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国家深入推进乡村振兴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宏观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已成为实现区域协调与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县域作为衔接城市与乡村的战略节点，其经济活力和治理效能直接影响着城乡二元结构的破解进程。长沙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以其坚实的县域经济基础与创新的融合发展实践，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融合道路提供了鲜活的地方样本。
一、长沙城乡融合的发展成效与多维特征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并在2020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后1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要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在这一宏观战略指引下，长沙市依托县域经济的强势崛起，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由“大县域”向“强融合”跨越的实践道路。与湖南省总体县域面积占90%但经济总量占比仅54%所呈现的“大县域、弱经济”特征不同，长沙的县域经济不仅是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更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其成效集中体现在经济实力的跃升、收入差距的显著缩小、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以及城镇化进程的质量提升四个维度。
（一）县域经济跨越式提升，筑牢城乡融合基础
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长沙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268.78亿元，首次突破1.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5.0%。这一宏观数据的背后，是县域经济板块的强力支撑与结构优化。根据新发布的《第二十五届县域经济与县域发展研究报告》，长沙县在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百强县中位列第1。作为“中西部第一县”，202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266.35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高达1070.78亿元，增长7.7%。这一数据充分说明，先进制造业在县域层面的集聚，不仅做大了经济蛋糕，更为吸纳本地农村劳动力提供了海量岗位，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只能进城务工”的单向流动格局。与此同时，望城区作为城市拓展的新兴增长极，在撤县设区后加速融入主城区，2024年GDP达到1195.52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621.41亿元，占比超过50%。这种从传统农业大县向现代服务型城区的华丽转身，表明长沙县域经济已不再是城市的附庸，而是具备了自我造血与反哺乡村的强大能力。
（二）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城乡分配格局优化
在县域经济的强力牵引下，长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处于全国省会城市领先水平。数据显示，长沙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由2020年的1.67优化至2024年的1.53。这一成就的取得，并非单纯依靠城镇居民收入的“限速”，而是得益于农村居民收入的“快跑”。2023年，长沙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0678元，增长6.5%，增速明显高于城镇居民的4.9%。以望城区为例，通过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其城乡居民收入比在2019年就已达到1.46的优异水平，远优于全省平均状况。收入的增加直接带动了县域消费潜力的释放，2023年长沙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593.11亿元，增长8.6%，增速明显快于城镇。这表明，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正在快速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正在逐步趋同。2022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家用汽车65.1台，与城镇居民的69.6台已十分接近，这生动地折射出城乡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
（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交通是城乡融合的“血管”，也是打破城乡物理隔离的第一道关口。长沙在市域范围内已基本实现县级节点、开发区20分钟上高速，乡镇30分钟上高速，构建了高效便捷的城乡交通网络。更为关键的是交通“毛细血管”的畅通，“十四五”期间，长沙新建改建农村公路5700公里，成功获评全国“四好农村路”建设市域突出单位，实现“县县一条样板路，乡乡一条美丽路”。截至2025年10月，全市运营城乡公交线路超过200条，城乡客运车辆公交化率超过85%，主城区城乡全面实现“村村通公交”。这种高密度的交通网络，极大地降低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成本，使得“城里人进村、土特产进城”成为常态。与此同时，物流体系的完善也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最后一公里”，长沙已建成25个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项目，农村物流网络日益完善。
（四）新型城镇化质效并进，提升人口融合水平
人口流动是城乡融合的风向标。长沙城镇化率从2002年的46.90%跃升至2024年的83.99%。这一数据的跃升并非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伴随着县城承载力的实质性增强。通过“强县城”战略，大量农业转移人口在县城和中心镇实现了市民化，享受到了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望城区在2011年撤县改区后，通过出台《关于加快新型城镇化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等政策，城镇化水平从2010年的46.17%飞跃至2024年的80.1%，证明了行政区划调整与县域经济发展相结合，是加速城乡人口融合的有效路径。
二、县域经济驱动城乡融合的长沙经验
长沙在推动城乡融合过程中，并未停留在宏观口号上，而是通过产业协同、要素盘活及政策引导等微观机制的创新，打通了城乡融合的“任督二脉”。这些经验并非抽象的理论，而是通过宁乡灰汤、望城靖港、浏阳双江村等一个个鲜活的案例生动地呈现出来，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长沙模式”。
（一）推动产业协同，从“单打独斗”到“融合共生”
传统的县域经济往往面临一二三产割裂的问题，农业只搞种植，工业只进园区，服务业只在城区。而长沙各县市依托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出了“农业+文旅”“农业+康养”等多种产业协同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产业空心化问题。以宁乡市灰汤镇为例，该镇没有局限于单一的温泉洗浴经济，而是依托“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金字招牌，将稀缺的温泉资源与康养、农业深度融合，打造了“农文旅+康养”的综合体。灰汤温泉拥有“潇湘第一泉”的美誉，通过获批全国康养旅游示范基地及国家森林康养基地，成功吸引了大量城市康养人群。截至2024年6月，近三年该镇年均旅游人次达160万，旅游收入6.7亿元。这种产业模式不仅盘活了自然资源，更通过旅游带动了周边农产品的销售，实现了产业的就地增值。同样，望城区靖港镇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坚持“古韵今风美美与共”。该镇并未将古镇孤立发展，而是将西围子、靖港古镇与千龙湖两个4A级景区连片，串联起47个美丽宜居村庄。同时，做活乡村振兴“茶”文章，建设良种茶种植示范基地和绿色食品示范基地。这种“景区带村、产业富民”的模式，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实现了美丽宜居村庄建设与乡村旅游产业的有机结合。这些案例表明，县域经济助推城乡融合的关键，在于打破产业界限，让农业“接二连三”，提升乡村产业的附加值与吸引力。
（二）聚焦产权改革，激活农村“沉睡”资产
长期以来，农村闲置宅基地和农房是巨大的“沉睡资产”，也是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堵点。浏阳市高坪镇双江村提供了一个极具借鉴意义的样本，该村将闲置农房改造为段江华乡村美术馆，并成立清浏文旅公司，规划建设“美育写生基地”。更为创新的是，村民可以以闲置宅基地、空闲院落入股，成为民宿小“股东”，经营所得由三方商议分红。2023年，仅此一项便为村集体经济增收超35万元。长沙市2024年出台的《支持农村闲置住宅盘活利用若干政策措施》，进一步从政策层面规范并支持了这一模式，允许经营主体和市民租用闲置住宅发展产业、养老或文艺创作。这标志着农村闲置资产正式获得了进入市场流通的“身份证”。除了宅基地，耕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也是关键。望城区在自然资源管理上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针对耕地抛荒与种粮效益低的问题，政府出资填平坑洼、修筑田埂，并搭建起种粮大户与村民的沟通桥梁，将零散田流转给种粮大户。这种模式既解决了村民无力耕种的难题，又满足了大户规模化经营的需求。2024年，望城全区新增耕地1628亩，现状耕地保持在29.2万亩，实现了耕地保护与农业增效的双赢。此外，长沙市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的建立，更是打通了要素流动的最后一道壁垒，截至2025年4月，累计交易规模突破1.6亿元，让农村产权真正从沉睡资产变成了流动资本。
（三）创新政策引导，构建城乡结对、互利共赢机制
长沙创新实施“城乡对接·村社互进”行动，构建了城市社区与乡村结对共建的精准帮扶机制。2023年起，长沙市启动该行动，依托党组织力量，让城市社区与乡村结对，构建互联互通格局。这一机制超越了简单的捐赠帮扶，走向了互利共赢的“项目化合作”。浏阳市狮子山村的案例生动诠释了产销对接的“及时雨”效应。该村地处偏远，3万多斤黄金梨曾面临滞销困境。通过与关口街道长兴社区结对，利用社区公益集市进行义卖，日现场销售金额达1.2万余元，线上预订超3万元，通过“社区团购”模式解决了农产品进城的痛点。宁乡市七里山村与湘江新区长丰社区的合作则更加深入，进化为一种长期契约关系。双方探索“认领一亩田”“认养一头猪”模式，社区企业和爱心人士认领农田6.63亩、认养土猪20头，帮助农户户均增收超8000元。这种订单农业让村民有了稳定的收入预期，2024年该村集体经济突破180万元，龙田扎肉等产品甚至进驻了省级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望城区黑麋峰村则利用200多亩菜地的产能，直接对接开福区科大佳园社区的老年食堂需求，建立了稳定的蔬菜供销机制。这些案例生动地诠释了“土特产进城、城里人进村”的融合路径，证明了通过组织化的力量，可以有效降低城乡市场对接的交易成本，建立起稳定的城乡经济循环。
三、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县域城乡融合路径与对策
尽管长沙以县域经济为抓手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对照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求，长沙县域发展仍存在短板与提升空间。为扎实推进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更加完善的远景目标，亟需坚持问题导向、精准靶向发力，构建以县域经济为支撑的城乡融合发展长效机制。
（一）实施“强县城”战略，增强县域辐射带动能力
县城是连接城市、服务乡村的天然载体。未来应夯实基础平台，完善县城“九通一平”基础设施与智慧化管理体系，强化县城作为产业平台的支撑力。同时，要构建创新生态，在县城设立区域性创新中心，提供技术转化、工业设计等专业化生产性服务。在空间格局上，以“一核多极”为导向，科学划定县城增长边界，构建“县城—中心镇—村”高效交通网。结合长沙市2025年市级十大重点民生实事，应重点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和新增停车位等项目，全面提升县城的宜居品质与人口吸附能力，引导乡镇特色产业向县城研发、营销环节聚集，形成“核心牵引、多点支撑”发展格局。
（二）统筹产业差异化布局，破解同质竞争困局
为避免同质化发展，需强化顶层设计与分类指导，依据长株潭一体化规划，推动长沙各县域错位发展。长沙县继续做强工程机械等先进制造业，浏阳市聚焦现代农业、花炮产业与文旅康养，宁乡市深耕食品加工、储能材料与乡村旅游，望城区则重点发展滨水经济与现代服务业。建立“产业图谱+负面清单”管理机制，明确“一县一主导、一园一特色”定位，实施“一县一特”工程，每个县市重点培育1—2个特色产业。设立省级县域品牌发展基金，整合“湘农名品”资源，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品牌溢价能力，从根本上破解“低端锁定”与“同质竞争”。
（三）推动优质公共服务下沉，缩小城乡福利差距
针对教育、医疗资源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的问题，需利用行政与市场手段推动资源下沉。在教育领域，建立“城市带县城”帮扶模式，推动长沙优质中小学在周边县城设分校。根据2025年计划建设基础教育学位9万个以上，并建设“医教康融合”实验学校，应重点向县域倾斜。同时，依托“智慧教育云平台”实现“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在县域中小学全覆盖，以数字赋能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在医疗领域，深化“三甲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行动，建设县域医疗次中心，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能力。同步搭建县域医共体信息平台，实现检验检查结果互认，降低群众就医成本。此外，加快推进新建社区（村）居家养老服务站和普惠托育服务点建设，织密基层民生保障网。
（四）强化物流与数字双轮驱动，赋能城乡融合发展
物流与数字基建是打通城乡大动脉、破除转型瓶颈的关键一招。在物流方面，应依托“十四五”期间已建成的25个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项目，进一步以县城为核心建设物流集散中心，推广“产地仓+冷链专线+社区直配”模式，构建高效物流网络以降低农产品损耗。在数字基建方面，针对县域存在的“数字洼地”现象，应借鉴长沙县数据资源管理的经验，加快全县数据资源归集共享，解决“信息孤岛”问题，汇聚政务数据。制定实施省级县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行动计划，重点解决偏远乡镇“数字盲区”。加快推进网络、算力、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利用5G和物联网技术提升农业生产智能化水平，让手机成为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资，推动县域经济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长沙的实践表明，县域经济的壮大是城乡融合的基石，而机制的创新则是融合的催化剂。通过“强县城”引领、产业差异化布局以及数字物流的双轮驱动，长沙正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部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这不仅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可操作的“长沙方案”，也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告系 2025“长沙社科智库”专项课题《县域经济助推长沙城乡融合发展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陈文胜，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市社科联特约研究员；谢宗藩,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讲师；张宁，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胡泽平，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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