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是人类在各个历史时代活动的产物，被称作“人类历史的活化石”。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文脉深厚，孕育了数量浩繁、传承久远、内涵丰富的地名宝库，形成了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的地名文化体系。
据统计，甲骨文中记载的地名有500多个，《山海经》记载的地名有1100多个，宋代以后仅地方志涉及的地名就达500多万个。在这些典籍中，记载地名最多的为《水经注》，全书记载的各类地名达1.5万处。作为融汇语言、习俗、地理信息、文化传统等于一体的综合体，地名及其所衍生的地名文化，见证了中华各民族迁徙交往、血脉相融的历史进程，蕴藏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深层密码。
展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历程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我国最早的地理学著作《禹贡》记载了上古先民对于“天下”疆域四至的朴素认知，勾勒出孕育中华文明的地理空间。在这片广袤土地上，游牧、渔猎、农耕等经济形态的相互往来和彼此依存，为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不竭动力，形塑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
通过文献史料，我们常常能在地名深处探寻到古代民族迁徙的踪迹。据唐代颜师古对《汉书·西域传》和《汉书·地理志》的注解可知，古代西域温宿国（今新疆阿克苏市）、龟兹国（今新疆库车市）的民众，曾在汉代分别移居到今天的陕西礼泉县及陕西榆林市、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南部一带。
▲春节前的陕西礼泉县袁家村游人如织（2025年1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泽昊 摄
在陕西礼泉县，至今仍存有“温宿岭”这一地名。汉代温宿人内附后在此从事农耕与牧养，唐代因袭旧名设立温秀县，“温宿岭”这一名称反映了汉唐时期中原与西域之间持续的民族交流与融合。而在陕西榆林至内蒙古鄂尔多斯南部一带，汉代曾设有“龟兹县”。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河水注》载：“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表明龟兹县是因安置附汉的龟兹人而得名。
▲候鸟在内蒙古乌梁素海湖面嬉戏、觅食（2025年9月25日摄）。康文魁 摄
另据考证，汉、羌、蒙古、藏等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发和建设河西走廊，形成的“古浪”“巴彦淖尔”等地名，具有多民族语言文化“层累叠压”的显著特征。甘肃省武威市的古浪县地处河西走廊东端，为古丝绸之路要冲，“古浪”系藏语古尔浪哇的简称，意为黄羊出没的地方。巴彦淖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黄河几字湾顶端，“巴彦淖尔”为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湖泊，因境内有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乌梁素海及众多的湖泊而得名。这些沉淀在典籍里、留驻在现实中的无数地名，成为各民族来往互动、共同发展的鲜活见证。
承载中华民族共同的身份记忆
“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历代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大多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即在保持国家统一和政令畅通的前提下，尊重并延续地方原有的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同时施行礼乐教化，促进民族交融，增强文化认同。这种包容而富有弹性的治理传统，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这是贵州遵义会议会址（2025年1月7日摄）。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明清两代对西南地区各级地方的命名，生动体现了统治者以儒家思想经略边疆、以忠孝仁义观念维系民心的治国理念。如在贵州命名府一级的“新化”、州一级的“威宁”、县一级的“遵义”，分别取“新入王化”“威镇安宁”“遵王之义”的含义，许多屯堡的取名也都寄托了当时居于正统地位的政治理念、生活理想与道德准则。
在近代以来的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以左权、杨靖宇、黄骅、张自忠、赵尚志等抗战英烈命名的市县、乡镇和街道，如同不朽的丰碑，将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英勇事迹永远铭刻在祖国的山河之间。地名中映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彰显中华民族开拓创新的精神特质
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进程中，各民族持续拓展交往交流空间，开辟了藏彝走廊、茶马古道、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等重要商贸要道。这些通道不仅推动中华民族如“滚雪球”般不断融合壮大，也推动了亚欧非大陆之间的互联互通，成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纽带。
▲参观者在安阳博物馆拍摄展品“司母辛铜方鼎”。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早在3000多年前，中原与西域便已建立起联系。1976年，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发掘出土了大量和田玉器物，印证了这种联系的悠久历史。从先秦《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文献关于昆仑山产玉的记述，到汉代《史记》《汉书》记载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鄯善国（今新疆若羌）、于阗国（今新疆和田）、莎车国（今新疆莎车）产玉的记载，以及“玉门关”这类以玉为名称的关隘、驿站等，都揭示了玉石在沟通中原与西域以及东西方交往中的特殊地位。明代《天工开物》和清乾隆帝御制诗中也有关于新疆地区采玉、雕玉、贡玉的描述。众多与玉相关的地名记载，为研究早于张骞凿空西域1000多年的“玉石之路”，了解中原与西域上下几千年不绝如缕的政治、经贸、人文往来提供了依据。
此外，唐代杜环游历中亚、西亚和北非，所著《经行记》记载了波斯、碎叶、大食等国家和地区风物，成为研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的珍贵史料。从这些史地资料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开辟的地区间、国家间交通线路，主要是王朝封贡之路、贸易通商之路、文化交流之路，显著区别于西方地理大发现后开启长期劫掠、血腥殖民和残酷奴役的航线轨迹，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与和平性，为人类文明交流史留下了深刻而独特的印记。
新时代地名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地名，是镌刻于中华山河间的历史年轮，更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脉中的文化密码。保护与弘扬优秀传统地名文化，讲述其中蕴藏的中国故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是传承文明、增进认同的时代命题。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致力于地名工作的规范化。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废除了带有侮辱性的称谓、地名等，强调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发布的《地名管理条例》中，对涉及民族因素地名的命名或更改作了明确的说明，指出地名的命名要“有利于人民团结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尊重当地群众的愿望，与有关各方协商一致”。2012年，民政部《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等法规文件出台，要求充分发挥地名文化对地名工作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地名文化保护工作不断加强。
▲慕田峪长城上的舞龙舞狮表演。新华社发
新时代推进地名文化保护传承，需在多个维度协同发力。要深入开展地名文化研究、文化资源挖掘、评价标准体系建设，增强地名承载历史记忆、民族情感与地方特质的能力。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地名文化活动，有机融入城市更新、街区改造和居民生活，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如，与文物保护、乡村旅游结合，讲好千年古县、千年古镇（村）、百年古镇（村）的故事；依托历史渊源和人文典故，打造文化体验、情景再现活动，开发文创产品等。要强化地名信息查询等公共服务，完善地名信息平台、持续开展不规范地名整治等，加强国际交流，推动中国地名文化走向世界，在文明互鉴中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与治理智慧。
（作者单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调研室）
监制 | 肖静芳
统筹 | 安宁宁
编辑 | 周芳 海宁
制作 | 胡晓蝶
来源 | 中国民族报
觉得有用，点亮推荐↓↓↓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