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方伯离开的那天，只带了一个手提包，和一个圆形的旧座钟。
那个座钟我认识，它在我家的东厢房角落里待了三十年，从不走字，永远停在10点07分，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问过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当它是一个能走字的钟——它太旧了，铜壳子，玻璃面，底座磨秃了，放在那里就像一个摆件，方伯每隔一段时间去擦一下，仅此而已。
我送他到大门口，保安帮他叫了车，他把座钟放在地上，腾出手来和我握手，然后弯腰去提钟，手没有拿稳，座钟从手里滑下去，磕在花岗岩的地砖上，后盖弹开了。
我们两个人都愣了一秒，我先反应过来，蹲下去帮他捡，看见后盖里面——
我的手停住了，没有捡起来，就那么蹲着，盯着那个后盖，大概有十几秒没有动。
方伯也蹲下来，没有说话，把后盖拾起，重新扣上，把钟抱在怀里，站起来。
我抬起头，看着他，说："方伯，那是——"
他点了点头，神情是平的，说："是的，少爷。"
就这两个字，什么都说清楚了，也什么都没有说清楚……
我叫林则之，三十八岁，是林家的独子。
林家在这座城市算是老字号的家族，祖上做茶叶生意，到我这代，公司转型做了实业，父亲林守正掌舵，我在公司做副总，名义上是接班，实际上大事还是父亲拍板，我跟在后面学。
方伯全名方德成，六十二岁，四川人，来我们家的时候，我八岁，他三十二岁。
那时候他是经人介绍来的，专门管家里的日常事务，父亲见了他一面，说行，留下吧。就这么留下了，一留，三十年。
三十年，方伯这个人，是林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早上几点开门透气，几点备早饭，父亲的报纸放在哪个位置，母亲的茶要泡几分几秒，哪个客人来了要上什么茶，哪道菜父亲吃了会胃不舒服，我小时候怕打针但死撑着不说，是他第一个看出来，悄悄叫了家庭医生来做心理疏导——这些事，他全知道，处理得妥帖，不出声，不邀功，日复一日，像一台上了油的机器，精准，安静，从不出错。
我们家里的人，对他的态度，介于雇主和家人之间，但没有正式越过那条线，那条线，方伯自己把握着，他从不逾越，从不失礼，从不让任何人感到为难。
他叫我少爷，叫父亲老爷，叫母亲太太，这套称呼在现在听起来有些老派，但他叫出来，不像是表演，是真正从他那一套处世方式里生长出来的，是实在的，有重量的。
三十年，他见过这个家最好的时候，也见过最难的时候，什么都看过，什么都没有说过，守着该守的，做着该做的，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把别人的家当成自己的事来做的人。
辞职这件事，是方伯自己提的，在一个普通的周四下午，他敲了我书房的门，进来，站着，说：少爷，我想跟您说一件事。
我说：坐下说。
他说：我想辞职了。
我没有立刻说话，看了他一眼，他站在那里，腰背还是直的，六十二岁的人，站姿一点没有垮，但我看见他的两鬓，白了很多，手背上的皮肤松了，有了老年斑。
我问：为什么？
他说：年纪大了，力不从心，该退了。
我说：家里哪里用你力了，你就是个总管，什么重活都是小张小李他们做的。
他微微笑了一下，说：总管做久了，也是累的，不是身上累，是这里。他说着，抬手轻轻拍了拍胸口，就这么一下，很轻。
我明白他的意思，没有再劝，问他走之前有什么要安排的，他说都安排好了，我接手的人选他也帮着物色了一个，是他侄子，做过同行，人可靠，让我见见，合适就留。
我说好。
他这个人，离职都不肯让别人为难，把收尾的事都替你想好了，你要做的，就只剩下说一声好。
那之后，他在家里又待了一个月，把所有交接的事做完，家里的每一条规矩，每一个细节，写成了一本册子，交给他侄子，厚厚的，好几十页，字很小，写得仔细。
我翻过那本册子，翻了几页，看见他写：林老爷的西装，左侧口袋不放东西，老爷习惯把手插进去，放了东西会觉得别扭；林太太早上的茶，夏天温度七十度，冬天八十五度，不能反了，太太脾胃弱，烫了不舒服。
我把册子合上，没有继续翻，不是因为不想看，是因为翻下去，怕我留不住他。
那个旧座钟的事，是在他快走的前几天，我偶然路过东厢房，看见他在擦那个钟，动作和往常一样，仔细，一点一点，擦干净了，放回原处，停在那个永远的10点07分。
我站在门口，问了一句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问的话：方伯，那个钟，为什么从来不走字？
他没有立刻回答，把手里的抹布叠好，放在一旁，说：坏了，走不了。
我说：坏了，怎么不修？
他沉默了一下，说：不用修，就这样挺好。
我想再问，但他的神情有一种东西，不是拒绝，是那种——问下去，我也只会这么说——的平静，我就没有再问。
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问起那个钟，也是唯一一次没有得到真正答案的时候。
那之后，我一直在想那两个字：挺好。
一个停了字的钟，放在角落里，哪里好，好在什么地方，他擦了三十年的一个停了字的钟，为什么一直没有修，为什么还要带走——
直到那个后盖弹开的瞬间，我才知道答案。
离职那天，父亲和母亲都在，父亲和他握手，没有说多余的话，只说：辛苦了，保重。
母亲哭了，拉着他的手，说：方伯，这里就是你的家，想回来就回来，随时的。
方伯说：谢谢太太，太太保重。
他没有哭，一直是平静的，那种平静不是冷漠，是一种把情绪压得很深、很深，深到表面看不出来的那种。我从小到大，见过他各种情形，从来没见过他失态，笑的时候是克制的笑，难过的时候也是克制的难过，他这个人，把分寸感刻进了骨头里。
但我知道，他一定有他不平静的地方，那个地方，不在脸上，不在手上，是在那个旧钟表里，在那个停了三十年的10点07分里，等着有一天被人看见，或者等着永远不被人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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