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滩，静安寺边上一栋气派的花园洋房里，上演了一出让专案组既窝火又不得不佩服的闹剧。
那一晚，警察明明已经堵到了卧室门口，前门后院全是自己人，甚至连学校里的同学都被拉来喊话了。
可结果呢？
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
那个自称是苏联专家的“瓦洛嘉”，在听到风吹草动的那一刹那，简直就像受过特种训练一样——套衣服、翻窗户、抓着水管往下滑、翻墙头、推开挡路的人、彻底消失。
这一套动作下来，连气都不带喘的。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后面确认身份的那通电话里，这位所谓的“老毛子”，竟然在那头飙出了一口地地道道的上海闲话。
这哪是什么抓捕失误，分明就是被人摆了一道，是一场算计到了骨子里的博弈。
把时间轴往回拨三天。
那时候的情况挺尴尬：线索倒是有一条，人也盯上了，可证据链全是断的。
二十三岁的新手女刑警马艳田刚进组，领到的活儿就是乔装打扮，盯着那个叫袁秋亚的女大学生。
跟她搭档的是张宝山和纪海群，外围还有专门负责“听风”的朱养学和汪明化。
大后方则是组长谷鑫基在坐镇。
这套班子，要经验有经验，要技术有技术。
可头三天的蹲守，简直枯燥得让人想撞墙。
袁秋亚除了接了老妈一个让加衣服的电话，连校门都没迈出去半步。
至于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瓦洛嘉”，更是连个鬼影都瞧不见。
这会儿，摆在专案组面前的是头一个难题：是继续傻等，还是干脆捅破窗户纸？
谷鑫基拍板：等。
这笔账他是这么盘算的：那年头技术不行，监听学校总机还凑合，要想监听袁秋亚家里的私人电话，要么去局里总机房，要么就得在大马路上给电话线挂“飞线”。
这两招动静都太大，万一被发现，这条线就算彻底废了。
耐着性子熬到第四天下午，机会来了。
袁秋亚终于有了动静。
她先回了趟家，下午两点多又晃荡了出来。
马艳田二话不说跳上了20路电车尾随，张宝山骑着摩托车在旁边策应。
这一回，袁秋亚去的地方有点说道——静安寺附近的一栋独栋花园洋房。
紧接着，让侦查员心里“咯噔”一下的画面出现了：袁秋亚走到后门，居然熟练地掏出了一把钥匙。
开门、进屋、反锁，一气呵成。
这个动作太说明问题了。
如果是普通串门，那是得敲门的；既然有钥匙，这就说明两人的关系早就不止是“认识”，那是好得穿一条裤子，甚至已经住一块儿了。
这时候，专案组碰上了第二个岔路口：直接冲进去抓现行，还是先摸摸底？
要是脑子一热冲进去，万一屋里就袁秋亚一个人呢？
又或者，里面住的真是个有身份的大人物呢？
张宝山没敢乱动，赶紧联系静安寺派出所查房子的老底。
查出来的结果让人直挠头。
这房子既不姓袁，也不是什么苏联专家的宿舍，房主是个叫段高飞的资本家。
平时这屋子空着，也就是段高飞偶尔过来住两宿，或者招待个外地亲戚。
既然房子跟袁秋亚八竿子打不着，她手里却攥着钥匙，那猫腻可就大了。
张宝山立马向组长谷鑫基汇报，并且大胆猜想：这儿就是瓦洛嘉的老窝。
这当口，谷鑫基面临着整个案子里最难下的一个决定。
要是普通的案子，这时候早就破门拿人了。
可这里面牵扯到“苏联专家”，哪怕明知是假的，在那年月也是个碰不得的雷区。
万一抓错了人，甚至惹出外交麻烦，谁也背不起这个锅。
谷鑫基咬咬牙，定了个看似绕远路、实则最稳妥的法子：先验明正身。
咋验？
他没让一线的兄弟直接上，而是兜了个大圈子。
他让朱养学带着学校保卫科的人，去找之前的证人张嘉蹈教授。
安排个女同志给那洋房打个电话，假装打错了，瞎扯几句闲篇。
关键点在于：必须得让张教授在旁边竖着耳朵听。
这招那是相当高明。
只要接电话的是瓦洛嘉，张教授一听嗓音准能认出来。
朱养学照方抓药。
电话通了，那边接了。
张教授听完把大腿一拍：没错，就是那个瓦洛嘉。
但这同时也带出了一个荒唐透顶的消息：这个“洋人”，上海话说得比本地老克勒还溜。
人是对上了。
谷鑫基不再犹豫，立马调兵遣将。
为了不出岔子，他还特意让保卫科把袁秋亚的团支书给找来了，想着编个“学校有急事”的理由把门骗开，最好能不动刀枪地把人带走。
可恰恰就是这个“求稳”的心思，给了瓦洛嘉最后的一线生机。
团支书在后院门口嗓子都快喊劈了，屋里愣是一点动静没有。
这在兵法上叫“打草惊蛇”。
既然软的不行，谷鑫基把手一挥：硬闯！
侦查员们翻墙的翻墙，撞门的撞门，直奔二楼卧室。
眼前的场景印证了之前的猜测，也把行动的滞后暴露无遗。
床上乱得像鸡窝，袁秋亚正手忙脚乱地往身上套衣服，可那个男的早没影了。
就在警察按住袁秋亚的时候，楼下院子里传来了团支书尖厉的叫声：“跑啦！
人跑啦！”
原来，就在警察撞门的那几秒钟空档里，瓦洛嘉上演了一出极限逃生。
这家伙心里素质好得吓人，根本没慌。
一听见喊声，他麻利地穿好衣服，趁着警察在一楼搜查的功夫，扒着后窗的水管子“刺溜”一下滑到了地面。
冲到隔开花园的那堵围墙前，那个勇敢的女团支书想上去拽他。
瓦洛嘉把人一把推了个跟头，翻过墙头，穿过前院，一溜烟跑到了大马路上。
等侦查员追出门去，连尾气都没闻着。
这趟行动，虽说摁住了袁秋亚，可正主跑了。
回头复盘，谷鑫基走的每一步都在理，甚至可以说是严丝合缝。
但也正是这种为了确凿无疑而耽误的时间，成了瓦洛嘉逃命的窗口期。
面对满屋子的警察，被堵在被窝里的袁秋亚彻底崩溃了。
在那个年代，没结婚就跟人睡觉，还是被当场捉奸，对于一个女大学生来说，这辈子基本算毁了，那是社会性死亡。
羞耻、害怕，再加上巨大的心理落差，袁秋亚突然疯了一样冲向阳台，想往下跳。
多亏女刑警马艳田眼疾手快，一把死死抱住了她。
带回专案组好一通劝慰后，袁秋亚吐出来的实话，让所有人都直叹气。
这哪是什么浪漫爱情，分明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杀猪盘”。
袁秋亚在张嘉蹈教授家认识瓦洛嘉后，对这位“苏联专家”崇拜得不行。
她主动留了电话，没过三天两人就去“天鹅阁”吃了顿西餐。
到了第二次见面，瓦洛嘉就把她领到了这栋洋房，还大方地给了她钥匙。
这种信任感，一下子就把袁秋亚的心防给击穿了。
那瓦洛嘉图啥？
图财。
他拍胸脯保证帮袁秋亚联系去苏联留学。
为了这个大饼，袁秋亚不光“借”给了他八百块人民币，还把自己继父一块八成新的“英纳格”手表也送了出去。
八百块在那会儿是什么概念？
那是一个普通工人两三年的薪水。
而这栋洋房的主人段高飞，那是另一个层面的冤大头。
当警察找到段高飞时，这位资本家看着被撞坏的大门，惊得下巴都要掉了：“这…
这咋回事啊？”
段高飞家里是做医药生意的，祖父临死前留下一大笔钱，立遗嘱说必须买房子地皮，而且得由长孙继承。
1945年，段高飞顺理成章地接手了这套洋房。
本来，段高飞一家和弟弟段高冲一家都住这儿。
解放后，段高飞不知是为了避风头还是咋的，带着老婆孩子搬去了长宁区，把洋房留给了老娘和弟弟一家，自己后来又把其中一大半租给了公司。
后来弟弟得了肺痨走了，段高飞也没赶弟媳一家走，反倒守着“长兄如父”的老理儿，让弟媳继续住在洋房的三分之一里头。
一直到1955年春天，沈阳市政府要在上海设个办事处，相中了这套房子，想整个租下来。
段高飞动心了。
但这得让弟媳一家搬走。
正是这个腾房子的乱乎劲儿，让这房子处在了一种微妙的“半空置”状态。
虽然故事到这儿还没完，但路数已经清楚了：瓦洛嘉正是钻了袁秋亚单纯好骗的空子，又利用了这栋房子的空档期，编了个天衣无缝的局。
这一夜，有人把名声丢尽了，有人把钱财赔光了，还有人把面子丢到了姥姥家。
而那个操着一口流利上海话的假洋鬼子，正揣着骗来的钱，消失在上海滩茫茫的夜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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