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要走入城市内部，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
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中，王笛给出了他的答案：“一个国家和城市的文明程度，就是看他们对待下层人的态度，是努力给他们一条生路，让他们过有尊严的生活，还是为了所谓的面子，让他们消失了事。一个有生机的城市，人口组成应该是多层次的。而且，在一个城市中，无论人们的经济地位如何，他们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
为观照现实中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王笛在写作时比较了柯布西耶、芒福德和雅各布斯对城市发展的三种不同理念。三人之中，柯布西耶在建筑界名声最盛，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他的梦想是“发明一个理想的工业城市，进行严格的功能划分”。在柯布西耶的城市设计中，他就像一个上帝，高高在上，俯瞰着自己的成果，让一切在自己的控制之内运行。
近年来，人们对“俯瞰城市”越来越着迷。随着科技的发展，航拍不再高不可攀，无人机让局部航拍成为可能。无论是媒体上还是生活中，各种俯瞰照片越来越常见。许多人沉迷于这种视角，当他们炫耀自己身处城市的“气派”时，往往会用俯瞰照片作为证明。在这些照片里，高楼大厦如水泥森林，密密麻麻地植入大地，一派壮观景象。
《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
然而，俯瞰式的照片无法代表城市的全部，它确实壮观、气派、能满足一些人的虚荣心，但也恰恰因为如此，它暴露出了城市的结构缺陷与人的思维缺陷。“俯瞰”之下的视角，是一种宏大的视角，它将城市在视野中缩小，并凸显其布局；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漠视个体的视角，以这种角度观察城市的人，很难见到同类的存在。
如果仅仅作为一个欣赏者或是旁观者，这样的“目中无人”只是视角和审美的差异，但对于城市规划者来说则不一样。这种视角太具有欺骗性，也容易误导规划者。正如柯布西耶的城市设计方案，固然有其辉煌宏大的一面，却显然忽视了城市的复杂性。
1929年，勒·柯布西耶访问南美，在两位飞行家的帮助下，他从空中以俯瞰视角考察了里约热内卢。那时的勒·柯布西耶有着一大串夺目的头衔：20世纪最著名的建筑大师、城市规划家，现代主义建筑的旗手，机器美学奠基人，“功能主义之父”……飞机为勒·柯布西耶提供了一个空前广阔的视角，里约热内卢被简化成一座线性城市。于是，柯布西耶兴奋地勾画出城市的规划草图，一条离地约100米高的混凝土高架桥沿着海岸线延伸了数公里，在高耸的桥下是人们的居住地。他在这次激动人心的经历中收获甚丰，许多理论和规划草图甚至直接因为这次考察而诞生，但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简·雅各布斯看来，他也因此而迷失。
柯布西耶的城市规划与俯瞰视角的指向是一致的。城市在他的“手术刀”之下，被切割为一个个规整的功能区，并在俯瞰视角中呈现一种几何之美。而人在这类城市规划中就像棋子，仅仅需要出现在应该出现的功能区，承担自己的社会功能即可。严格来说，他们与一辆汽车、一棵树或者建筑玻璃幕墙上的一块玻璃没有本质区别。
俯瞰城市确实可以带来一种近乎权力的快感。可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一直呆在天空俯瞰城市，也没有谁能一直在空中完成自己的生活。人们最终还是会平视自己身处的城市，走在街道上，进入商店、餐厅、学校和写字楼，他们不是城市造景的“工具人”，而是城市功能的运用者与享受者。因此，比俯瞰一座城市更重要的，是步入其间的感受。
王笛正是这样做的。他拒绝俯瞰，习惯走到城市中间，强调实证与个案研究，他的作品《茶馆》与《袍哥》体现了这一点。不过，《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并没有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呈现，转而探讨了微观史学的方法论、城市史研究路径、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城市文化与公共空间研究的基本概念、日常生活与公共空间的关系等。从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正是依托于这些理论，王笛才得以将自己所见所得转化为历史研究的实证。
王笛曾分析过历史作品表达的两种倾向：一种是把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的分析，把读者引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发现简单问题的后面竟然埋藏着这么复杂的玄机。这种方法即现在常说的“话语分析”，这个倾向也逐渐从西方进入中国的学术领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另一种倾向是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力图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理论和术语，其目的是不仅让本领域的专家或其他领域的学者能读懂，而且让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看下去。
在王笛看来，后一种方法是将读者引导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这也正是微观历史的魅力所在。
这种书写方式显然与人们熟知的“通古今之变”式历史书写不同。长期以来，中国历史学界的书写，一直由英雄史观、宏大叙事占据统治地位，“热衷于重大题材的史家，把芸芸众生视为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不屑于观察他们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
但正如王笛书中所说：“中国的历史是由精英来记录和表达的，关于民众的思想的文字资料或多或少存在记录者的思想倾向，也即是说，我们从文字中得到关于民众思想及其文化的描述，几乎都经过了精英的过滤，不可避免地这些描述都注入精英意识，而且毫无疑问这些描述是存在偏见的。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所能知道的过去下层民众的文化、信仰以及期望，几乎都经过了扭曲的观点和中介来得到的。这样，当我们研究下层群体的生活和文化时，便面临着相当的困难。许多传统的研究资料有着明显的局限，它们经常代表精英和正统的观点，其或对民众不屑一顾，或语焉不详，或记录扭曲的信息。”
在《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的导言中，王笛提及自己早期的两本英文著作——《街头文化》和《茶馆》（后来出版中文版）。他认为，“这两本书的成功当然取决于各种因素，但重要原因是它们反映了以微观历史和新文化史的方法研究中国城市的新取向，以及在理论、方法和实践上的新探索。”
以王笛对成都茶馆的研究为例，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主题：一是作为小商业的茶馆：二是茶馆对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三是茶馆在公共政治中的角色。
在王笛看来，小商业在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成都，是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而茶馆正是成都小商业最为主要的形态。同时，没有任何其他店铺能像茶馆那样，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茶馆不仅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经营方式，而且还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日常文化。王笛通过茶馆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问题，考察茶馆与顾客、茶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分析茶社业行业公会和茶馆工人工会的角色，观察它们是怎样成为地方政府与行业之间、地方政府与工人组织之间的中介。此外，茶馆在人们交往和社区或邻里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探究。各种社会集团利用茶馆从事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他们以茶馆为市场，在那里做大小交易；以茶馆为舞台，提供和得到娱乐。而茶馆里的那些冲突、控制、权力斗争，揭示了一个事实：政治的变化总是清楚地反映在茶馆中，茶馆成为一个政治舞台，成为国家和地方政治演变的一个风向标。例如抗战以前，政府以维持公共秩序之稳定为理由，颁布了许多控制茶馆的规章。抗战以及随后的内战时期，国家和其他各种社会力量利用茶馆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对茶馆的深入探寻，让王笛得出了结论：在20世纪前半叶，坚韧的地方文化和习惯不断反抗西化的冲击，抵制现代化所造成的文化同一模式，抵制国家权力的渗入，而这种国家权力的渗入并日益加强的过程，贯穿在20世纪上半叶的民众公共生活之中，即国家越来越直接干预人们的日常生活。
茶馆作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可算作是王笛对公共空间研究的一次重要尝试。“公共空间”即城市中对所有人开放的地方，“公共生活”则为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日常生活。在人类的现代化过程中，行政权力总是会对市民公共空间造成影响，“社会”这一概念在此过程中萎缩、变形与反弹。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城市缺乏欧洲社会那样的市民组织，认为帝国政权的行政力量才是主导，但王笛则在研究中探察到了相当自主和活跃的公共生活。
这种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的理念，如今仍然是城市的一部分，而且它们在王笛眼中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王笛在书中批评了大拆大建和由此造成的文化断裂，主张人们在城市中理应享受到的平等权利。
传统中国城市的发展受制于各种条件，城市空间与文化多为自然形成，并无总体规划。但也正因为这样，城市各自呈现着不同的风貌、管理模式和生活方式，也孕育了不同的地方文化。晚清以来，现代化大潮冲击中国，并带来城市改良运动，以统一模式改造城市，强化国家控制。《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修订本）》中写道：“这个模式包括整修街道以改进交通，重建城市空间以推进‘现代’的城市景观，规定卫生标准以防止疾病，清除街头乞丐以推进‘进步’的城市形象，设立各种规章以维持公共秩序，改良休闲娱乐以‘启蒙’大众，发扬爱国精神以培养新的国家认同，强化政治以推动国家控制等。”
在这种“现代化和日益增长的国家权力的冲击下，地方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削弱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的变化剧烈，有的缓慢”，但地方文化有着顽强生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虽有进退，但始终不灭。
在王笛眼中，这当然是可贵的。他并不抵制现代化，而是希望在现代化中保留城市的内核、文化与生命力。
在这一点上，世界许多城市都走过弯路。纽约就是一例，它曾意图以大拆大建完成新型城市的建造，所幸简·雅各布斯挺身而出，只身挑战规划领域的主流话语权，赋予美国城市不同的面貌，这便有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
关于城市建设，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有一种论调：“只要我有足够多的钱，就能把城市建设好”，也就是俗称的“大气魄和大手笔”。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里，雅各布斯将这种想法称作“一厢情愿的神话”。她这样抨击当时美国的城市建设：“那最初的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住宅区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坏和普遍社会失望情绪的中心……中等收入住宅区则是死气沉沉、兵营一般封闭，毫无城市生活的生气和活力可言……人行道不知道起自何方，伸向何处，也不见有漫步的人。快车道则抽取了城市的精华，大大地损伤了城市的元气。这不是城市的改建，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激怒了当时的美国城市规划者们，认为雅各布斯不过是妇人之见。但历史证明，正是雅各布斯的理念，彻底改变了美国的城市建设，终结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以铲除贫民窟和兴建高速公路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建设运动。这位习惯走街串巷，关注城市细节的女子，发现了许多规划者忽视的东西，而这些才是城市的真谛。
雅各布斯的城市理念，核心无非“人性”二字，它毫不机械，甚至随遇而安。它使得城市变成一个有机整体，生机勃勃，并呈现着无尽的多样性。
王笛在肯定雅各布斯理念的同时，也引用了芒福德的观点。芒福德曾提出城市发展的六个阶段，即“原始城市”（村落）、“城邦”（村落的集合）、“大城市”（重要城市的出现）、“大城市区”（衰落的开始）、“专制城市”（城市系统过度膨胀）和“死亡之城”（城市被废弃）。
当然，在王笛看来，第六个阶段“死亡之城”有点危言耸听。他写道：“芒福德是指古罗马经历战争和疾病而毁灭，中国城市应该不会按这个方向走向死亡，但可能以另外的方式走向衰落。例如，中国城市交通、供水、垃圾等问题可能使城市变得不适于居住。有些城市因为资源的枯竭而走向死亡，比如玉门，现在油田枯竭之后，人们大量离开这个城市，城市开始走向荒败。”
同时，因为大城市已经成为汽车的世界，许多城市被迫将原先的小街巷拆除。“经济的扩张造成了城市的破坏和换新，结局就是大拆和大建，因此对城市的破坏就越来越剧烈。中国许多历史城市的老城完全被拆除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一旦城市被汽车主宰，那么人气就逐渐消失了。”
王笛所希望留住的，正是城市的多样性与人气，还有那些不可复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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