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八三年的风硬得像刀片子，能把人的脸皮刮下一层油。
红星机械厂的那堆黑煤山被雪盖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角狰狞的黑，像那个年代藏着掖着的人心。
江荷来的时候，全厂几千双眼睛都成了探照灯，恨不得把她身上那层皮给扒下来看看里头是不是黑的。
她是个背着“流氓罪”的女劳改，我是个想提干想疯了的机修工。
我鬼迷心窍地往她那个冷灶坑里塞馒头，没想到这馒头最后发酵成了烈性炸药。
提干那天，我胸前的大红花还没戴热乎，她穿着那条要命的红裙子冲进礼堂，当着几千人的面，把我的魂儿连着那张还是热乎的任命书，一把给扯碎了……
北方的一九八三年，冷得邪乎。
那种冷不是挂在皮上的，是往骨头缝里钻，钻进去了就带着一股子铁锈味儿和机油味儿，怎么洗都洗不掉。
红星机械厂的三车间是个巨大的水泥怪兽，趴在城市的边缘喘着粗气。
每天早上七点半，汽笛声一响，几千号穿着蓝布工装的人就像蚂蚁一样涌进去，被吞进那个黑洞洞的肚子里。
车间顶棚上的天窗常年积着厚厚的灰，光线透下来总是浑浊的，像是在水里泡发了的黄豆。
空气里永远飘着细碎的铁屑，吸一口气，嗓子眼儿里就能尝到一股子咸腥味。
我是宋大军，三车间的技术大拿，大班长。二十八岁，光棍一条。
我这人没别的本事，就会伺候机器。那些德国进来的洋设备，脾气比大姑娘还怪，全厂只有我能摸顺它们的毛。
为此，我走路腰杆子都挺得比别人直，手里那把用了十年的扳手被我摸得油光锃亮，像把枪。
江荷就是在这个冬天被吐进这个怪兽肚子里的。
那天车间主任王胖子领着她进来的时候，正好是早班接班的点儿。
本来嘈杂得像菜市场的车间，突然间就像被谁掐住了脖子，静得只能听见皮带轮空转的嗡嗡声。
江荷太扎眼了。
在那个人人灰头土脸的年代，她白得像个异类。那种白不是虚弱的苍白，是那种瓷实的、带着一股子冷劲儿的白。
哪怕她身上套着那件肥大得像麻袋一样的劳保工装，哪怕她的头发被剪得短短的，像个假小子，可那双眼睛一抬，就能把人的魂儿勾走，又能把人的心给冻住。
她的嘴唇没涂红纸，但红得像刚咬破了舌头。
“都看什么看？没见过活人啊？”
王胖子手里拎着个茶缸子，皮笑肉不笑地嚷嚷了一句。
他那双被肉挤成一道缝的小眼睛，贼溜溜地在江荷身上那点鼓囊的地方打转，像两只苍蝇趴在上头，“这是江荷，分到咱们车间翻砂组。她是犯过错误的，来接受劳动改造，大家伙儿……嘿嘿，都‘关照’着点。”
“犯过错误”这四个字，在一九八三年，比“麻风病”还吓人。
那时候正是严打的风口浪尖。
谁家要是出了个进局子的，那一家子在胡同里都抬不起头。更何况江荷是个女的，犯的还是那种让人浮想联翩的“流氓罪”。
听说是因为跳贴面舞，还倒腾过几件那种领口开得很低的广东花衬衫。
王胖子的话音刚落，车间里的空气就活了。女工们凑在一起咬耳朵，眼神像锥子一样往江荷身上扎，恨不得把她扎出血窟窿。
“瞧瞧那眼神，勾勾搭搭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听说是被那个地下舞厅的老板包过的，身子都不干净了。”
男工们则是另一种光景。他们在机床后面探头探脑，眼神黏糊糊的，带着股子下流劲儿。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那是想吃肉又怕有毒，想摸一把又怕扎手的猥琐。
江荷就站在那儿，像根木头桩子。她不看人，也不低头，眼皮子耷拉着，盯着那一地的铁屑和油污，仿佛这周围几百号人全是空气。
翻砂组，那是车间里最脏、最累、最苦的地方。那是男人的地盘，连最壮实的汉子干一天都得累脱一层皮。
王胖子把她往那一扔，就算是安排了。
江荷也不吭声，卷起袖子，露出两截莲藕似的胳膊，还是白。她弯下腰，去搬那块一百多斤重的铁模具。
“起！”她闷哼一声。
模具没动，她的人倒是踉跄了一下，差点栽在煤灰堆里。
周围响起了一阵哄笑声。几个男工吹起了口哨，声音尖锐刺耳，像是在逗弄一条落水的狗。
“妹子，搬不动求哥哥啊，哥哥有力气。”
“就是，晚上陪哥哥练练舞，哥哥帮你干。”
江荷没理会那些脏话。她咬着牙，脸憋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都爆出来了。
她死命地抠住模具的边缘，指甲在那粗糙的铸铁上划出刺耳的声响。
终于，那块铁疙瘩动了。她把它挪到了板车上，自己也累得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着。
我在远处看着，手里的扳手捏出了汗。我没过去帮忙。那时候我也怕，怕沾包，怕被人说闲话，更怕因为这个女人坏了我提干的大事。我就那么冷眼看着，像个懦夫。
日子就像车床上切下来的铁丝，一圈一圈，又硬又长。
江荷在翻砂组活得不像个人。最重的活儿是她的，最脏的活儿是她的。每天下班，她那张白净的脸都变成了黑脸，只有眼白是黑夜里唯一的亮光。
她没朋友。吃饭的时候，只有她一个人端着饭盒蹲在车间外头的风口里。
食堂的大师傅也是个势利眼，给别人打菜手不抖，给江荷打菜，勺子一翻，全是汤汤水水，连片菜叶子都少见。
那是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
那天夜里我值大班，那台刚进口的龙门铣床出了毛病，我折腾到半夜两点多。修好了机器，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拿着饭盒去锅炉房想找点热水泡饭。
路过翻砂车间的后门，我听见了一阵压抑的咳嗽声。
风很大，卷着雪花往脖子里灌。我眯着眼，借着锅炉房那点微弱的红光，看见那堆废弃的焦炭后面缩着个人影。
是江荷。
她身上那件单薄的工装早就湿透了，冻得像块铁板。她正捧着个黑乎乎的东西往嘴里塞。
我走近了两步，看清了，那是个冻得梆硬的窝头，上面甚至还粘着几根稻草。那是白天食堂倒在泔水桶旁边喂猪的。
她啃得很用力，牙齿磕在冻窝头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老鼠在嗑木头。
每吞一口，都要伸长了脖子，费力地往下咽，咽不下去就抓起地上的一把雪塞进嘴里。
我站在阴影里，感觉喉咙里像塞了一块烧红的炭。
这哪里是人过的日子。
她突然停下了，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猛地一回头，那双眼睛在黑暗里亮得吓人，凶狠，警惕，像是一头受了伤被逼到绝境的小兽。
她把那半个脏窝头死死护在怀里，身子往煤堆里缩了缩，做出了一个随时准备扑上来咬人的姿势。
我被那眼神刺了一下。
我没说话，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了。
我听到背后传来了松了一口气的动静，接着又是那种令人牙酸的咀嚼声。
我在车间里转了两圈，心里那股火怎么也压不下去。
我回到休息室，看着我不锈钢饭盒里那还是温热的饭菜——那是晚饭特意留下的红烧肉，油汪汪的，还有两个白白胖胖的大馒头。
我是大班长，有夜班补助，伙食不差。
我拎着饭盒，又拿了一把老虎钳子，重新回到了翻砂车间。
江荷还在那儿缩着。
我目不斜视，假装没看见她这个人。我径直走到离她不远的一台履带机旁边，把饭盒重重地往机座上一搁，发出“哐”的一声响。然后把老虎钳子压在饭盒盖上。
“这破机器，履带又松了。明天得找人紧紧。”
我对着空气骂了一句，声音在空荡荡的车间里回荡。说完，我看都没看角落一眼，揣着手走了。
走出几十米，我躲在一根水泥柱子后面，偷偷回头。
过了好久，那堆焦炭后面的人影动了。她像个鬼魅一样，悄无声息地摸到了机器旁边。她先是警惕地四下看了看，然后小心翼翼地掀开了饭盒盖子。
一股热气冒了出来，那是红烧肉的香味。
我看不太清她的脸，但我看见她的肩膀在剧烈地颤抖。她抓起一个馒头，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吃得太急，噎得直捶胸口。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一夜没睡踏实。
第二天上工，我打开我的工具箱。
那把老虎钳子被擦得锃亮，上面的油污一点都没了。我的饭盒静静地躺在里面，洗得干干净净，连个水渍都没留。
饭盒底下，压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油纸。就是包零件用的那种。
我把它展开，上面没有字。那个年代，那个身份，留下字据就是祸害。纸上用黑色的机油，画了一个圆圈。歪歪扭扭的，像个残缺的月亮，又像个没馅的大饼。
我盯着那个圆圈看了半天，嘴角不知怎么的就勾了起来。
从那以后，这成了我们之间心照不宣的秘密。
每天晚饭，我都会“多打”一份。有时候是两个肉包子，有时候是两个煮鸡蛋，有时候甚至是一只烧鸡腿。我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把饭盒“落”在车间的各个角落——有时候是配电箱顶上，有时候是冷却池旁边。
她从来没跟我说过谢谢。我们甚至连话都没怎么说过。
在车间碰见了，我就像没看见她一样，仰着脸走过去。她也低着头，推着她的铁斗车，一身一脸的煤灰。
但有些东西变了。
我干活的时候，有时候急着找工具。手刚伸出去，一把正好是我需要的型号的扳手就会递过来。那只手粗糙，满是冻疮和伤口，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黑泥，但那是热乎的。
我看她一眼，她不看我，放下工具转身就走，脚步匆匆。
有时候我的工作服破了口子，第二天再穿的时候，那口子已经缝上了。针脚细密，用的是跟布料一样颜色的线，藏得严严实实，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我在这种沉默的互动里，竟然品出了一点甜味。那是在那个苦涩、压抑、灰暗的年代里，唯一的一点甜。
日子要是能一直这么过下去，也许也就没后来那些惊天动地的事儿了。可老天爷不让人安生。
腊月里，厂里要提干的消息像是长了翅膀，飞进了每个人的耳朵里。
车间要提拔一个副主任。那是干部编制，吃皇粮的，不用再倒三班，还能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把户口从集体户变成红本本。
这对于我这种从农村出来的穷小子来说，那是鲤鱼跃龙门，是一步登天。
论技术，论资历，全车间没人能跟我争。大家都说，这位置非宋大军莫属。
我也这么觉得。直到王胖子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
那天办公室里炉火烧得旺，王胖子脱了工装，里头穿着件雪白的的确良衬衫，扣子都要被肚皮崩开了。他翘着二郎腿，手里盘着两个核桃，那是他那是从保卫科没收来的“赃物”。
“大军啊，”王胖子喝了一口茶，吐出一片茶叶沫子，“坐，别拘束。”
我半个屁股沾着椅子边，手心里全是汗。
“副主任的事儿，组织上考虑你了。”王胖子眯着眼睛，那眼神像是在打量牲口市上的一头骡子，“你技术好，肯干，是把好手。”
我刚想谦虚两句，王胖子话锋一转。
“不过呢，这当干部，光技术好不行，政治上得过硬，生活作风得检点。更重要的是……得懂事。”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黑白照片，顺着桌面滑到我面前。
照片上是个女人。脸盘子大，眼睛没神，坐在轮椅上，一条腿明显有些萎缩。
“这是我外甥女，秀英。”王胖子笑得脸上的肉都在抖，“今年三十了，命苦，小时候发烧烧坏了腿。但这孩子心眼实，会疼人。她前两天来厂里看我，一眼就相中你了，说你踏实。”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被人敲了一闷棍。
全厂都知道王胖子有个嫁不出去的瘸腿外甥女，那是他的心病。谁要是娶了她，那就是王胖子的亲戚，在厂里能横着走。可那就是个火坑啊。
“主任，我……”我嗓子发干，想拒绝。
王胖子没让我把话说出来。他收敛了笑容，身子往前探了探，那股子烟臭味喷在我脸上。
“大军，机会就这一回。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而且……”
他压低了声音，眼神变得阴狠毒辣，“最近有人反映，你跟翻砂组那个女流氓江荷，不清不楚的？好像还经常给她送吃的？”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这事儿我做得那么隐秘，怎么会被发现？
“这可是八三年！”王胖子手指头敲着桌子，发出“咚咚”的声响，像敲在我心口上，“跟劳改犯搞破鞋，那是流氓罪的同伙！别说提干了，弄不好连你的饭碗都得砸了，还得进去蹲两天！”
我后背上的冷汗瞬间就下来了。
“要想提干，要想过人上人的日子，你得给我表个态。”王胖子死死盯着我，“离那个女人远点。最好，能带头揭发她几个问题。哪怕没有问题，你是大班长，你也得给我找几个问题出来！”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
外头的雪下得正紧，打在脸上生疼。我看着远处翻砂车间冒出的黑烟，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憋得慌。
我是个俗人。我想要那个副主任的位置，想要房子，想要把乡下受了一辈子苦的老娘接来享福。我不想再住那个透风的集体宿舍，不想再被人呼来喝去。
那天晚上，我没去送饭。
第二天，江荷来找我了。
她站在三车间的门口，手里拿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她的脸冻得发紫，但眼神里带着点光。
我正在那儿给徒弟们讲图纸。看见她，我心里一阵发慌，下意识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王胖子的办公室。
“你来干什么？”我板起脸，声音大得我自己都吓一跳，“这是机修车间，闲杂人等不许进！懂不懂规矩？”
江荷愣住了。她站在那儿，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
“看什么看？还不走？”我为了掩饰心虚，吼得更大声了，“以后少往这儿跑，别把那些不干不净的毛病带进来！”
周围的徒弟们都哄笑起来，有人吹起了口哨：“师父说得对，这骚娘们一来，空气都臭了。”
江荷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看着我，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里面的光，像蜡烛一样，噗的一下，灭了。
她没哭，也没闹。她只是深深地看了我最后一眼，然后把手里那个纸包扔进了旁边的铁屑堆里。
转身，走得干脆利索。
等人都散了，我像条狗一样，扒开那堆锋利的铁屑，把那个纸包捡了回来。
打开一看，是一双新手套。
用最结实的帆布缝的，里头垫了厚厚的棉花。那是她一针一线缝出来的，针脚密得像她的心思。
我把手套揣进怀里，感觉那不是棉花，是针，扎得我心口淌血。
从那以后，我再没给江荷送过一口吃的。
我像个提线木偶，天天跟在王胖子屁股后头转。给他点烟，给他倒茶，甚至还得忍着恶心去夸他那个瘸腿外甥女长得富态。
王胖子很满意。提干的考察公示贴出来了，宋大军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腊月二十三，小年。
那天晚上，我正在宿舍里收拾东西，准备过年回家。突然，外头传来一阵吵嚷声，紧接着是警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尖叫声。
“抓贼了！抓贼了！”
有人喊。
我跑出去看，只见保卫科的人押着一个人从翻砂车间出来。
是江荷。
她被人反剪着双手，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还有一块淤青。
“丢了一捆紫铜线！肯定是你偷的！”王胖子站在人群里，指着江荷跳脚骂，“我就知道你这种劳改犯，狗改不了吃屎！”
江荷一声不吭，仰着头，眼神倔得像块石头。
我站在人群后面，浑身发抖。
我知道那是谁干的。就在半个小时前，我亲眼看见王胖子的小舅子偷偷摸摸从后门溜出去，怀里揣着鼓鼓囊囊的东西。而那时候，江荷正在帮我擦拭那台最大的龙门铣床。她擦了一个小时，就在那个死角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
她是为了躲避车间里的冷风才躲在那儿的。
只要我站出来说一句话，只要一句：“那时候她跟我在一起。”她就没事了。
可是，我张不开嘴。
王胖子就在那儿站着，那双绿豆眼若有若无地往我这边飘。我要是站出去了，副主任没了，我也成了同伙，我的前途，我的房子，全完了。
我缩了缩脖子，往阴影里退了一步。
江荷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她在被推上警车的那一瞬间，往人群里看了一眼。
她没看别人，就看了那个阴影一眼。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比王胖子还恶心，比那个偷东西的小舅子还下贱。
江荷被带走了。
那之后的三天，我像个活死人。
听说她在保卫科没少挨打，但就是不认。最后因为没搜到赃物，也没证据，只能把人放了。
但罪名没洗清。她被全厂通报批评，记大过，不仅扣光了工资，还被发配去扫厕所。
我的任命书正式下来了。
腊月二十六，厂里开表彰大会，顺便宣布新干部的任命。
大礼堂里人山人海，几千号人挤在一起，热气腾腾。
主席台上挂着大红灯笼，贴着喜字。大喇叭里放着那种激昂得让人心跳加速的进行曲。
我穿着那身特意去百货大楼买的新中山装，风纪扣扣得死死的，勒得我喘不过气。
王胖子坐在主席台正中间，满面红光，那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下面，宣读任命决定！”王胖子对着麦克风，声音洪亮，“经厂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宋大军同志为三车间副主任！”
掌声雷动。
那声音像海啸，像雷鸣，要把房顶掀翻。
我站起来，机械地挥手，机械地笑。我感觉自己的脸皮像是贴上去的假面具。
我一步步走上台。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我走到了王胖子面前。他笑眯眯地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条听话的狗。他拿起一朵硕大的丝绸红花，给我戴在胸前。
“大军，好样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压低声音说，“晚上去我家吃饭，秀英等着你呢。”
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想吐。
但我还是伸出了双手，准备去接那张象征着权力和未来的红纸。
就在我的指尖快要碰到那张纸的时候。
“砰！”
一声巨响。礼堂那两扇厚重的大木门，被人狠狠地撞开了。
外头的风雪像是憋坏了的野兽，呼啸着冲了进来。
全场几千人齐刷刷地回头。
门口站着一个人。
逆着光，我看不太清她的脸。但我看见了那身红。
那不是大红花的红，那是血一样的红。
江荷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那是她入狱前最喜欢的裙子，在这个灰蓝色的冬天，在这个充满了机油味的工厂里，艳丽得像个妖精，像团火。
她没穿棉袄，光着两条胳膊，冻得发紫。脚上踩着一双破解放鞋。
她脸上全是伤，嘴角还带着血痂。头发被风吹得像个疯子。
但她的眼睛，亮得让我不敢直视。
她开始跑。
那一刻，没人反应过来。她就像一道红色的闪电，撕开了这沉闷、虚伪的空气。
她冲过过道，撞翻了想要阻拦的保卫干事。
她冲上了主席台。
王胖子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手里的茶杯摔得粉碎。
江荷冲到了我面前。
那一瞬间，我闻到了她身上的味道。不是雪花膏味，是煤灰味，是血腥味，还有那股子让我魂牵梦绕的、活着的人味儿。
她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那只手冷得像冰，却硬得像铁。
她的指甲深深地陷进我的肉里，掐出了血印子。
她喘着粗气，胸膛剧烈起伏。她看着我，眼眶通红，眼泪在里头打转，却死活不肯掉下来。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啊？是绝望，是孤注一掷，是把自己的命掏出来放在案板上，问你敢不敢拿走。
全场死寂。
“宋大军！我买了两张去广州的火车票，还有一个小时发车！我认定你了，我要跟你走！这破官你不当行不行？我们去南方，去活得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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