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杭大运河畔的江苏高邮，坐落着一座被誉为“中国邮驿活化石”的古代驿站——盂城驿。在这片青砖黛瓦、鼓楼巍峨的建筑群中，东南一隅静静伫立着一座不大的庙宇——马神庙。这里供奉的“敕封天驷马王爷”，不仅是古代驿卒的精神寄托，更串联起一部关于运河交通、国家命脉与民间信仰的厚重史诗。
盂城驿的历史，深深植根于高邮这座“因邮而生”的古城。秦王嬴政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在此“筑高台、设邮亭”，高邮由此得名。而“盂城”之别称，则取自宋代词人秦观（秦少游）“吾乡如覆盂”的诗句。现存驿站始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是在元代秦淮驿的基础上，由知州黄克明开设，后经朱元璋赐名“盂城驿”。它历经明清两代不断扩建，成为大运河沿线规模最大的水马驿站，鼎盛时期拥有厅房百余间、驿马65匹、驿船18条、工作人员逾200人，堪称明清时期沟通南北两京的交通枢纽。
驿站的功能远非简单的“邮局”。它综合了邮传（传递官府文书与军情）、接待（相当于官方招待所）、漕运（转运粮盐）以及押解犯人等多种职能，是维系帝国统治的“国之血脉”。盂城驿临河而建，充分发挥了水陆兼济的优势，无数官员、使节、商旅在此驻足，文天祥、王安石、马可·波罗、蒲松龄等历史名人都曾与此地结缘，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印记。辛亥革命后，驿站被裁撤，盂城驿也逐渐淹没于历史尘埃，直至1985年文物普查才被重新发现，经1993年起的大规模修缮，终得重光，并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样一座功能至关重要、人员车马往来频繁的驿站中，马神庙的存在显得自然而必然。古代最快的交通工具是马，驿递文书、运输物资、官员往来，无不依赖于马的健硕与耐力。驿马常年在外奔驰，面对江湖风险、道路艰险乃至社会动乱，从业人员内心充满了不确定性。于是，他们希望借助于神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建庙供奉马神，祈求人马平安、差事顺利。
盂城驿的马神庙，供奉的是“敕封天驷马王爷”，其形象最为显著的特征是长有三只眼睛——额上多出的那只“天目”，象征其能明察秋毫，洞悉人间善恶。这位马王爷在民间信仰中地位崇高，因其惩恶扬善的品格深受爱戴，在北方甚至被尊为“五圣庙”中五神之首。庙内泥塑神像庄严肃穆，虽各资料未详述其手中所持具体法器，但结合民间信仰中武神常见的形象，很可能持有象征权威与力量的鞭、锏或令旗等物，以彰显其护佑驿路、驱邪避灾的神威。
庙前的陈设同样述说着历史：一尊与原马等大的枣红马石雕屹立一旁；饱经风霜的明代石马槽，见证了无数驿马的饮食；尤为珍贵的是四块上马石，据专家考证乃秦汉之物，被视为驿站的“镇馆之宝”，石面上深深的凹痕，是千万次踩踏留下的历史履痕。
盂城驿的马神信仰，若将其置于京杭大运河的宏阔背景下审视，便有了更深层的含义。驿站临河而建，本身就是一个水陆联运的节点。马匹保障了陆路驿道的畅通，而运河则承载了更大量的漕运与客运任务。因此，在高邮对出行平安的祈求并未止步于马神庙。
与马神信仰相呼应的是流传于高邮湖及运河高邮段的“耿庙神灯”传说。宋代隐士耿裕德（耿七公）在高邮湖畔，每于风雨之夜悬灯为过往船只引航。他去世后，人们建庙纪念，其信仰演变为保佑水运平安的“湖神”。这马神与湖神（水神）的信仰并存，恰恰揭示了盂城驿乃至整个大运河文化的核心：对“路”的敬畏与对“流通”的保障。
大运河不仅是地理上的交通动脉，更是经济、文化与信息的超级走廊。盂城驿作为这条走廊上的关键驿站，其马神庙所承载的，远非简单的动物崇拜。它象征着古代中国对信息传递效率、物资流通安全与人员往来顺畅的极致追求，是“置邮传命”这一国家治理理念在民间信仰层面的生动投射。那额生天目的马王爷，仿佛一位永远警醒的守望者，它的目光既注视着驿道上飞扬的尘土，也关切着运河中起伏的波涛。
王宏伟 吴依纯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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