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父亲那张睡了三十年的老木床下，拖出那个锈迹斑斑、甚至还粘着几根干枯稻草的红铁盒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沉甸甸的盒子会掀开一个尘封了十五年的惊天秘密。盒盖由于锈蚀已经变得很难撬开，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指甲缝里都渗进了铁锈的腥味，终于在“咔哒”一声脆响后，盖子崩开了。
里面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房产证或者是存折，而是静静地躺着三个用红绸布包裹着的圆状物。我颤抖着手解开那层已经褪色发黑的绸布，三抹沉稳而内敛的暗金光泽瞬间刺痛了我的双眼。
那是三枚金饼。
圆而厚实，边缘有不规则的敲击痕迹，像极了汉代流传下来的那种“麟趾金”。这种形状，这种成色，我这辈子只见过一次。那是在十五年前，二叔在老家建房挖地基时，也是这样三枚金饼，曾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全家人的命运。
我只觉得脊背发凉，脑子里嗡嗡作响。当年二叔亲口告诉全家人，他以五十万的价格把金饼卖给了一个上海来的大收藏家。那五十万，在那个年代是一笔能让整个村子沸腾的巨款。二叔靠着那笔钱进城买了房，开了厂，也从此和我们家断了往来。可为什么，这三枚本该远在上海、或者藏在某个博物馆里的“金饼”，会出现在我这个老实巴交、一辈子守着那两亩地的父亲床下？
十五年前的那个春天，雨水特别多。
二叔林大强是个不安分的人，早年在外闯荡，虽然没挣到什么大钱，但心气极高。那年他打算回村建一座全村最漂亮的三层小洋楼，地基选在老宅后的那片斜坡上。那天下午，挖掘机轰鸣着作业，突然一声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传遍了工地。
“停！停下！”二叔疯了一样冲进坑里。
他从泥土里抠出了三个沾满红泥的圆疙瘩。洗净之后，那夺目的金色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直了眼。二叔当时脸色煞白，一把推开围观的邻居，衣服一裹，抱起东西就往家里跑。
晚上，二叔把父亲和我叫到了他的旧屋。油灯下，三枚金饼发出诱人的光芒。二叔压低声音，眼里闪烁着贪婪与恐惧并存的精芒：“大哥，这东西……怕是值老钱了。我问过外面的哥们，这叫金饼，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
父亲当时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色阴晴不定。父亲是个话极少的人，半晌才瓮声瓮气地说：“大强，这地底下的东西是国家的。要不，咱们上交吧？”
“上交？你疯了！”二叔猛地站起来，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锐，“我这辈子就等这么一个翻身的机会！建房子的钱还欠着一屁股债，要是有了这钱，咱们林家就彻底翻身了！你是我亲哥，你得帮我保密。”
父亲没再说话，只是那一晚，他的旱烟抽得格外凶，烟头的红火在黑暗中一明一灭，像极了某种不安的跳动。
半个月后，二叔消失了几天，回来时红光满面。他给全家人带了礼物，还给祖坟修了围墙。他大声宣布：“卖了！五十万！那个上海老板识货，三枚金饼，一枚不少。”
从那以后，二叔变了。他不再是那个跟在父亲身后要烟抽的落魄弟弟，而是成了出入有轿车、说话带洋气的“林总”。他在城里买了复式楼，把二婶和堂弟都接了过去。而我家，依然守着那个破落的院子。父亲不仅没有得到二叔的一分钱分红，反而因为劝二叔“走正道”被二叔当众羞辱过几次。
“大哥，你就是穷命，守着你那几亩地等死吧。”二叔开着崭新的桑塔纳，隔着车窗吐出的这口痰，至今还刻在我记忆里。
父亲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把那口痰擦掉，继续低头刨地。
后来的十几年里，二叔的生意越做越大，又越做越小。他沉迷赌博，在城里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厂子倒闭了，房子抵押了，最后二婶也带着儿子跟他离了婚。三年前，二叔在一次烂醉后摔进了排水沟，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人也变得疯疯癫癫，每天在街上捡垃圾，嘴里还念叨着：“金饼……我的金饼……”
大家背地里都说，这是二叔私藏国家宝物的报应，那三枚金饼是带咒的。
可现在，这三枚“带咒”的金饼，就躺在我手里。它们很沉，沉得让我几乎拿不住。我突然想起，三个月前父亲临终时，他那双枯槁如树皮的手死死抓着我的手腕，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床底，嘴唇翕动，似乎想说什么，但终究一口气没上来。
我带着这一团乱麻般的思绪，驱车去了县城。二叔现在住在城郊的一间破棚子里，靠当地民政部门的救济生活。
当我走进那间充满腐朽气味的破棚子时，二叔正坐在一条长满霉斑的板凳上，对着一根吃剩的骨头自言自语。
“二叔。”我喊了一声。
二叔浑浊的眼睛转了转，焦距慢慢落在我的脸上。他突然裂开嘴笑了，露出几颗残存的黄牙：“嘿嘿，你是……林大哥家的娃？你爹呢？你爹那个穷鬼，还没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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