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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并非新概念，但这次在上海的后面多了三个字——长三角。在多位专家的解读中，这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已经从聚焦核心城市的“单点突破”，迈向城市群一体化的“协同作战”。
此后不久，作为长三角跨区域科创协同的关键载体，G60科创走廊迎来新政策——《关于支持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源地建设的若干措施》（下称《若干措施》）发布，围绕共筑科技创新策源地、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共育国际一流创新生态、共享科技创新资源等四个方面，研究提出23条支持政策。
科创走廊是以公路交通要道联结多个科创节点城市所形成的地理邻近区域。过去几年，G60科创走廊经历了从“源起松江”到“联通嘉杭”再到“九城共建”，已经成为各地争相“复制”的跨区域协作样本。
眼下，紧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世界级产业集群等目标，长三角三省一市如何依托这条走廊持续凝聚合力，共建创新共同体？
“扩围”
G60，即上海—昆明高速公路。
早在2016年，上海松江区依托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等提出“G60科创走廊”的概念，沿G60高速公路布局科创企业及先进制造业，后经两次扩容，目前已涵盖沪苏浙皖的九城（区）。
G60科创走廊示意图 图片来源：G60联席办
一组颇具含金量的数字是，目前九城（区）GDP占全国比重已上升到1/15，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全国1/7，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占全国11%，独角兽企业数量占全国12%，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超全国1/5，国家级孵化器占全国13%，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10.1%。
上海松江区是“G60科创走廊”的策源地。此次《若干措施》明确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智能终端）、航空航天产业（卫星互联网）等产业为主攻方向，探索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新模式，并采取“松江区全域推进，辐射长三角”的梯度推进路径。
“这不仅是提升松江自身创新能级，更是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搭建一座联动长三角的‘创新桥梁’。”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在新闻通气会上表示。
当前，在我国科技创新中心体系的顶层设计中，国家级科技创新中心有两类，一类是2020年公布的“十四五”规划中提及的“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另一类则是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目前确定的共有成渝地区、武汉、西安三家。
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日益复杂化，单一城市的资源边界、产业承载力与制度弹性已明显不足。尤其在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创新链条长、投入大、风险高，已超越单一行政辖区的承载能力。
标准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长谢良兵在其分析文章中指出，此次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表述，折射出对科技创新规律认识的深化与治理逻辑的升级。
这不仅是文字上的调整，更是发展理念、资源配置方式和区域治理模式的重大演进，即从聚焦核心城市的“单点突破”，迈向强调区域一体化的“协同作战”。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也对城市进化论分析，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源地建设”到“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反映出长三角科创协同从“局部突破”迈向“全域协同”的新趋势。
打样
科技创新的核心要义之一，在于引领产业升级。
《若干措施》明确提出，探索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新模式，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智能终端）、航空航天产业（卫星互联网）为主攻方向，同时着力培育6G等未来产业集聚区。
细究这轮产业布局，航空航天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技术辐射面广、产业带动力强、关联产业多、产品附加值高，能够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6G一大应用场景是空天地一体化，其基础设施便包括卫星互联网。
可以说，从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再到6G，G60科创走廊构出了一条递进式的产业链、价值链闭环。
图片来源：上海松江
眼下，围绕卫星制造与商业运营等产业链关键环节，《若干措施》提出，将引育上下游重点项目，按照规定分阶段给予不超过总投入15%、最高5000万元的经费支持。
同时，鼓励卫星互联网技术规模化应用，对开展通信、导航、遥感等增值服务的企业，按照规定给予最高1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支持卫星互联网星座建设，对取得卫星通信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的企业，按照规定给予50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放大到整个长三角来看，布局新产业的一大“底气”是创新禀赋。
据统计，长三角三省一市拥有6家国家实验室（占全国40%）、11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占全国20%以上）、25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占全国35%）、5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占全国20%）。
但这些最优质的科技创新资源，并没有在区域间高效利用。此前举行的第六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现场多位专家指出，长三角高校、科研院所与创新企业等创新资源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难以形成创新合力。
针对这一困境，丁长发认为，长三角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首要任务是推进平台共建与资源共享。具体而言，需实现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大型科学仪器、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的跨区域共建共享，推动人才、技术、资金等关键要素在三省一市间畅通流动。
如何为长三角“打样”，此次《若干措施》整合了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土地规划、人才引育等政策，以系统集成的合力，破解创新生态的堵点和瓶颈问题。
比如，将通过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区域算力统筹、“G60科创云”资源共享、科技创新券跨区域互认等举措，强化创新要素供给。
跃升
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这并非只是G60科创走廊的目标。
早在2019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就提出，到2025年“形成若干世界级产业集群”。5年后，《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发布，再次将“协同建设长三角世界级产业集群”列为重要任务。
如今2025年已步入收官阶段，经过多年积淀的长三角，离“世界级产业集群”还有多远？
从经济体量来看，当前长三角区域经济总量达33万亿元人民币（折合4.65万亿美元），若视为单独的经济体，可位列全球第三。其中，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地GDP总量达到9万亿元，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1%。
图片来源：摄图网500367168
“总体来看，长三角已经具备迈向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坚实基础，但仍处在由‘规模优势’向‘能力优势’跃升的关键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秦尊文向城市进化论表示，长三角产业集群的短板不在体量，而在原创性突破、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等方面。
要进一步衡量“世界级集群”，研发能力和顶级企业是不可缺少的量化标准。
丁长发以全球最具盛名的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美国波士顿-剑桥地区举例，全球多家龙头企业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区域总部，通过关键技术的不断突破，始终掌握产业话语权。对比之下，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虽规模可观，但在头部企业集聚度、全球产业影响力等关键维度，与“世界级”仍有差距。
丁长发进一步指出，在“从0到1”的基础研究领域，长三角产业集群也尚未达到我国对科技创新“原创性”“颠覆性”的能力要求。
一个依据是，上海市经信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相较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长三角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仍处于培育发展阶段，产业相似度偏高，制造业横向分工相似，纵向分工不足，创新资源分布失衡。
对此，秦尊文表示，长三角要迈向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需持续深化制度协同和政策协同，并利用好G60科创走廊等创新廊道，提高技术扩散效率，夯实区域整体创新能力，推动单点突破向体系突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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