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把红色羊毛衫平整地铺在床上时，我就知道要出事。
那是我爸生前最爱看她穿的一件。
她对着镜子比划了足足十分钟，手指反复摩挲着衣领处已经起球的面料。窗外传来三轮车吱呀吱呀的声音——楼下那个收废品的赵大爷，又准时出现在小区里了。
“妈，今天有约会？”我靠在门框上问。
她的手顿了一下，没回头，声音轻得像羽毛：“瞎说什么呢，就是试试旧衣服。”
可她的耳根红了。
三天后，她在饭桌上放下筷子，像是排练过无数次那样说：“思涵，妈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夹菜的筷子停在半空。
“赵师傅人挺好的，”她避开我的眼睛，“我们想……搭个伴过日子。”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安静地吃完那顿饭。
但当他们选好日子去民政局那天，我提前一小时请了假。母亲穿上那件红毛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赵大爷也换了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领口熨得平整。
他们在小区门口碰头，相视一笑。
我站在三楼的窗户后面，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袋子里装的东西，足够让那件红毛衣上的每一根毛线都失去颜色。
01
母亲的变化是从春天开始的。
最先消失的是阳台上的那盆君子兰。那是父亲去世那年她养的，十年了，每年都开花。可四月的某个早晨，我发现花盆空了，阳台角落堆着几个扎好的纸箱。
“花呢？”我问。
“送人了，”母亲在厨房煎蛋，背对着我，“老了，伺候不动了。”
她的声音很平静，可我看见她握锅铲的手，指节微微发白。
接着是书房里的旧书。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留下整整三面墙的书。那个周末我加班回家，看见母亲站在梯子上，一本一本地往下拿。
灰尘在午后的阳光里飞舞。
“这些也要处理？”我仰头问。
“嗯，”她递下来一摞《红楼梦》的不同版本，“占地方，也没人看。”
可我知道她每晚都会抽一本，坐在父亲常坐的藤椅上看半小时。那是她十年来的仪式。
我没再问，只是帮她一起整理。
她的动作很慢，每本书都要翻开扉页看一眼——那里有父亲用钢笔写的购书日期和简短的批注。
有时是一句“丽赠，八七年春”，有时是“与丽同游西湖，购此书以记”。
她的手指会在那些字迹上停留几秒。
整理到傍晚，她突然说：“思涵，你爸走了十年了。”
我没接话。窗外的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印在书架上。
“有时候半夜醒来，”她继续整理书，声音很轻，“觉得这房子空得能听见回声。”
我把一捆书用绳子扎紧：“所以你要把书都清空？”
“不是清空，”她纠正我，“是整理。人不能总活在过去里。”
她说这话时，眼神飘向窗外。楼下传来叮叮当当的声音，是那个收废品的赵大爷在整理他的三轮车。
母亲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了三四秒。
然后她转身，继续整理书，但动作明显快了些。
02
第一次正面遇见赵大爷，是在一个周六的上午。
母亲说收音机坏了，让我拿去修。我说现在谁还听收音机，手机什么都能听。她固执地摇头，说那是你爸留下的，德生牌，音质好。
我只好提着收音机下楼，准备去街角的维修店。
刚出单元门，就听见一个温和的声音：“是收音机坏了？”
赵大爷正蹲在他的三轮车旁整理废纸箱。他抬起头，脸上有深深浅浅的皱纹，但眼睛很亮。身上那件灰色夹克虽然旧，但洗得很干净。
“嗯，不响了。”我说。
“能让我看看吗？”他站起身，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递了过去。他接过收音机，动作小心得像在捧一个婴儿。他打开后盖，眯着眼看里面的结构，手指轻轻拨弄了几下线圈。
“电容老化了，”他抬头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我那儿有工具，你要是不急，我帮你看看？”
我还没回答，母亲的声音从身后传来：“赵师傅还会修这个？”
她不知什么时候下了楼，手里提着一袋垃圾。
“年轻时候在厂里学过点电工，”赵大爷笑了笑，露出几颗镶过的牙，“卢老师要是放心，我试试。”
母亲看了我一眼，然后对赵大爷说：“那麻烦您了。”
就这样，我们跟着赵大爷去了他住的地下室。
那是小区物业隔出来的储物间，不到十平米，但收拾得井井有条。
工具整齐地挂在墙上，一张单人床铺得平平整整，小桌上甚至摆着几本书。
最醒目的是一个工具箱，打开里面是成套的螺丝刀、万用表、电烙铁。
“您这工具挺专业。”我忍不住说。
“以前吃饭的家伙，”他轻描淡写地说，已经戴上老花镜开始工作，“在钢厂干了三十年，设备维修。”
母亲拉了张凳子坐在旁边看。阳光从小窗户斜射进来，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飘浮。赵大爷的手指很稳，焊锡丝在烙铁下熔化，精准地落在电路板上。
“您以前在哪个钢厂？”母亲问。
“鞍钢，”他说，“九八年下岗潮，我就南下了。”
“家里人没跟着来？”
赵大爷的手停顿了一秒，烙铁在空中悬着：“老伴走得早。有个女儿，嫁在这边。”
他没再多说，专心工作。半小时后，收音机里传出了咝咝的电流声。他转动调频旋钮，一个戏曲频道的声音清晰响起：“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
是《牡丹亭》。
母亲的眼睛亮了一下：“您也听昆曲？”
“偶尔，”赵大爷关掉收音机，用软布仔细擦拭外壳，“以前厂里文艺汇演，我拉二胡伴奏过这一段。”
他把修好的收音机递还给母亲。母亲接过来时，他们的手指有短暂的触碰。
“多少钱？”我问。
赵大爷摆摆手：“邻里邻居的，收什么钱。就是个小毛病。”
离开地下室时，母亲回头说：“赵师傅，改天我做了饺子给您送下来。”
他站在门口，背有些驼，但笑得很实诚：“那敢情好。”
上楼时，母亲一直抱着那台收音机。
“他人挺好的。”她说。
我没吭声，只是注意到她今天下楼扔垃圾，换了件平时不舍得穿的浅紫色开衫。
03
饺子是周二晚上包的。
母亲拌馅时格外认真，瘦肉和白菜的比例反复调整，还特意加了点虾皮提鲜。她包了整整八十个，白白胖胖地排在案板上。
“是不是有点多？”我问。
“多出来的冻冰箱，你以后加班可以煮着吃。”她说，但装盒的时候，明显分成了两份。
大的那份装进了保温饭盒。
晚上七点，她提着饭盒下楼。我在阳台上晾衣服，看见她走到那辆三轮车旁。赵大爷刚收工回来，正在捆扎纸板。
他们说了几句话，赵大爷推辞了一下，最后还是接过了饭盒。
母亲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站在那儿继续说话。暮色渐浓，路灯一盏盏亮起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只能看见赵大爷偶尔比划的手势，和母亲微微仰头倾听的侧影。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母亲才转身上楼。
她进门时，脸上带着一种久违的光彩。
“赵师傅非要给钱，我没要，”她一边换鞋一边说，“他说下次捡到什么好书，给我留着。他居然知道我喜欢看民国散文。”
我叠着衣服：“他怎么会知道？”
母亲顿了顿：“就……闲聊时候提过一句。”
接下来的周末，我发现阳台上的花盆又回来了。不是君子兰，而是一盆茉莉。正值花期，白色的小花藏在绿叶间，香气清浅。
“赵师傅给的，”母亲浇水时说，“他说茉莉好养，香，还能摘了泡茶。”
我走过去看，花盆是普通的塑料盆，但土是新鲜的营养土，植株健壮，一看就是精心挑选过的。
“他还懂养花？”
“他说他老家院子里以前种满了茉莉。”母亲的手指轻轻碰了碰花瓣，“他老家在苏州。”
一个东北钢厂的下岗工人，老家在苏州。这个细节像一根细刺，轻轻扎了我一下。
又过了几天，母亲晚饭时突然说：“思涵，你觉得人老了，是不是就该认命？”
我正在回工作邮件，头也没抬：“什么叫认命？”
“就是……不再折腾，不再想那些有的没的。”她的声音有些飘，“可有时候半夜醒来，想着这辈子就这样了，心里空落落的。”
我放下手机，看着她。
她低头拨弄着碗里的米饭：“赵师傅今天说，他年轻时候的梦想是当个工程师，设计大型轧钢设备。可时代变了，厂子没了，梦想也就没了。”
“他跟您说这些？”
“嗯，”母亲抬头，眼里有我看不懂的情绪，“他说，人老了，不是不能有念想，只是得换个方式。就像他修收音机，修自行车，帮邻居换灯泡——都是小事，但做着，就觉得这辈子没白活。”
我沉默了一会儿：“妈，您是不是太频繁去找他了？”
空气凝固了几秒。
母亲站起身，开始收拾碗筷：“就是聊得来，你想多了。”
她洗碗的时间比平时长了一倍。水流声哗哗的，掩盖了其他声音。但我站在厨房门口，看见她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那天晚上，我半夜起来喝水，看见母亲房间的灯还亮着。
门虚掩着，她坐在床头，手里拿着父亲的相框。但她的目光，却落在窗外的那片黑暗里。
楼下的储藏室没有灯光。
可我知道，她看的是那个方向。
04
摊牌是在一个下雨的周四。
那天的雨从早晨就开始下，淅淅沥沥的，把整个世界泡得发软。我因为项目结项，提前下班回家，开门就闻见炖肉的香味。
母亲在厨房忙碌，餐桌上摆了四道菜。
“有客人？”我问。
“没，就咱们俩，”她端出汤，“就是今天菜市场排骨新鲜，多买了点。”
但我们两个人吃不完四菜一汤。而且其中有一道红烧狮子头，是父亲生前最拿手的菜，母亲已经很多年不做了。
饭吃到一半，母亲放下碗。
“思涵，”她说，“妈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夹菜的手停在半空。
“赵师傅他……”她深吸一口气，“他一个人，我也一个人。我们想搭个伴，一起过日子。”
窗外的雨声突然变得很大。
我慢慢放下筷子：“什么叫搭个伴？”
“就是……领证，合法夫妻。”她说出这个词时，脸有些红，但眼神很坚定，“他搬上来住，或者我搬下去。地下室条件差，我想让他住得好点。”
“您了解他吗？”我的声音出奇地平静，“他有没有子女？经济状况怎么样？健康状况呢？”
“他都跟我说了，”母亲急急地说，“有个女儿，嫁人了。他以前是国企职工，有技术，现在捡废品是暂时的。人好，心善，这就够了。”
“暂时的？”我看着她，“妈，他六十五了，每天蹬三轮收废品，这叫暂时？”
“他说他在等一笔钱，”母亲的声音低下去，“以前的工龄补贴，还在办手续。”
“办了多少年了？”
母亲不说话了，手指绞着围裙的边缘。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雨幕里，那辆三轮车孤零零地停在楼下，盖着一块破旧的塑料布。
“爸才走了十年。”我说。
“就是因为你爸走了十年！”母亲突然提高声音，又猛地压下去，“十年，我一个人守着这套房子，守着这些回忆。思涵，你白天上班，晚上加班，周末还要和朋友出去。我呢？我每天对着电视，对着墙说话。”
她的眼眶红了：“我才五十八岁，不是七十八。我还想有人陪我散散步，说说话，一起做饭吃饭。这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我转身看着她，“但为什么非得是他？您可以参加老年大学，去跳舞，去旅游，认识条件相当的人。”
“因为那些人都不是他！”母亲脱口而出。
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雨声。
她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颓然坐回椅子上：“我就是……就是觉得跟他说话，不累。他懂我为什么舍不得扔那些旧书，懂我为什么听昆曲会哭。他说他老伴走的时候，他把她的缝纫机留了二十年，直到去年才送给需要的人。”
我的喉咙发紧。
“思涵，”母亲的声音在颤抖，“妈这辈子，听父母的话，听领导的话，听你爸的话。现在你爸不在了，我就想为自己活一次，不行吗？”
我看着她的白发，看着她眼角的皱纹，看着她那双因为常年握粉笔而变形的手指。
我走回餐桌边，坐下，拿起碗筷。
“吃饭吧，”我说，“菜要凉了。”
母亲愣住了：“你……你不反对？”
“我反对有用吗？”我夹了一块排骨放进她碗里，“您已经决定了。”
她的眼泪掉进碗里，混着米饭一起扒进嘴里。那顿饭我们吃了很久，谁也没再说话。
但晚上躺在床上，我睁着眼睛看天花板。
手机屏幕在黑暗里亮起，我打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名字——马俊驰，我大学同学，现在在市场监管局工作。
我给他发了条微信：“老马，帮我查个人。”
05
马俊驰第二天就回电话了。
“查不到，”他在电话那头说，“系统里只有基本信息：赵铁生，男，六十五岁，原籍辽宁鞍山。没有社保缴纳记录，没有养老金账户，没有房产登记。”
“这正常吗？”我问。
“对于一个国企下岗工人来说，不正常。”马俊驰顿了顿，“除非他离职手续有问题，或者……他根本没资格领退休金。”
我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是车水马龙的街道。母亲此刻应该在菜市场，或者和赵大爷在小区长椅上聊天。
“能查到他的家庭成员吗？”
“有个女儿，赵晓梅，三十八岁，婚姻状况显示离异。”马俊驰敲键盘的声音传来，“前夫叫王志强，本地人。其他信息就查不到了，保护隐私。”
离异。这个词像一块石头，沉进我心里。
“思涵，”马俊驰压低声音，“这人是你们家什么亲戚？你妈最近老提起的那个？”
“邻居。”我简短地说。
他听出了我的语气：“需要我继续深挖吗？我有朋友在街道办，也许能问到更多。”
“暂时不用，”我说，“谢了，改天请你吃饭。”
挂掉电话后，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同事小张拍我肩膀：“梁姐，开会了。”
项目例会我全程心不在焉。PPT上的数字和图表在我眼前模糊成一片。经理点了我的名：“思涵，你对第三季度的推广方案有什么想法？”
我回过神，看见一会议室的人都在看我。
“我觉得，”我清了清嗓子，“应该更聚焦目标人群的真实需求。表面数据有时候会掩盖真相。”
说完我自己都愣住了。经理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得好，那你会后写份详细分析。”
散会后，小张凑过来：“梁姐，你最近是不是没休息好？脸色很差。”
“可能吧。”我敷衍道。
那天我提前下班，没告诉母亲。我把车停在小区对面的便利店门口，坐在车里等。
下午四点二十分，赵大爷的三轮车准时出现在街角。他骑得很慢，车上堆着高高的纸箱和塑料瓶。到小区门口时，他下车推着走，右手不自觉地按了按左胸。
一个很小的动作，但被我捕捉到了。
他进了小区，没有直接回地下室，而是把车停在七号楼楼下。那里有个老太太在等他，递给他几个纸箱，又递给他一袋东西。赵大爷推辞，老太太硬塞，最后他鞠了个躬收下了。
我下车跟了过去。
老太太还在跟赵大爷说话：“……你也别太拼，身体要紧。你闺女最近怎么样？”
赵大爷笑了笑：“挺好，挺好。”
“那手术费还差多少？我们楼栋又凑了点……”
“够了够了，”赵大爷急忙说，“谢谢大家，真的够了。”
手术费？
我僵在拐角处。赵大爷和老太太又说了几句，然后推着车往地下室去了。他没有看见我。
我走回便利店，买了瓶水。老板娘认识我：“小梁啊，今天这么早下班？”
“嗯，阿姨，”我装作随意地问，“刚才跟赵大爷说话的那个老太太，是七号楼的？”
“你说刘婶啊？是七号楼的，人特好。”老板娘一边找零一边说，“她媳妇前年生病，赵大爷帮忙在医院守了好几夜，后来刘婶就老帮他。唉，赵师傅也是可怜人……”
她突然停住，意识到说多了。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没什么，”老板娘摆摆手，“都是别人家的事。”
我拿着水走出便利店，太阳已经西斜。小区里开始有人散步，有孩子滑轮滑，有老人在健身器材上活动。
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常。
可我知道，有些事不对劲。那些零碎的细节——按胸口的小动作、凑手术费的对话、离异的女儿、缺失的社保记录——像散落的拼图碎片，在我脑子里飘浮。
我还需要更多碎片。
但当我抬头看向我家窗户时，我看见母亲正站在阳台上。她手里拿着水壶，在给那盆茉莉浇水。
她的侧影在夕阳里，竟然有几分少女般的轻盈。
06
我约马俊驰周末见面。
地点选在离小区两公里外的咖啡馆，我不想让任何邻居看见。他到的时候穿着便服，手里拿着个文件夹。
“这么正式？”我看着他手里的东西。
“你要查的人，我托朋友问了。”他把文件夹推过来，表情严肃，“思涵，你妈是不是跟这个赵铁生走得很近？”
我翻开文件夹。里面是几页打印的资料，还有一些手写的笔记。
“他确实在鞍钢工作过，九八年下岗，南下打工。但零三年出了一次工伤，左腿骨折，之后就离开工厂了。”马俊驰指着其中一行，“关键在这里——他当时没办正式离职，算是自动离岗，所以工龄没续上，退休金也就黄了。”
“工伤没赔偿？”
“赔了，但不多。而且他当时急着用钱，一次性结算的。”马俊驰喝了口咖啡，“我朋友说，像他这种情况，现在想补办手续几乎不可能。档案都不全了。”
我继续往后翻，看到医疗记录部分时，手停住了。
“心脏病？”
“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去年做的支架手术。”马俊驰压低声音，“手术费八万多，医保报销后自付三万多。他女儿出了一部分，剩下的都是借的。”
文件夹里夹着一张医院缴费单的复印件，日期是去年十一月。金额栏里手写的数字，让我心里一沉。
“他女儿经济状况怎么样？”
“一般。在超市当收银员，离婚后自己带个孩子，七岁，男孩。”马俊驰往后靠了靠，“思涵，我知道我不该多嘴，但你妈要是真跟这人……负担会很重。”
我合上文件夹，看着窗外的街景。一个老人牵着狗慢慢走过，狗停下来嗅路边的树，老人耐心地等。
“他现在靠什么生活？”我问。
“捡废品，还有邻居接济。另外……”马俊驰犹豫了一下，“他女儿每个月会给他几百块钱，但也不固定。他前亲家那边好像也会帮衬点。”
“前亲家？”
“嗯，女儿前夫的父母。听说那家人不错，虽然离婚了，但看赵师傅可怜，时不时送点米面油。”马俊驰顿了顿，“对了，他前亲家母就住在我们区，叫刘秀娟，退休教师。要不要……”
“要，”我打断他，“地址给我。”
马俊驰写在一张便签上，推过来：“思涵，你打算直接找上门？”
“不然呢？”我看着便签上的地址，离这里只有三站地铁，“等我妈跟他领了证，一切都晚了。”
“那你妈那边……”
“我会处理。”我把便签折好放进口袋，“谢谢你，老马。”
他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说：“需要帮忙随时打电话。还有……跟你妈好好说，别吵。”
我点点头。
离开咖啡馆时是下午三点。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去了地铁站。便签上的地址是一个老式小区，八九十年代的建筑，外墙斑驳，但绿化很好。
刘秀娟住在三号楼二零一。我站在楼下，突然有些犹豫。这样贸然上门，合适吗？
正犹豫时，单元门开了，一个六十来岁的女人提着垃圾袋走出来。她看见我，愣了一下：“你找谁？”
“请问刘秀娟老师住这儿吗？”我问。
“我就是，”她打量着我，“你是？”
“我是……赵铁生师傅邻居的女儿。”我说，“有点事想跟您打听。”
听到赵铁生的名字，刘秀娟的眼神变了。她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示意我跟她上楼。
她家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客厅墙上挂着全家福，照片里有一对年轻夫妇和一个孩子。我认出那女人是赵晓梅，比我想象中年轻些，笑得很灿烂。
“那是三年前照的，”刘秀娟给我倒了杯茶，“后来就离了。我儿子不争气，在外头有人了。”
她坐下，直截了当地问：“你是为你妈来的吧？卢老师？”
我有些意外：“您知道我妈？”
“老赵提过，”刘秀娟叹了口气，“他说卢老师人好，有文化，对他照顾。还说要结婚。”
“您觉得呢？”我问。
刘秀娟沉默了很久。阳台上的风铃叮当作响，远处传来孩子的嬉闹声。
“姑娘，我说实话，你别不爱听。”她终于开口，“老赵是个好人，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但好人……不一定就是合适的结婚对象。”
她起身走进卧室，拿出一个铁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医院的单子和几张银行卡。
“这是他的病历，和看病的费用单子。”她推过来，“心脏手术做了，但还要长期吃药，一个月光药费就七八百。支架是有寿命的，过几年还要检查，可能还要做。”
我翻看着那些单子，手有些抖。
“他没退休金，就靠捡废品。好时一天三五十，下雨天一分没有。”刘秀娟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沉重，“我为什么帮他？因为我儿子对不起他闺女。晓梅现在带着孩子住娘家，其实也就是老赵那间地下室隔出来的一小间。三个人，十平米。”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你妈这些？”刘秀娟苦笑，“我问过老赵。他说，卢老师对他好，他这辈子没被人这么尊重过。他说他想体体面面地结一次婚，哪怕就一天。”
她的眼眶红了：“他说，等领了证，他会把一切都告诉卢老师。要是卢老师能接受，他就好好过日子。要是接受不了……他也不怪谁。”
“这不公平，”我说，“这是欺骗。”
“是，是不公平。”刘秀娟擦了擦眼角，“所以我今天跟你说这些。姑娘，你要是想拦，就趁早拦。老赵那边，我去说。他这个人，一辈子要强，要不是实在没办法……”
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她的意思。
离开刘秀娟家时，天色已经暗了。我站在小区门口，看着万家灯火一盏盏亮起。
手机响了，是母亲。
“思涵，晚饭回来吃吗？赵师傅来了，我包了饺子。”她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喜悦。
“回，”我说，“很快。”
挂掉电话，我在路边站了很久。风有点凉，吹在脸上像细小的针。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但当我想到母亲今天在电话里的声音，那种小心翼翼的、带着期盼的喜悦——
我突然不知道，揭穿这一切，到底是对她的保护，还是另一种伤害。
07
赵大爷坐在我家餐桌旁时，背挺得笔直。
他换了件干净的衬衫，虽然领口已经磨得起毛，但熨得很平整。头发也梳过，露出宽阔的额头。母亲忙前忙后，端饺子，拿醋碟，递蒜瓣。
“赵师傅，您多吃点，”母亲笑着说，“这馅是按您上次说的调的，白菜没挤太干。”
赵大爷夹起一个饺子，蘸了醋，小心地咬了一口：“嗯，好吃，有家里味儿。”
他吃得很慢，很仔细，仿佛在品尝什么珍馐美味。母亲坐在他对面，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吃。
那画面其实很温馨——如果我不知道那些真相的话。
“赵师傅，”我放下筷子，“听说您以前在鞍钢是技术骨干？”
赵大爷愣了一下，然后点头：“算是吧，管轧钢机的维修。”
“那怎么想到南下呢？”
母亲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制止的意味。但赵大爷笑了笑：“厂子不行了，发不出工资。孩子那时候要上学，得挣钱啊。”
“您女儿现在做什么工作？”我继续问。
空气凝固了一瞬。
“在超市上班，”赵大爷说，声音低了些，“也挺好，稳定。”
“那您外孙呢？上小学了吧？”
“思涵，”母亲打断我，“吃饭就吃饭，查户口啊？”
赵大爷摆摆手：“没事没事。孩子上一年级了，聪明，像我闺女小时候。”
他脸上的笑容是真挚的，但眼睛里有一闪而过的阴影。那是一种混合着骄傲和辛酸的神情，只有真正经历过生活重压的人才会有。
饭后，母亲去洗碗，我和赵大爷坐在客厅。电视里播着新闻，谁也没在看。
“梁姑娘，”他突然开口，“你妈是个好人。”
我没接话。
“我这辈子，没遇到过几个像她这样尊重我的人。”他看着电视屏幕，声音很轻，“在厂里，我是赵工。下岗后，我是捡破烂的。只有在你这儿，在你妈这儿，我才又觉得自己是个人。”
我攥紧了沙发扶手。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他转向我，眼神坦荡，“我都这个年纪了，还能图什么？就是想有个人说说话，一起吃饭，天冷了互相添件衣服。”
“那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妈您的实际情况？”我终于问出口。
赵大爷的表情僵住了。厨房的水流声还在哗哗响，但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她……她都知道一些，”他艰难地说，“我说过我没退休金，说过女儿离婚了。”
“那您的心脏病呢？手术费还欠多少？您女儿和外孙跟您挤在十平米的地下室，这些呢？”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突然老了十岁。
母亲从厨房走出来，手里拿着抹布：“你们聊什么呢？”
赵大爷站起身：“卢老师，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再坐会儿吧，这才八点。”母亲说。
“不了，明天还得早起。”他往门口走，脚步有些踉跄。
母亲送他到门口，低声说了几句话。我坐在沙发上，听见赵大爷说：“卢老师，谢谢你今天的饺子。真的……很好吃。”
门关上了。
母亲走回来，坐在我对面，脸色不太好：“思涵，你刚才跟赵师傅说什么了？”
“就随便聊聊。”
“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母亲的声音有些发抖，“你不喜欢他，你看不起他收废品，是不是？”
我看着她：“妈，我从来没有看不起任何靠劳动吃饭的人。我只是希望您在做决定前，了解全部真相。”
“什么真相？你告诉我，什么真相？”她站起来，声音提高了，“他女儿离婚，他没钱，这些我都知道！可那又怎么样？我有退休金，有房子，我们可以一起生活！”
“那如果他需要长期吃药呢？如果他哪天心脏病复发，需要人全天照顾呢？如果他女儿和外孙需要接济呢？”我也站起来，“妈，您今年五十八，身体还好。但十年后呢？六十八岁的时候，您有没有精力照顾一个七十五岁可能卧床的病人？”
母亲的脸一下子白了。
“您觉得这是爱情，是陪伴，”我的声音软下来，“可现实是，这可能是一个无底洞。您准备好把您的晚年，您的积蓄，甚至我的未来，都搭进去吗？”
“我没想那么多……”她喃喃道。
“所以我要帮您想，”我走过去，想拉她的手，但她躲开了，“妈，我不是反对您找老伴。我是反对您闭着眼睛跳火坑。”
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再说话。
母亲早早回了房间，门关着。我坐在客厅，看着那盆茉莉。白色的花在夜色里像小小的星星。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马俊驰发来的消息：“刘秀娟联系我了，说赵铁生同意暂时不提结婚的事。但你妈那边……”
我回：“我知道。”
又一条消息：“还有件事，赵铁生每周三上午会去市一院复诊。心脏科，王主任的号。”
我看着这条消息，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我需要亲眼看看。
08
周三上午，我请了假。
市一院心脏科在门诊大楼三楼，人很多，大多是老人。我在候诊区的角落坐下，拿了一份过期的报纸假装看。
九点二十，赵大爷出现了。
他一个人，手里拿着病历袋，脚步比平时更慢。排队挂号，交费，然后坐在离我不远的塑料椅子上等。他的背弓着，双手撑在膝盖上，头低垂着，像是在积蓄力气。
叫到他的号时，他站起来，身体晃了一下，扶住墙才站稳。
我等他进了诊室，才走到分诊台。
“您好，我是赵铁生的家属，”我对护士说，“他刚才进去忘了拿药单，我能进去给他吗？”
护士看了我一眼：“你是他什么人？”
“……女儿。”我说出这个词时，心里揪了一下。
“进去吧，王主任正在看。”
诊室里，王主任正指着CT片子对赵大爷说话：“……这个支架位置很好，但你看这边血管，又有狭窄的趋势。药一定要按时吃，绝对不能停。”
赵大爷点头：“都按时吃着呢，主任。”
“最近还有胸闷吗？”
“偶尔，下雨天有点。”
“要注意，一旦持续超过五分钟，马上打120。”王主任在病历上写着，“下个月再来复查，我给你调一下药。还有，你上次说那个进口药太贵，我这次给你换国产的，效果差不多，能省点。”
赵大爷连连道谢。
我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张空白的缴费单，心里堵得难受。
王主任看见我：“你是？”
“我是他女儿，”我说，“来送药单。”
赵大爷转过头，看见是我，眼睛一下子睁大了。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接过那张空白单子，手指微微发抖。
“正好，”王主任说，“你爸这个情况，身边不能离人。你是他女儿，要多关心。”
离开诊室后，我和赵大爷并排走在走廊里。谁也没说话，直到走出门诊大楼，站在院子里那棵老榕树下。
“你都知道了。”他说。
“嗯。”
他找了张长椅坐下，拍拍旁边。我犹豫了一下，坐下了。
“我本来想，等领了证再告诉你妈全部，”他看着远处，“我想让她至少有那么一天，是开开心心做新娘的。哪怕就一天。”
“然后呢？”我问，“第二天再告诉她真相，让她选择要不要继续？”
“我没那么自私，”他苦笑，“我是想，如果她能接受这样的我，我就用余生对她好。如果不能……我就搬走，不拖累她。”
风吹过，榕树的叶子哗哗响。
“梁姑娘，你妈对我来说，就像这秋天的太阳，”他轻声说，“不烫，但暖。我这辈子，太冷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打开，里面是一对金戒指。很细，很旧，但擦得亮亮的。
“这是我老伴留下的，”他说，“她走的时候说，以后要是遇到好人，就送人家。不值钱，就是个念想。”
他把戒指握在手心里，握得很紧。
“昨天你妈说，下个月八号是好日子，想去把证领了。”他转过头看我，“你说，我该去吗？”
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
那天我送赵大爷回小区。路上经过一家婚纱店，橱窗里模特穿着洁白的婚纱。赵大爷停下来看了很久，眼神温柔得像水。
“我老伴那时候，就想要一件这样的婚纱，”他说，“但那时候穷，就穿了件红衣服。”
他继续往前走，背影像一片秋天的叶子。
回到家，母亲正在试衣服。床上摊着好几件，有那件红毛衣，还有一套深紫色的套装，是她退休那年买的，只穿过一次。
“思涵，你看哪件好？”她看见我，眼睛亮起来，“下个月八号，我和赵师傅去领证。他说简单点，但我还是想穿得体面些。”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比划衣服的样子。
她脸上有少女般的光彩，那种光彩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了。父亲刚走那几年，她脸上只有灰暗和疲惫。后来慢慢好了，但也只是平静。像现在这样的神采，是赵大爷带来的。
“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说，“您想好了？”
“想好了，”她毫不犹豫，“我这辈子，第一次为自己做这么大的决定。”
她拿起那件红毛衣，在镜子前比划：“就这件吧，喜庆。”
我看着镜子里的她，看着那件承载着父亲记忆的红毛衣。我突然想，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他会希望母亲怎样？
是守着回忆孤独终老，还是抓住一点微光，哪怕那微光可能烫手？
我不知道。
但我决定，在母亲走向那束光之前，我必须让她看清光后面的一切。
包括阴影，包括代价，包括可能灼伤她的热度。
下个月八号。
还有十七天。
09
领证前一周，母亲开始失眠。
我半夜起来喝水，总能看见她房间门缝下的灯光。有时是深夜两三点，有时是凌晨四五点。她不开电视，也不看书，就那么安静地坐着。
我问她是不是紧张，她摇头：“就是睡不着，老了都这样。”
但我知道不是。
她有时会突然问我：“思涵，你说人死了之后，真的有灵魂吗？”
或者：“你爸会不会怪我？”
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只能拍拍她的手。她的手很凉，即使在夏天。
赵大爷那边倒是很平静。他还是每天收废品，只是不再来我们家吃饭。偶尔在楼下遇见，他会对我点点头，笑一笑，但那笑容里有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像是告别。
领证前三天，母亲去烫了头发。回来后对着镜子照了又照，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真的好看。她笑起来，眼角的皱纹像绽开的花。
那天晚上，她拿出一本相册，是我父母的结婚照。黑白照片，两个年轻人并肩站着，父亲穿着中山装，母亲扎着麻花辫，笑得羞涩。
“那时候真年轻，”母亲的手指抚过照片，“你爸说，等我们金婚的时候，要去补拍婚纱照。”
金婚是五十年。父亲只陪她走了二十八年。
“妈，”我说，“您要是……”
“别说，”她打断我，合上相册，“让我自己选。选对了选错了，我都认。”
我闭上嘴，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
领证前一天，赵大爷托人送来一束花。不是玫瑰，是百合和康乃馨，配着几枝满天星。卡片上写着：“明天见。”字迹工整有力。
母亲把花插在花瓶里，放在餐桌中央。她吃饭时一直看着那束花，眼神温柔。
“他字写得真好，”她说，“像练过。”
“他以前在厂里是宣传干事，”我脱口而出，说完才意识到说漏了嘴。
母亲看了我一眼，没追问。
那一夜雨下得很大。雷声滚滚，闪电把房间照得惨白。我躺在床上，听着雨声，数着时间。
凌晨四点，雨停了。
我起床，看见母亲已经坐在客厅里。她穿着那件红毛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化了淡妆。
“这么早？”我问。
“睡不着，”她说，“想着早点去，排第一个。”
我们都没吃早饭。母亲不停地看表，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打。七点，她站起来：“走吧。”
下楼时，赵大爷已经在单元门口等了。他也打扮过，深蓝色夹克，黑色裤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里拿着一把伞，虽然雨已经停了。
“卢老师。”他笑着打招呼，但笑容有些勉强。
“赵师傅。”母亲的脸红了红。
他们并肩往外走，中间隔着一拳的距离。我跟在后面，手里提着我的包。包里有个文件袋，装着刘秀娟给我的病历复印件，医院的缴费单，还有马俊驰查到的资料。
太阳从云层后透出来，把地上的水洼照得亮晶晶的。
小区门口有早起的邻居，看见他们，笑着打招呼：“卢老师，赵师傅，今天气色真好啊！”
母亲笑着点头，赵大爷也点头。
出了小区，赵大爷说：“打车去吧，别挤公交了。”
母亲说：“好。”
我拦了辆车，三个人坐进去。司机从后视镜看了一眼：“哟，这是闺女陪爸妈出门啊？”
没人回答。
车里安静得可怕。母亲一直看着窗外，赵大爷看着自己的手，我看着前方。计价器上的数字一跳一跳，像倒计时。
民政局在城南，车程二十分钟。这二十分钟里，我想了很多事。
我想起父亲去世那天，母亲抱着我哭，说以后就剩我们俩了。想起我上大学离家，母亲在火车站挥手，身影越来越小。想起我加班到深夜回家，她总会留一盏灯，锅里温着汤。
还有赵大爷。他修收音机时专注的眼神，他提起女儿时骄傲的语气，他在医院长椅上弓着的背，他握着那对旧戒指时颤抖的手。
车停了。
“到了，”司机说，“三十六块。”
我付了钱，下车。民政局门口已经有人在排队，都是年轻情侣，手牵着手，说说笑笑。母亲和赵大爷站在台阶下，仰头看着那栋大楼。
阳光正好，照在“婚姻登记处”几个大字上，金光闪闪。
母亲深吸一口气，抬脚上台阶。
赵大爷跟着她。
我跟在他们身后。
一步，两步，三步。
走到台阶中间时，我开口了。
“妈。”
母亲回头，赵大爷也回头。
我走到他们面前，从包里拿出那个牛皮纸文件袋。我的手很稳，心跳也很稳，像早就排练过无数次。
“有件事，我必须现在告诉您。”我看着母亲的眼睛，“在您走进去之前。”
母亲的表情僵住了。赵大爷的脸色瞬间苍白。
排队的人都看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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