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画里,经常会画到一丛蔷薇,从篱笆,或者粉墙头上翻了过来,开得一塌糊涂。一没鼻子没眼的长衫男子,或伫立花下等人,或坐于花荫一侧,沏一壶粗茶,搁一册破书,一副无可无不可的样子。
画到室内小景,亦多是一桌,一椅,一人,一瓶残花。题的词儿呢,亦多说江湖行走花树情事,叫人感觉这人既没有工作,也不大正经。常用的几方印文,亦有“花乱开”“废园残花”“花下客”“狂花满屋子,落叶半床头”,等等,都跟花有点儿关系。
这当然与我喜欢花有关。
喜欢花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好比一个人会喜欢狗啊猫啊什么的一样。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叫倪承勇,特别喜欢猫头鹰。他逮了一只猫头鹰,每天带到学校里来。猫头鹰站在他的肩膀上,左顾右盼,表情很不友好,同学们都躲着他,于是他就很得意。上课时,他会把它塞到桌子底下的抽屉里不让老师看到。下了学,就到玉米地里去给它逮蛇、逮青蛙吃。我看过他给猫头鹰喂食:一条二尺多长的蛇,猫头鹰一嘴叼住蛇头,跟吸面条似的,哧溜一下便吸进肚子里去。当然,这事儿后来还是被老师发现了,把家长也叫来,当着他爹的面儿,把他修理了一顿。从此他就不敢明目张胆地这么做了,但依然会把猫头鹰藏在书包里带着上学。这事儿其他同学不大知道,但我知道,因为那一阵子我俩正好同桌。
我不大喜欢这玩意儿,但也说不上讨厌,只是觉得这东西塞在书桌底下味道有点儿难闻。那时正是小学三年级,教我们的老师叫王瑞限,是个老夫子,平时不苟言笑,总喜欢把两只手插在裤腰里走来走去。听我爷爷说起过,王老师在解放前就是个私塾里的教书先生。小学校设在一座破庙里,孤伶伶一个天井,就我们一个班。天井一角长一棵极大的泡桐树,夏天时,浓密的叶子像个巨大的华盖,把一个天井捂得严严实实的。春天时,天井里开一树极繁盛的紫花,弥漫着又甜又腻的桐花的香味儿。下了课,我们就在这棵花树下做游戏,追逐、打闹。肥大的花朵不时地会落下来,打在我们的头上、身上。傍晚时分,值日的小组要做卫生,打扫教室、天井。同学们用扫帚将落下的花扫起来,扫成一堆,然后锁上大庙的门,再锁上院子的栅栏门,喧哗着离去。天井里顿时变得空无一人。暮色之中,蝙蝠们从大庙的房檐下出来,在天井里飞来飞去捉飞虫,地上堆着一大堆紫色的梧桐花。
那时候我经常会站在天井里,仰头呆看着这一树的梧桐花。湛蓝的天空下,紫色的花开得安静且绚烂,像块悬在头顶的紫色云朵。有个长得瘦瘦的女孩儿,从家里拿来一根穿了蓝线的针,下课时,她就会在天井里扎那些落下来的花,扎成一串,放学后提着回家。其实她也没有什么用,就是拿回家,挂在门前的墙上看。一串,两串,好多串,紫色的花挂在那里,慢慢变得蔫了,发黄,干枯,夏天的风吹来,把她们吹走,拉倒。
有一年春天,雨水来得早。一个同学早晨来上学,带来几枝半开不开的梅花——其实是迎春花,本地人总把迎春花叫作梅花,还有一个粗陶的酒瓶。他把酒瓶灌上水,把花插上,然后摆在教室的窗台上。王老师看到了,凑过去闻闻,说:这花真好看!
下了课,大家纷纷问那同学花从哪里掐来的。同学说是东山上,王家屋子那里。我们看着那枝花,心里都有些害怕。王家有个大哥得了麻疯病,家人看着害怕,又怕传染,在东山上盖了一座石头屋子,让他单住在那里,一两天给他送趟饭吃,送一壶水。王家大哥住在那里,天天给生产队挖坑栽树,待了二十多年,死了。家里人用柴草塞满那座石头屋子,一把火烧了。屋子塌下来,堆成一垒黑石头。奇怪的是,过了几年,黑乎乎的石头堆里生出一丛一丛的迎春花,年年开成一大片。
没人敢再去那里折那些花。但第二天上学,每个同学都带来一枝花,杏花,李子花,还有刚刚露苞儿的桃花。各色的花儿插在各式各样的瓶子里,在窗台上摆成一溜。王老师两手插在裤腰里,笑眯眯的,闻闻这个,再闻闻那个。我们就很兴奋,屏住气息瞅着他,看他闻谁带来的花儿。被闻到花儿的那个同学就很得意。没被闻到的呢,就有点儿沮丧。心想,明天再去山前折一大把带来。
清晨,太阳升起来了,教室的窗台上,每个同学的课桌上都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儿。王老师笑眯眯的,我们也都笑眯眯的,跟着王老师大声地朗读一篇新课文: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2025年1月1日 老树
新岁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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