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在这一年的9月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EM Education，UNESCO IISTEM）在上海正式成立。教育部部长怀进鹏、上海市市长龚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出席成立仪式并致辞。怀进鹏代表中国政府与阿祖莱签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所址协定》和《运行协定》。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标志着第一个设于中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类机构正式落户上海，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一个重要印记。
位于上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大楼（作者供图）
服务世界发展之夙愿
回望历史，创建国际教育组织、参与国际教育治理、维护世界和平进步、增进人类繁荣发展，是中国人民的夙愿。
早在战火纷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为未来世界的和平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参与了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建。在1942年至1944年间，中、美、英、苏四国曾多次会谈，商议筹建“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或称“联合国家国际组织”。1942年1月，中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by United Nations）。1944年10月，中国代表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第二阶段中提出7点补充建议，其中3点建议被英、美、苏三国采纳，最后写入《联合国宪章》（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如今，在张贵洪、仪名海等诸多学者的论著中都曾论及这7点补充建议，并被各国史学家、国际问题专家、国际组织专家和联合国研究专家普遍认同为著名的“中国建议”。尤其是“经社委员会应促进教育文化合作事宜”这一建议，成为创建联合国专门机构教科文组织的基础性动议，并衍生成《联合国宪章》的第57条。该条款明确规定，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将创建教育和文化合作的专门机构（a specialized agenc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realms）。1945年6月，中国代表首先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与各国代表共同创建与见证了联合国的成立。
为筹建二战后全球教育组织，同盟国教育部长于1944年齐聚伦敦召开部长会议，中国亦派代表出席。会上，美国代表提出了创建“联合国的教育与文化组织”的建议，中国代表明确附议赞同。次年11月，同盟国教育部长会议扩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筹备会议，胡适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正在英国留学的王承绪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和中国代表团的秘书工作。会上，各国代表接受了中国代表胡适和英国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关于原子弹和科学技术对人类巨大正负面影响的见解与建议，从而确定了这一专门机构的名称——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简称“教科文组织”），把“科学”纳入UNESCO的基本功能领域；同时，中国等多国代表在会上签署了《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组织法》（Constitution of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 Cultural Organization），成为创始缔约会员国。这次会议的召开和组织法的签署，标志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诞生。
会议还组建了教科文组织筹建委员会、秘书处以及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部门的负责人和编辑出版委员会，推选中国教育家郭有守担任教育部门负责人和编辑出版委员会主席。此外，筹委会要求编辑出版委员会研制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份国际教育报告，并定名该报告的标题为《基本教育》。中国教育家、语言学家赵元任，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Isaac Kandel）和英国教育家劳锐斯（J. Lawerys，时任同盟国教育部长会议秘书长）等33人为该报告撰文。王承绪也参与其中，撰写《略论基本教育》一文。他还将《基本教育》翻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出版。
1946年，教科文组织第一次大会在巴黎举行，标志着教科文组织正式成立。大会向各国代表发布了第一份文件《基本教育：全体人民的共同基础》（Fundamental Education: Common Ground of All Peoples），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中国出席教科文组织首次大会的代表团由赵元任担任团长，程天放、李书华、竺可桢和陈源为正式代表；钱三强、梁方仲和王承绪为代表团秘书；另有顾问随员等10余人。赵元任被推选为大会副主席。在全体大会上，中国代表团共提出5项建议。其中，第2项为“起草《世界尊师宪章》”；第3项为“在中国设立应用数学研究所”，以便广泛开展数学研究与国际合作，推动各国的数学教育发展与数学在科学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运用。
中国代表团成员还分别参加了教育、科学、文化等各部门和各专门委员会的会议。在大会期间召开的自然科学会议上，中国代表提议在华设立“营养研究所”，以研究和改善民众营养、增进人类健康，特别是解决因战争造成的儿童营养普遍不良问题。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得到了大会的普遍认同。作为科学部门负责人，李约瑟还提议中国应尽早在华创建“营养研究所”。另外，包括李书华在内的各国专家还探讨了关于在拉美、东亚、南亚等地设立科学合作办公室（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s）的计划，以加强对战争受害国的科学设施补偿，促进各国科技人员与欧美科学家的交流，推动科学技术的和平利用。李约瑟建议，应在中国设立远东科学合作办公室——东方科学馆（Far East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并于1947年派人来华筹建。
然而，受时局动荡的影响，中国提出的创建教科文组织应用数学研究所和教科文组织营养研究所等建议都被束之高阁；而东方科学馆也仅昙花一现、夭折终止。因此，为世界科学与教育事业发展而创建教科文组织的科学教育研究机构，就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大夙愿。
从教科文组织受益国到贡献者
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同年10月29日，教科文组织旋即依据联合国决议，作出相应决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该组织中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国政府向教科文组织派出了首任大使衔常驻代表及代表团。首任常驻代表由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兼任，副代表为固体力学家、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教授。
1971年至1978年间，受历史原因影响，我国对外部世界和国际组织普遍缺乏了解，因此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基本采取观察者的态度，大多数情况下处于政策上的“旁观甚至疏离”的状态。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曾回忆，1974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等到表决时，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扫盲、普及初等教育的立项，我就高高举手；对于终身教育的立项，我也不敢反对，因为不了解，只好弃权。”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成为各国先进技术的学习者和国际组织资金的受益者。当年10月，邓小平明确表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次年，邓小平批准建立“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1980年，邓小平在接见世界银行行长麦克纳玛拉（R.McNamara）时说：“我们很穷，我们曾经同世界失去了联系。我们需要世界银行帮我们赶上去。”后来，麦克纳玛拉也回忆道，邓小平表示，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会快些，更有效率些；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中国照样要做，只是花的时间可能会长些。
从此，中国开始成为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合作者、知识经验的学习者和资金技术的受益者。
199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7届大会批准在中国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简称“农教中心”，INRULED），这是教科文组织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教育领域的二类机构，成为中国积极参与教科文组织教育活动的重要标志。同时，农教中心的成立还表明，中国开始从学习者和受益者逐渐转变为经验分享者。正如时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伯内特先生所说：“中国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援助。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让中国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
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在教科文组织中的贡献与日俱增，迈入了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事业和全球教育治理的新时代，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了历史性访问并发表了重要演讲。这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他在演讲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愿意加大参与教科文组织的各项活动”“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并进一步强调，“我们要积极发展教育事业，通过普及教育，启迪心智，传承知识，陶冶情操，使人们在持续的格物致知中更好认识各种文明的价值，让教育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我们要大力发展科技事业，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改造社会，使人们在持续的天工开物中更好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让科技为人类造福。我们要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展，通过文化交流，沟通心灵，开阔眼界，增进共识，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类进步助力”。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成为中国与教科文组织加强合作的新指南。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全面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一系列促和平、谋发展的倡议举措，在联合国史上留下深刻的中国印记。同年10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与联合国及教科文组织的合作，也由此进入联系更为密切、影响力显著上升的新时代。
在此时期，中国向教科文组织缴纳的会费比例不断提升，从2010年的1000万美元（占总会费的3.19%）跃升至2016年的2200万美元（7.92%），再到2019年的4000余万美元（15.94%）。2023年中国缴纳会费5267.34万美元，为教科文组织开支预算的19.7%，中国已成为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会费大国。
中国对教科文组织的捐助资金也在逐步增加。2012年，中国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中国信托基金（CFIT），支持教科文组织在非洲8个国家实施“加强教师培训，缩小非洲教育质量差距”教师培训项目。该基金金额为120万美元，分阶段实施。第一期、第二期旨在援助非洲教师培训，每期200万美元；第三期项目自2019年开始资金投入，共800万美元。除此之外，上海、深圳、泉州等地政府也先后捐款，设立中国地方信托基金，为教科文组织和成员国的教科文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影响力也全面扩展、不断增强。这首先表现在教科文组织的职员队伍中。一方面，教科文组织高级官员中的中国面孔接续出现。例如，唐虔曾担任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总干事，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教科文组织负责教育的最高官员；2017年，展涛出任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2018年，曲星正式被任命为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另一方面，中国还设立了赴教科文组织实习培训项目，自2014年起每年均派遣青年培训生到教科文组织总部和各地区办事处、一类机构实习、见习和工作。根据笔者个人有限的信息计数，在2016年至2025年间参与实习的中国培训生（Trainee）已经超过百人，获得“初级专业人员”（JPO）岗位的中国青年已经达到15位。
人员的参与直接影响教科文组织各类国际报告的研制和标准的制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专家在研制的过程中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例如，唐虔主持研编了教科文组织教育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林毅夫教授应邀参与编写教科文组织报告《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会契约》（Reimagining our futures together：A new social contract for education），苗逢春主持研制了教科文组织的《教师人工智能能力框架》（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和《学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AI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students）。
为促进全球教育事业的发展，助力教科文组织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目标，扩大中国教育的亲和力和影响力，中国政府资助设立的教科文组织教育奖项也逐渐增加。例如，2005年中国政府设立“孔子教育奖”，2015年设立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越来越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教育会议也由教科文组织与中国合办、在中国举办。例如，2015年，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教育部在青岛联合举办“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发表了《青岛宣言》；2019年，教科文组织与中国教育部举办“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北京共识》。
2025年9月1日在天津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这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并正在构成获得联合国大会肯定、得到越来越多国家认同的“新的社会契约”（New Social Contract）。2025年9月，李强总理出席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将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上海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可以预见，在我国建设教育强国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的进程中，将会有更多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国际组织入驻中国。这些落户中国的国际组织将不仅为中国科教事业发展提供凝聚人才、吸纳新知、传播经验的高端平台，更将为引领世界的教育发展、知识的分享传播、全球的和平繁荣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中国贡献。就此宏伟远景而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的创建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或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作者 张民选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师教育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
来源：《神州学人》（2026年第1期）
作者：张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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