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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长庆, 美术学博士,山东艺术学院书法学院副教授,山东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主席。国家艺术基金“青年艺术创作人才”、中国书法“兰亭奖”佳作奖、省委省政府“泰山文艺奖”一等奖获得者。作品入展第十、十一、十三届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第七、八、九届篆刻展,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等。

关于姓名回文印释读的看法

文 | 贾长庆

关于回文印,一直是按回旋顺序“自右上—左上一左下一右下”释读的。这种释读方法被绝大多数人接受,也很少人对此种释读方法怀疑过。至韩天衡先生发表于《西泠艺报》第22期的《对于姓名回文印释文的一点意见》一文一出,这种唯一的的读法被打破了,更有许多“赶时髦”的印人,身体力行的进行推广。

对于姓名回文印的释读问题至韩先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仍然是按照回旋排列释读,如回文印“杨少翁印”读作“杨少翁印”,此种读法可追溯到南宋王俅《啸堂集古录》中。而另一种读法则是韩天衡先生在《对于姓名回文印释文的一点意见》中所倡导的,应当自右行至左行释读为“杨印少翁”,而不必回旋去读,这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姓名“回文印”这种篆刻印面文字布局排列格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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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先生声称其所持观点依据的是元代印学大家吾丘衍在《学古编·三十五举》中“二名,可回文写,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意思是说,名为两个字的回文印,“印”字放在姓的下面,在印面的右行,而名字则在印面的左行。所以韩先生就认为对于姓名印的释文,没有必要采用两种不同的顺序去释读,而应一概采取自右行至左行的顺序去读。统统将姓名回文印读作“姓+印+名字”如读作“杨印少翁”、“毕印侠君”等。

加之今人对于回文印的理解更多的局限于明甘旸撰《印章集说》:“…….如双字名印当回文,姓字在前,名字在后。若一顺写,则名之二字必分而为二矣,此古用回文者,取二字相连之意也……”,认为回文印的功能是取名二字相连之意,不把名分开两列。把姓和“印”字放在一列,名在一列。除此之外不适用于回文印,这种认识几乎受到当代所有印人的赞同,而这种所谓的原因又在一定程度上和韩先生的释读顺序有着一定的共性。韩先生为当代篆刻巨儒,又是印学大家,加之“挟吾衍以令天下”,所以他的这一观点也迅速被一些对回文印概念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印人所接受。而对韩先生观点怀疑之人又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得以反驳,所以造成了目前姓名回文印释读的两种不同观点,正因为目前没有一篇文章对此做出明确的释读,以致韩先生的这一观点也被越来越多的印人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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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韩先生所持观点依据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中第三十三举,那么我们就分析一下原文“凡名印不可妄写,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为正也。二名,可回文写,姓下着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单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写。若曰‘姓某私印’,不可印文墨,只宜封书,亦不可回文写。名印内不可着‘氏’字,表德内可加‘氏’字,亦当详审之。”笔者再三审读也未能窥探到韩先生与吾衍的“共识”,更不知韩先生的“可惜他(吾丘衍)的意见一直未得到重视和实施”从何说起。

第三十三举中多次提及“回文”这一概念,关于回文印的问题涉及大体有三:一是双名回文印的位置用法;二是单名者不可用回文印;三是“姓某私印”亦不可做回文印。可见吾丘衍承认姓名回文印这一格式的存在。文中无一处提及关于姓名回文印的释读问题,更不曾透露出半点韩先生所认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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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丘衍(1272-1311),元代著名金石学家,印学的重要奠基人。《学古编》著述于元大德庚子(1300)年,卷一《三十五举》乃是我国最早研究印学理论的文献。从秦汉到元代吾丘衍时期已有千年,当时所能见到的秦汉印毕竟有限。况且元代吾丘衍一人之观点也不足以说明实际情况,吾丘衍《三十五举》的局限性和错误我们不难发现,如吾丘氏的《三十五举》还存在着像三代无印说这样明显的错误。元代不像当下科技、考古、史料学这么发达能够看到大量的秦汉私印。

也许吾丘衍只看到了像“杨少翁印”这一类私印,以偏概全,他的那些结论也只是立足于元代那个时期所发现和占有的秦汉私印资料所下的结论,但绝不可作为当下看待回文印的一种正确且唯一的依据。

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秦汉印谱中有所发现,这一发现更加佐证了韩天衡先生对于姓名回文印的释读方式是不正确的,同时也否定了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明甘旸《印章集说》中对于回文印的观点及今人所认为回文印必须双名一列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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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君宪印”、“张捐之印”(图1)为汉私印铸印,皆为回文印。此印为套印,也就是说张君宪和张捐是一人,此人姓张名捐字君宪。为何是张捐而不是张捐之呢?这里不得不提到汉文化之名和字的学问。《汉书·王莽传》:“王莽下了这样一道命令‘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王莽上台后曾下令‘去二名”,也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人们不准用双字名,只有人在犯罪后,才恢复二字名,用以处罚。由于王莽的这道法令,所以从那时起,人们渐渐养成了使用单字名的习惯,而不用二字名,后来虽然王莽下台后说话不算了,但这个习惯却一直也没有改过来,竟然成为了当时的风气,人们认为用两个字取名是件极为不光彩的事。”除此以外,其实早在王莽实行新政以前古人就喜取单字名,《春秋·公羊传》中就有记载“季孙斯、仲孙忌帅师围运。此仲孙何忌也,曷为谓之仲孙忌?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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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古铜印选》中收录有汉私印“张捐(图3)和“张捐之印”(图2),“张捐之印”(图2)亦为回文印。《汉书·司马相如传》:“乘遗风,射游骐。”颜师古注引张捐曰:“遗风,千里也。”也提及汉人张捐。以上三处足以证明回文印“张捐之印”乃是“张捐”之印,非“张捐之”印。除去“张捐之印”,汉印中还有很多貌似某某之印”的回文印,如“成褒之印”、“傅捐之印”、“赐之印”、“苏贤之印”、“郝胜之印”、“胡广之印”、“牛胜之印”等大量存在。

另有秦代回文私印“王俎私印”(图4)、汉回文私印“刑广私印”(图5)“任勋印”(图6)等。从目前发现的“张捐之印”和”王俎私印”“刑广私印”“朱光私印”“任勋印”等,再看吾丘衍《学古编·三十五举》第三十三举中“单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写。若曰‘姓某私印’,不可印文墨只宜封书,亦不可回文写。”及整个明代印论对于回文印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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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以韩天衡先生之论看“张捐之印”和“王俎私印”(图4)“刑广私印”(图5)、任勋印”(图6)则读作“张印捐之”和“王印俎私”、“刑印广私”“任印勋”显然也是不正确的。若再进一步追问韩先生,回文鉴藏印(图7、8)、十字交叉的姓名汉印和反“Z”形的姓名汉印又该如何去释读呢?难道又是我们自找麻烦地采取了多种不一致的顺序去释读吗?

正如韩先生所言,姓名回文印的释读格式是小问题,却又是老问题。希望此文一出能为当下回文印的释读给予以正确的解决,并能得到行家们的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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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认识到,当代对于回文印的认识和禁忌包括韩先生对于姓名回文印的释读问题所遵循的原则都是来自于现成的元明印论,以元吾丘衍、明甘旸、徐上达等对于回文印的论述为宗。并不是从秦汉印典中的实例和基于对秦汉回文印的考证,这使得当代对于回文印的认识出现偏颇,并“以讹传讹”,形成了所谓的禁忌和规范,这种现象想必不仅存在于回文印中,也可能存在其他诸多问题中。

我们在肯定回文印这一形式存在的同时,也应该认清他所具有的价值和艺术性,由于回文所能产生的疏密、对比,使印字更有主次、有层次,既有变化又见同一,使得同样四字的内容具备了更多形式的表现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篆刻艺术的内涵,这也是篆刻章法最关切的问题。当今篆刻创作需要更多艺术表现形式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说我们应该在不造成词句重大“歧义”,又确实能提高其艺术表现力的前提下应提倡回文印这一形式的存在。

主 编

猪大人

出 品

黔艺空间

来 源

《东方艺术·书法》杂志2014.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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