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奖章：红军的最高荣誉，只有五人获一等，二等出了三个叛徒|林彪|红星奖章

熟悉红军历史的朋友，大概都知道一件事。红军初创时期，极度缺乏枪支弹药，因此按照旧式军队的惯例，只要能够在战斗中缴获武器并上交的都会奖励大洋：

具体是步枪10元，轻机枪50元，如果有幸缴获到重机枪，那么可以获得100元的巨额奖赏。

但是随着红军队伍的扩大，很快这种奖励办法就难以实施了。毕竟光是第一次反“围剿”就获得了成千上万支枪支，当时的红军根本就无法筹集足够的金钱来兑换。于是奖金越降越低，最后变成了一支枪象征性的给个三两块，以示鼓励。

这种金钱奖励让红军渡过了艰难的初创阶段，但是作为共产党的军队，“一切向钱看”也是不符合党和军队的宗旨的。很快中央红军就宣布取消奖金制度，取而代之开庆功会，发奖章。

而在红军历史上名震一时的红星奖章，就出现在这个时候。

五人获一等还是另有其人？成了一个谜

红星奖章的寓意很好，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意，它颁布于红军刚遭受长达9个月的第四次反围剿之际，对军心士气的提升作用都不可估量。

根据现有资料记载，红星奖章共颁布过三次，分别在1933年和1934年的“八一”建军节，以及1935年7月。

1933年7月9日，《中革军委关于颁布红星奖章命令》指出：

对有特殊功绩的应给以表扬，以示优异而励来者，兹由本委员会制定三等红星奖章，按照下述功绩的等次来发给：
第一，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
第二，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
第三，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
代主席：项英
七月九日

这里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就是八一建军节的确定。

在项英发布了这个通知两天后，中央决定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成立纪念日，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建军节。而同年的八月一日，正是红军历史上的第一个节日，也就在这一天，接收到各部队上报的拟授奖名单后，经过严格审核，颁发了第一批红星奖章。

一等奖章为赤金打造，二等为银，三等为铜。在红军这等艰难时期还能有如此大手笔，可见红星奖章分量之重。

1933年8月1日的颁奖大会上，共颁发出三枚一等奖章，获奖者完全符合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这一获奖条件，分别是周总理、朱老总、彭老总。

陈老总、聂帅、张云逸、何长工等34人则是获得了二等奖章；

王震、杨得志等53人获得三等奖章。

周总理和朱老总就不必说了，他们是我军的缔造者，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此后周总理长期担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军委副主席等职务；而朱老总更是红军总司令，这两人的一等奖章实至名归。

至于彭老总，在军中的地位也是丝毫不逊色的。他在1928年4月大革命失败后的最低潮时期入了党，参加革命。随后领导了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后来率领红五军辗转上了井冈山，同朱毛的红四军会合，是红军初期的最重要两股力量之一，自然也具备足够的资格荣获一等奖章。

1934年8月1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准备长征，在百忙时刻依然进行了红星奖章的颁奖，从现存资料上看，这次颁奖没有一等，不过却有近70人荣获了二三等勋章，比如罗帅，就是这次获得的二等奖章，其他还有我们熟悉的寻淮洲、杨勇、李天佑等高级将领。

红星奖章在1935年7月18日，进行了最后的一次颁奖，这次是因为军委决定成立前敌总指挥部，由徐帅和陈昌浩负责指挥，并为这两人颁发了一等红星奖章。

总的看来，红星奖章这枚我军早期含金量最高，分量最重的荣誉共颁出了五个一等，但可惜因为年代太过久远，并且战争时期漂泊不定，许多资料都没保存下来，因此现在也弄不清楚到底还有没有人获得过一等奖章，比如说林彪就很可能获得过一等奖章。

这件事是出自邓颖超讲的一个小故事。说是1942年的时候，林彪奉主席之命前往重庆和蒋就军事问题进行谈判，许是谈判进程缓慢，双方拉锯之下没有结果，林彪有点坐不住了，一天他没跟随从人员打招呼就自己溜出了住所，没人知道他干什么去了。

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林彪闷得慌，把手头一枚红军时候荣获的金奖章给卖了换钱，拿钱跑到街头找卖小人书的看书去了。

按照邓大姐所回忆，红军时期的金质奖章，那么很大概率会是一等红星奖章，考虑到1932年林彪已经是红一军团的总指挥了，所以荣获一等奖章很有可能，只是可惜，此事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了。

除了林彪，还有说贺老总、刘帅等人也得过一等红星奖章，可惜同样没有资料留存。

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建成开始筹备展览，于是面向全军征集文物，珍贵的红星奖章就是征集的重要展品之一。令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这次竟然一下子收集到了七枚红星奖章。

总理和朱老总的一等奖章

他们的主人分别是：一等（周恩来、朱德）；二等（彭绍辉上将、陈伯钧上将、邱创成中将）；三等（杨得志上将、陈正湘中将）。

这其中，犹以周总理（奖章编号为9号）、朱老总（奖章编号为6号）的两枚一等红星奖章最为珍贵。从编号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端倪，恐怕当年所颁发的一等奖章不止五枚，不过奖章得主究竟是谁，现在还是一个谜，也许有一天，会有更多的红星奖章重见天日，会有更多的革命先辈故事被我们熟知吧。

一枚出土的026号银质二等红星奖章

既然说到希望更多的红星奖章重见天日，那么我们就来说一段相关的往事。

在今天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中，收藏着一枚红星奖章，因为它的特殊意义和珍贵性，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1974年4月的一天，瑞金县泽覃公社泽覃大队的群众在开采石头时，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亮闪闪的小银片，经过鉴定，这是一枚编号026的二等红星奖章，而他的主人，则是主席的弟弟毛泽覃。

毛泽覃

毛泽覃，1905年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村，1918年跟随哥哥到长沙读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战争实践中，毛泽覃成长的很快，193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担任了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毛泽覃被留在了中央苏区，带领部分战士坚持游击斗争。

主席和毛泽覃

1935年4月25日这天，为了躲避敌人围剿，毛泽覃和战士们来到了瑞金黄鳝口附近的山中，隐藏在一栋纸槽棚中。此时国民党第24师第143团1营1连正在附近执行任务，恰好抓到一名红军哨兵，哨兵供认纸槽棚中还有人，于是1连就把纸槽棚团团围住。

士兵程英和号兵高正均等人打头阵。当毛泽覃与高正均格斗时，程英从后面开枪一枪正中毛泽覃，事后程英在毛泽覃身上搜到手表一块、银行币200余元。据程英回忆，他还在斗笠中找到了一枚金戒指和一枚奖章，他认为奖章没什么用，于是随手扔在了草里，这枚奖章就是毛泽覃同志的红星奖章。

26号红星奖章

给奖章抹黑的三名叛徒

革命的道路曲折漫长，不少曾经红军的领导人物，走着走着就掉了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背弃了曾经的理想，背叛了革命。这其中就有三位曾获得过二级红星奖章的叛徒。

孔荷宠：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很多人都对革命的前景产生了动摇，有些心灰意冷脱下军装，更有些直接转投了国民党的怀抱，而时任红十六军军长的孔荷宠，就是最早变节的几位红军高级将领之一。

现在提起这个名字少有人知，但是在湘鄂赣根据地，孔荷宠这个名字可是如雷贯耳，他曾担任湘鄂赣军区总指挥，在一大上还被选为军委委员，是能够和叶帅、贺老总平起平坐的高级指战员。也因此，他荣获了一枚二级红星奖章。

无产阶级出身的孔荷宠，文化程度不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愿学习理解，顽固的坚持着自己的野路子打法，因此还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不过孔荷宠并不引以为戒，平常不但不谨言慎行，反而没事喜欢打个麻雀牌，吃个肉食等等。虽说这些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在当时艰苦的斗争形势下，这些行为还是被认为了腐化堕落，受到了不少同志的批评。

慢慢的，孔荷宠开始对革命队伍产生了不满，1934年7月25日，他找借口脱离了队伍，只身向国民党36军投诚，并送上见面礼——中央在瑞金机关的分布图。

听说红军军长来降，蒋介石欣喜万分，不但亲自接见，甚至还称其为“红军瓦解的先声”。

不过孔荷宠在国民党也没受到重视，甚至还因私造武器罪名被判过三年刑。解放后他隐姓埋名，东躲西藏。最终仍然在1955年被平安县公安局抓获，次年，孔荷宠病死在北京公安医院。

旷朱权：有关旷朱权的资料，现在留下的实在太少了。仅仅知道其为湖南彬县人，北伐时期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1930年起，历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江西军区独立第3师政委等要职。并于1933年8月被授予二级红星奖章。可见当时旷朱权的贡献和能力是相当高的。

然而1935年春他选择了投敌，原因虽然不知道，但在这个节点上，应该也是因为反围剿失败从而对革命前景产生了动摇，后来抗战期间，他还在苏北和新四军交过手，之后就杳无音讯，不知所踪。

张绍东：陕西人，1907年出生，1930年参加红军。张绍东作战勇猛，脑子也灵活，打仗很有一套，不但走完了长征，而且一路积功升到了红十五军团73师师长。还荣获了二级红星奖章。

抗战开始时，张绍东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第687团团长。可别小看这团长一职，要知道344旅是当时八路军少有的几个主力旅之一，人数过万，兵强马壮。旅长徐海东和政委黄克诚都是开国大将，下面也仅仅只有两个团。就拿张绍东的687团来说，副团长韩振纪都是开国中将，可想而知，如果这张绍东不叛变，授衔个开国上将基本没有悬念。

然而坏就坏在687团的参谋长兰国清身上，据资料记载，兰国清此人生活很堕落，没多久就把意志不够坚定的张绍东拉下了水。张绍东不但公然违背政策在驻地搞起了“打土豪”，甚至还勾搭上了一个地主的女儿。

纸包不住火，很快旅部就掌握了情况，决定进行整顿。得知消息的张兰二人明白大事不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队出逃。得知自己的爱将居然办出这等事，徐海东气的狂吐几口鲜血，更是导致肺病复发，离开部队去延安治病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