率设定了上限，并有效地禁止了发薪日贷款。但在大多数地区，这种生意仍然欣欣向荣。在得克萨斯州借一笔为期两周的300美元的贷款，实际年利率可达664%；在威斯康星州，这一利率是516%；在加利福尼亚州，这一利率是460%。

要申请发薪日贷款，你需要有工资单和有效的身份证明，还需要一个银行账户。这就意味着，虽然这个行业面向的是低收入人群，但并不是位于市场最底层的那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发薪日贷款客户的年收入约为3万美元。）客户借用一笔小额贷款，金额通常低于500美元，而每借100美元通常需要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每借100美元收取15美元的费用也许听起来很合理，但这实际上相当于400%的年利率。贷款经纪人会要求借款人提供还款方式，比如从借款人银行账户里取钱的权限，或者是写有全额贷款加上手续费的远期支票。这些贷款的期限大多是2~4周，直到下一个发薪日偿还，因此名为「发薪日贷款」。

然而，当贷款到期时，你往往还是一穷二白的状态，因此你要求延期还款，为此你要付出更多的钱。

例如，你借了一笔400美元的贷款，定在两周后还清，另付60美元的手续费（每100美元收取15美元手续费）；当最初的贷款到期时，贷款经纪人可能允许你延期，条件是你要先把60美元的手续费还上，然后他会再收取一笔手续费，比如再收60美元。就这样，你为了借400美元被收取了120美元的费用，而这还只是你要求延期一次的情况。

80%的发薪日贷款都会被延期或续期。由于发薪日贷款机构拥有你的银行账户权限，它们可以透支你的账户，这样你背负的就是贷款费用叠加银行的费用。现在有大约1/3的发薪日贷款都是在线发放的，而几乎一半的人在借了网贷后都被贷款机构透支过银行账户。借款人平均负债长达5个月，为了借375美元必须支付520美元的费用。

对于发薪日贷款机构来说，让人们陷入债务是最好的结果，它们就是靠着这个把15美元的利润变为150美元的。

非主流银行业的产品依赖于两个条件：一是弱势群体有急切的现实需求，二是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知道其客户的经济窘境会持续较长的时间，即使客户自己不愿意承认。当你走进发薪日贷款机构时，你的眼睛便只盯着当下的状况——你的房租已经逾期，可能要被房东赶出来；你家的电力即将被切断。（70%的人申请发薪日贷款是为了付房租、水电费或其他基本生活开支。）

但是，贷款机构关注的则是你的未来，它已经预见到14天后你会急匆匆走进来，无法还本付息；它知道你要签署延期文件；它还知道，下个月你会再延期一次。在贷款机构眼里，你可是一笔大买卖。

贷款机构在营业地点、营业时间以及处理申请的速度上彼此竞争，但它们不会在费用上竞争。因为它们知道客户已经火烧眉毛了，不会去货比三家。这就意味着，贷款的费用很贵，而且借款人无论去哪家店都是一样被宰。因此，传统银行可以通过提供费用低得多的短期贷款来和发薪日放贷机构竞争。

一项研究估计，商业银行就算只收取市场价格1/8的费用提供短期贷款，一样可以盈利。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哪家银行想做这个业务。它与向低收入客户收取透支费用不是一回事，因为虽然这些费用主要是由最贫穷的客户承担，但表面上是对所有客户都适用的。但是，做发薪日贷款业务意味着提供专门为低端市场客户设计的理财产品，这些贷款的实际年利率会达到40%~80%，这会带来不好的声誉。

到目前为止，摩根大通和花旗银行这些机构的高层认为这样做不值得。如果说发薪日贷款的借款人对价格不敏感（大多数捉襟见肘的人都是这样的），并且如果大多数商业银行继续不给穷人提供服务的话，那么有利于发薪日贷款行业的市场失灵就会持续存在。

发薪日贷款机构之所以收取高额费用，不是因为向穷人提供贷款有风险——即使多次延期，大多数借款人最终都会偿还。贷款机构放高利贷，是因为它们能这样做。

每年人们都要支付超过110亿美元的透支费，16亿美元的支票兑现费，以及高达98亿美元的发薪日贷款费用。换算到每天就是6100万美元，主要由低收入人群负担，这还不包括典当行、产权贷款服务和租赁购买业务每年挣的钱。

谁在从中获利

詹姆斯·鲍德温在1961年评论说，「做穷人是一件极其昂贵的事」，但他可能也想不到代价具体有多高昂。

历史学家基昂加-亚玛塔·泰勒在《逐利》（Race for Profit）一书中将这种现象称为「掠夺性纳入」，她描写了美国长期以来如何将边缘人群纳入住房和金融体系中，让他们做赔本生意，而遇到好事却把他们排除在外。

由于穷人被排除在传统银行和信贷体系之外，他们被迫寻找其他方式来兑现支票和获得贷款，这就把他们受到的剥削正常化了。毕竟，这一切完全是合法的，并且得到了美国最富有的商业银行的支持。富国银行和摩根大通为像Advance America和Cash America这样的发薪日贷款机构提供资金。如果没有传统银行提供的信贷额度，非主流银行业将无法存活。

这就是从上到下的剥削，即所谓的「奉东边的命」，每个人都要分一杯羹。

美国并非只有一个银行业，而是有两个：一个面向穷人，另一个面向我们其他人。同样地，美国也有两个房地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

美国社会的双重性让我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容易忘记一个道理：穷人之所以成为被剥削的劳动者、被剥削的消费者和被剥削的借款人，正是因为我们从体系中获利。我们社会的许多功能并非支离破碎，只是二元分化了。

对一些人而言，房屋创造了财富；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房屋耗尽了财富。信贷提升了一些人的金融权力；信贷也摧毁了另一些人的金融权力。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吃喝不愁的富人会对穷人的困境无法理解，甚至还会对穷人感到失望，认为他们是因为一时冲动或者是不知道做什么选择更好，才去做愚蠢的亏本生意。但是，如果说这些亏本生意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呢？对于只能被迫拿着一手烂牌做选择的人来说，学习理财知识又有什么用处呢？

贫困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钱，还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选择，并且因此受尽剥削。如果我们看不见剥削是如何令人们陷入贫困的，我们最终设计的政策要么效果有限，要么干脆完全没用。

举例而言，立法提高底层收入（比如通过扩大子女税收抵免优惠或提高最低工资），却不去解决住房危机，那么这些收益往往会进入房东的口袋，而不是全部归该立法旨在帮助的家庭所有。

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在2019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各州提高最低工资后，人们一开始会感到支付租金变得容易了一些；但作为对工资上涨的回应，房东很快会涨房租，这就稀释了政策的效果。

（新冠疫情救援计划出台后也发生了这种情况，但评论家们更习惯用不带感情色彩的「通货膨胀」一词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汤米·奥兰治的第一部小说《好了，好了》（There There）中，有一名男子在讲述美洲原住民保留区的高自杀率问题时这样说：「大楼在着火，孩子们从窗户跳下来摔死了，但我们却觉得跳楼才是根本问题。」

在有关贫困问题的讨论中，也存在着这样不分主次的情况。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们通过关注穷人自身来解决贫困问题，比如，对他们的职业道德或福利待遇提出疑问，但我们本应该关注的是「着火」这一根本问题。

每当我们驾车经过一个无家可归者的营地或是那些散发着沥青味和汗味的棚户区，每当我们看到有人穿着工作服在公交车上打盹儿，我们都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是谁在从中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