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政界，谭耀宗是一位经验丰富，且具有影响力的领导者。如今已75岁的谭耀宗，仍活跃在政坛上。
出生于1949年的谭耀宗，与新中国同龄，他在香港的政治生涯已走过40载春秋。他从一名普通的橱窗设计师起步，逐渐成长为一位年少有为的劳工界代表；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最年轻的成员，到担任立法会议员长达20载，再到成为香港最大政团主席，最终跻身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之列。
谭耀宗的人生，可谓是精彩纷呈，令人敬佩。
与新中国同龄的谭耀宗，既见证了香江沧海桑田的变化，也看见了国家日新月异的发展。对自己40余载政治生涯中亲身经历并深度参与了香港的发展与变革，他的评价是：“我很幸运。”
初见谭耀宗时，他身着黑色西装，内衬白色衬衫，黑框眼镜映衬着睿智的目光。这位已经75岁的香港再出发大联盟秘书长、香港民建联前主席，依旧神采奕奕，令人印象深刻。
▲红船融媒采访谭耀宗（右一）
走上从政之路
从基层劳工到立法会议员
1949年12月，谭耀宗在香港出生。出生于基层的他，儿时一家七口住在深水埗四层高的旧唐楼里，那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
“我成长在一个普通的基层家庭，家庭的经济条件一直比较困难，很多时候要找朋友借钱来维持生活。我读书的时候还要照顾年幼的姐妹，所以我很早就出来工作了，没能完成中学学业，更没有机会念大学。”谭耀宗说。
在少年时代，生活的艰辛对谭耀宗来说始终如影随形。最为艰苦的岁月，是在他中学时期，因为家里没钱，他在十几岁已学会独立，也会想尽各种办法，为家庭分忧解难。
1963年，因家境贫寒，谭耀宗中学一毕业便开始为生计打拼。他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百货公司橱窗陈列部工作，成为一名橱窗设计师。他一边工作，一边自习进修。
“公司老板对我很好，也很器重我，因为我工作比较勤劳，而且跟同事的关系也不错。开始我只是一名实习生，后来公司提升了我，负责橱窗陈列，慢慢的我成为一名橱窗设计师。每到一个地方工作，我都尽量去学习。比如，我做橱窗陈列，就要学会不断创新，橱窗面积就那么大，你要在有限的范围里去布置，布局要不断变化，才能吸引顾客。所以我们晚上会进修，学习平面设计等与工作有关的内容。”
在百货公司，谭耀宗工作了15年，在这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
谭耀宗从不刻意追求上位，但机会到了，他总是很珍惜。虽然对橱窗设计师的工作很有感情，但是他还是在人生道路上选择了下一次旅程。
“虽然有的时候不太愿意离开，但是我觉得既然有机会，我就要珍惜，给我自己一个锻炼的机会。”谭耀宗对红船融媒说。
在百货公司橱窗陈列部工作时，因为经常代表百货公司的工会出席会议，谭耀宗被工联会看中，吸纳成为工人俱乐部主任，负责管理整个俱乐部的事务，全职为工人服务。二十几岁的他，自此推开了从政之门。
“我在公司工作时就已经参与基层工会的工作，所以到基层工会后也做得不错，21岁我当了副理事长，后来基层工会又把我推荐到工联会，干脆我就脱产全职参与工会工作，1982年，我当选为工联会副理事长。因为工联会是总工会性质，这也让我后来有机会代表整个劳工界参与了基本法的编制。”谭耀宗回忆道。他未曾料想，自己的人生轨迹竟会在从政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85年，机会又一次垂青谭耀宗。这一年，他代表劳工界被委任为立法会议员。自此，他的议员之旅正式开启。
“我被推荐为立法会成员，同时也参与了《基本法》的起草，这是一生都感到荣耀的事情。”谭耀宗说。
此后，谭耀宗变成了立法会里面的VIP。从香港临时立法会到五届立法会，他从未缺席。
参与基本法起草
成为起草委员会最年轻一员
作为当年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最年轻的一员，谭耀宗亲历了基本法的起草过程。这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一个惊喜，在他以后的人生中也有着重大的意义。
1984年12月，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一国两制”。此后，中方开始筹备制定在香港具有“制宪性”地位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次年立法局开放功能界别选举。谭耀宗因在劳工服务方面能力出众、颇具声望，被推选为劳工界议员。1985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谭耀宗作为唯一一名劳工基层代表，成为23名香港委员之一，而时年35岁的他亦是59名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
当时，谭耀宗正在英国进修。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他要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他是其中一员。这个消息，出乎谭耀宗的意料。
能够从头到尾亲历《基本法》的诞生过程，让谭耀宗备感荣幸。他曾表示，面对大时代转变，自己能有份参与其中，不枉此生。
谭耀宗回忆说，《基本法》从起草到颁布，整个过程开放、透明、严肃而又缜密。每一章、每一条、每一字，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经过了香港和内地起草委员们的深思熟虑和激烈讨论，也广泛凝聚了香港社会的共识。
从1985年7月到1990年4月，《基本法》的制定历时4年8个月。在此期间，起草委员会共举行了9次全体会议、100多次小组和专题会，在香港和全国各地进行广泛咨询，《基本法》才最终出炉。
谭耀宗说，《基本法》条文虽不算多，但起草了近五年，主因是不仅起草委员会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草拟，亦向全香港社会开放讨论、鼓励大家给意见，于是有了推动全民参与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起草委员会亦尽量公开每次开会内容，与民间不同看法持续互动。
这样的立法方式，香港一直延续到现在。
香港禁烟条例的出台，前后召开近200场咨询会，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为何一项看似微不足道的立法，却要付出如此庞大的成本？在接受采访时，谭耀宗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答案。
“我们要让公众了解整个立法的流程，确保过程的公平公正。通常情况下，某些法律可能涉及敏感议题或损害特定群体利益，就会引发争议。但有争议不一定有争执，争议可以通过慢慢讨论来化解，不会硬来。每一位市民都有权表达个人意见，他们可以来立法会，每位市民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既可以代表自己，也可以代表团体单位。我们每次审议法律，都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有些没有争议的立法，程序上并不会这么复杂。”谭耀宗说。
在谭耀宗看来，立法的公开透明很重要，但同时，执法水平也不容忽视。
“现在立法很多，每一次我们开会都有10多条的法律要研讨，要通过。然而，法律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何？执法人员的水平怎么样？市民的守法意识又是怎样？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当然，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要一步步来。”谭耀宗说。他认为，人们对于法律的认知和守法意识尚待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水平同样有待加强，香港人“从小学生开始，就应该建立守法意识”。
关注劳工权益
推动基层劳工退休保障制度
底层劳工出身的谭耀宗，非常能体会基层劳工的疾苦。从橱窗设计师到而立之年进入工会，很长一段时间，谭耀宗的人生跟劳工基层牢牢绑在了一起。
劳工退休后的保障问题，一直是他关注的重要问题。进入立法局后，他一直在积极推动此事。
谭耀宗说，港英政府管制时，认为退休之后的保障是个人事，政府没有责任。而劳工打工时挣的钱，退休以后虽然可以用，但是远远不够。
“七八十年代，香港的劳工权益并没有今天这么好，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我们要推动这个事情，不断的改进制度，不断向政府提出要求。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并不容易，这是基层劳工和港英政府互相博弈的一个过程。”谭耀宗介绍道。
为了保障基层劳工的权益，谭耀宗付出了很多努力。
谭耀宗回忆道，港英时期的香港打工者没有任何退休保障，他在立法局多次争取未果，所以希望将有关条文写入《基本法》。当时，这个意见得到了大部分委员的支持，两次投票都顺利通过。最终成为《基本法》第三十六条：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劳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护。
“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只靠工联会还不够。当初我们就积极联络方方面面的劳工界朋友，联合劳工团体、工会一起来争取这一权益，这个是很重要的。”
“不仅是劳工的退休问题，包括现在强制性的公积金也是在我的推动下落地的。但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的工作就是为劳工界做事。我在工联会工作了很长时间，一直做到60岁，我才离开工联会，所以我很关注基层劳工的权益。”
谭耀宗介绍，目前在香港，从事基层工作的普通劳工在退休之后，将享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即公积金。该公积金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雇主缴纳5%，雇员缴纳5%，合计10%。这笔公积金将由金融机构进行运作管理，待劳动者达到65岁退休年龄时，即可领取。
“当然，不能只依靠公积金，还需要有政府的支持，政府也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如果劳工自己也没有什么储备，最终可能还是要政府来解决问题。在劳工退休保障制度上，除了公积金以外，政府还将采取其他措施。”谭耀宗说。他在考虑这一问题时，完全站在劳工的角度。
创建民建联
敢于提出意见不怕指责
作为一位在香港政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谭耀宗拥有一个重要身份——香港民建联主席。
1992年，为了培养治港人才，谭耀宗和陈婉娴、陈鉴林、曾钰成、程介南、叶国谦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组建了民主建港联盟（简称“民建联”）。
“当时觉得香港未来要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需要治港的人才，而我们应该培养治港人才，所以在1992年，我们50来个人组建了民主建港联盟。”谭耀宗说。
如今，经过30多年的发展，民建联已从50多个成员，发展到超过3万人。民建联已成为香港最大的政治团体，也是香港第一大政党，而发展过程相当不易。
“1992年成立的时候，虽然还是港英管制，但是民建联已经旗帜鲜明，就是要爱国爱港，团结香港社会各阶层。我们服务的对象是基层、中层，当然也联络社会各阶层。为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市民安居乐业，这个是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态度是‘真诚为香港’，这个是我们的口号。”
从1998年起，谭耀宗扎根新界西，并连续五届当选该区立法会议员。2007年，谭耀宗担任民建联主席，带领该党经历了多场选战。
谭耀宗是民建联第三任主席，从2008年开始当了8年主席。在他看来，民建联作为一家政治团体，若不参选，其在议会的存在将失去意义，民建联所倡导的目标与口号亦无法得以实现。事实上，民建联也正是在参与选举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与成长的。
“那段岁月充满挑战，尤其是在1997年之前，工作环境尤为艰难。每一场选举，我们都全力以赴。有时，中央的指示或是特区政府的问题，都会对选举产生直接影响。作为秉持爱国爱港理念的政团，我们承受着较大的压力。既要平衡左右两方面的需求，又要确保我们的立场得到充分体现。”谭耀宗感慨地说。
然而，无论遭遇何种困境，谭耀宗总能巧妙地领导民建联妥善应对，出色地处理每一项挑战。这做到这一点，源于他们扎实的工作和良好的群众基础。
“不能光靠口号，一定要实践。我们在地区工作做得比较好，全港18个区，我们都有支部，都有我们的议员和骨干为居民服务，所以我们和居民的关系比较好。所以每次选举的时候，就能动员他们为我们投票。”
在香港政坛摸爬滚打数十年，谭耀宗有时也会在立法会提出一些尖锐的批评，然而他却从不担心这些可能“忠言逆耳”的声音，给自己带来麻烦和指责。
“我从没担心过，因为我没有所求。我从不要求政府给我什么好处，所以我不怕。而且我表达的观点均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我从不会谩骂、批评或攻击某个政府官员，我只针对政策本身。例如某个政策存在问题，我会提出来，而且我所提出的意见也是社会普遍共识。当然，我表达时的语言也是比较温和合理的，要讲道理，而不是谩骂和击性。”谭耀宗如是解释自己的底气所在。
当被反对派批评、指责，甚至是攻击时，谭耀宗则很少解释。他批评的直接、犀利，但也很注意方式。
“我说话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力求言辞精准，避免产生任何误解”。另一个很重要的基点是，他说话“有依据，不是随便就说”。
提倡爱国者治港
注重对下一代人才的培养
或许是因为和新中国同龄的缘分，谭耀宗对祖国拥有别样的深情。他说，大时代出生的人对国家特别有感情。而这种强烈的情感，也来自于家庭的影响。
谭耀宗的父亲曾是一位海员。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经常背井离乡，坐着船成年累月颠簸在大浪中，生活很是艰难。正是这段充满挑战的岁月，孕育了父亲深沉的爱国情怀。
“那时候父亲经常离开家，到外面出海，在海上经历大风大浪，工作很辛苦。但是有一点，海员是比较爱国的，因为他们到了国外以后，如果自己的国家强大，他们就会理直气壮，也不会被欺负。所以对于国家的进步和强大，父亲他们感受很深，他们也很关心国家的每一次发展。”谭耀宗笑言，自己对国家满怀深厚感情也与这份家庭“基因”有关。
在他看来，每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爱自己的国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香港回归后实施‘一国两制’，没有‘一国’哪有‘两制’，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哪有香港特别行政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强调爱国者治港。当然，也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反对也不见得是不爱国。可以有不同意见，但不能破坏社会秩序，更不能违背‘一国两制’的方针。”
谈到爱国爱港，生于香港、长于香港的谭耀宗，对香港政治制度的发展有着切身体会。
“港英管治时期，政府不太会宣传国家、国家的进步发展等这些观念，当时的教育也一直是避开讲内地的事情，所以有一些学生对国家概念不强，感情不深厚，这也不奇怪。1997年香港回归后，我们开始强调国民教育的重要性，但当时香港社会中部分人士对此表示反对，导致相关工作进展缓慢。在教育领域，部分教师的意识形态并未与主流意识保持一致，这也对学生的思想观念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逐步推进。”
1974年，谭耀宗的儿子出生，取名建宏，意为建立宏伟的国家。他说，要加强对《基本法》的宣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特别是对年轻一代。
“在我看来，爱香港和爱祖国其实是一回事。那些不爱祖国的人，根本不可能治理好香港。”
作为一名从政几十年的政治前辈，谭耀宗对年轻人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也一直很重视对接班人的培养。
“比如我当民建联主席的时候，我会主动去找合适的接班人。我在立法会、人大常委会也是这样，每个工作岗位我不会占太长时间，从第一天开始，我可能就找合适的接班人选。如果是有担当的有能力的，就会多给他机会。”
为此，谭耀宗与清华大学携手创办了一个香港政务人才硕士班，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至今已成功举办六期，已经有180个学生毕业，有一些优秀人才已经进入政府工作，对此他很欣慰。
今年，谭耀宗已75岁。去年，他刚刚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职务，但却依然在香港的发展事业上不懈努力着。对他而言，香港的繁荣昌盛始终是他心中牵挂的重任。和其他的爱国、爱港人士一样，一心为香港，一生爱香港，这就是他所展现的最可贵的香港精神。
撰文：李影
视觉：王学民
统筹：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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