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时期，面对国家的衰败局面，文人士子们虽然互相攻击，但都有同一个目标。他们希望实现国家的“中兴”。为此，他们必须改变六朝以来思想涣散、人心浮动的社会现实，以儒道稳固国家的根基。
啖助希望能够让人情和制度和谐统一，革除时代的弊病。柳宗元继承了啖助的思想，却将“道”与“礼”彻底对立，形成了以“尧舜之道”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圣人之道就是尧舜之道，通过强调仁义来影响众人的价值观念，实现社会风气的澄明。而文王、周公只看到了礼教的作用，用具体的制度约束人们的行为，却不关心他们的思想和精神。
孔子认为理想的社会境况，应当是清净淳化和礼乐昌明的统一。儒家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人的情感是自然的，但需要用礼来节制人情。在人情之中，还有恶意和欲望，唯有维护礼制的权威性，才能够让社会风俗淳朴良善。
韩愈所谓的“道”是“相生养之道”。从百姓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到礼乐刑罚、君臣伦理，“道”贯穿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源源不断地哺育人们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礼教”则是道的具体体现，是实现道的制度。就这样，韩愈提出了“寓道于教”，实现了“道”和“礼”的统一。
韩愈所理解的“道”是由一位位圣人传下来的，后人可以根据典籍学习并了解。而欧阳修突破了他的局限，要求越过儒家典籍，直接面对自然和人情，了解其中的“道理”。
万事万物都有其理，通过“引物连类”，我们能够得出关于现实生活的种种常理。但在常理背后，还有一个包容一切的“至理”。至理贯通自然、人情和社会，是最抽象最具有普遍性的存在，是哲学思考的终极答案。
苏轼提出“道”是自然规律的总称。在他看来，道藏在万物的变化之中，而非万物之前的孤立存在。道是发生变化的万物的总和，是自然全体的总名，也是自然规律的总称。为了真正认识“道”，人们必须研究自然的总体，而不是局限在个人的观念之中。
苏轼的道学还触及了“美”的本质，他认为道的永恒性、完整性和无限性，正是美的核心内涵。自然全体蕴含着无穷的美，而人对道的体悟，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感悟。
柳宗元、苏轼、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与其崇尚的“道”保有内在的一致性。他们的古文也风格各异，形成了“文如其道”的鲜明特质。道是文的内涵和精神，而文是表达道的语言载体。道的影响并未止步于古文领域，还推动了宋代诗歌和词的文学革命，打破了文体之间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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