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新闻间接了解灾难的所有人都是幸存者”|幸存者|梨泰院|韩国|首尔

新旧年之交，时间感总会变得粘稠而恍惚。2025年的尾声，一场大火与一起无差别攻击事件，让时间的流逝显露出近乎残酷的质地。在微信搜索框里键入“宏福苑大火”，跳出的“2个月前”几个小字，我盯着它们，反复确认了好几遍。

搜索台北那起无差别攻击事件时，一则并未掀起太多声浪的新闻，让我坠入一种漫长的滞留。2025年12月25日夜，暴力发生的五天后，台北地铁松山新店线的车厢里，一名男子因情绪失控用雨伞敲打车窗。乘客们几乎在瞬间开始奔跑，距离稍远的人见状也开始跑起来，混乱中有人跌倒、擦伤。万幸，没有演变成踩踏事故，那名男子也并非意在伤人。

我的第一判断是，这并非偶发的恐慌，而是创伤在身体里的回声。随后，我的世界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声响，只剩下巨大的安静。

回过神来，我读到一位受访乘客的讲述。她常年搭乘地铁通勤，以往遇到举止异常的人，大家不过悄悄拉开距离；可这一次，所有人都在逃。而这，恰好映照了那场无差别攻击后，一些冷漠的声音——“这些人怎么不快跑？”

胸口一紧，一种无来由的窒息感。这感受不只属于台北的某节车厢，也在梨泰院事故后的首尔地铁里，被许多人在拥挤中默默吞咽。它并非偶然，而是幸存的身体在密闭与拥挤之中，对危险的持续感知。

台北地铁里那个仓皇奔跑的瞬间与梨泰院那条无法后退的巷子，缓缓重合。于是，梨泰院，再一次在关于灾难与创伤的叙述中浮现。

梨泰院踩踏事故

2025年6月，我代表公司前往首尔参加书展。那一周的时间，几乎是入乡随俗地发挥首尔人“不睡觉”的精神，工作之余疯狂跑展览、逛书店。夜深时，甚至会去社区的小公园独自玩一阵滑梯。那种近乎亢奋的轻盈，在最后一天戛然而止。

出差前，我刚刚结束《我是幸存者吗？》这本书的编辑工作。2022年10月29日梨泰院发生踩踏事故，159个生命停在那个夜晚。这是继世越号沉没之后，韩国最惨痛的灾难。作者金初珑当时就在现场，离死亡仅一步之遥。而这种“幸运”成了沉重的愧疚与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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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活下来的是我？”“如果当时更勇敢一点，也许会有一个生命留下来。”“我该如何继续生活？”……初珑被困在此后无限的黑夜里。

她曾因恐慌无法搭乘任何公共交通工具，寒冷的冬天也总是步行或骑车。当她终于能坐上公交车，却总是不由自主地哭泣，甚至自嘲成了xx路公交车上的“女鬼”。

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初珑开始记录那些无处安放的恐惧、愧疚，以及重新活下去的每一步挣扎。

编辑过程中，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是打开谷歌街景，将位置定在梨泰院地铁站1号出口。向西“走”，再“转身”，面对的便是踩踏事故发生的地点——一条斜坡。

长约40米，最宽处接近5米，最窄处仅3米多。（谷歌街景截图）

在那个定格的次元里，你无法“站”在这条没有官方名称、北高南低的斜坡上，只能“走进”旁边的一家餐厅。再一次点击，便来到斜坡的顶端。这时，我会让自己“转身”，从北向南俯瞰。

斜坡顶端那条东西向的街道，正是梨泰院曾经最热闹的世界美食街。（谷歌街景截图）

每当这时，疑问一个接一个涌来：就是这里吗？那个夜晚，人叠着人、呼吸挤着呼吸的狭长空间，就是这里吗？那1.5吨遗落的鞋子、衣物、手机等物品，就是从这里一点点搜集起来的吗？

第一次点开地图、查看街景，只是为了核对注释。但后来的每一次，那种明知故问的“就是这里吗”，背后都是一种强烈的不敢相信与不愿相信。159个人在这里逝去，而且大多是在站立的状态下窒息。

自从知道自己要去首尔出差，我就有意回避“梨泰院”这三个字。

按理说，作为梨泰院踩踏事故相关图书的编辑，又恰好有这个机会，我理应去现场走一走。但我害怕。害怕初珑所经历的一切，会在那个具体的空间里获得实体，朝我涌来。

站在梨泰院

我原本计划在抵达首尔的第一天参加一场活动。不料北京周边突降暴雨，航班大幅延误，打乱了所有安排。等我终于赶到活动所在的地铁站，只遇上汹涌的散场人群。心里满是懊丧，却还是决定上去看看。幸运的是，摊位都还没撤。

走着走着，我看见不远处立着一块留言板，上面装饰着南瓜，还有紫色丝带。南瓜显然指向万圣节，而那抹紫色，正是悼念梨泰院遇难者的标志。

继续往前走，我又看见一条横幅：“寻找梨泰院踩踏事故目击者”。

这两次不经意的看见，成了我2025年最珍贵的记忆之一。而那时的我，其实仍在刻意回避着梨泰院。

转折发生在一瞬间。那天，是我在首尔的最后一天，我原本只是想去三星美术馆看一场展览，却发现通往美术馆的路必然要经过梨泰院——更准确地说，我需要在梨泰院地铁站附近下车。当广播响起“下一站，梨泰院”时，我的心跳明显加快。车门打开，我像是被某种无形的东西推了一把，走了出去。

就这样，我第一次站在了真实的街景之中，周围不再是由二进制代码重构的影像。

白天的梨泰院有些寂寥。世界美食街几乎空无一人，我只遇到了一对印尼母女和一对英国父女。大部分时间里，只有我和那些事故后新设的人群监测CCTV。偶尔有送货车或垃圾车碾过地砖。

据相关新闻报道，该人群管理项目已接入AI。

后来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晚上去梨泰院。下车那一刻，我自己也以为是冲动，但我心里清楚：如果一定要去，必须是相对安静的白天。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如果我真的要走进梨泰院，我希望是由初珑，由这本书，带着我走。

事故后，梨泰院被贴上“不祥之地”的标签，成为一种禁忌。世界美食街的咖啡馆、酒吧、餐厅，从一座难求变得门可罗雀。甚至有人说过：“不如把这些房子都推平，改建成公寓，还能压压房价。”

到了2024年，情况有所缓和，但仍远未恢复如初。

在一篇韩文报道里，作者引用全球性房地产服务及咨询顾问公司戴德梁行的数据，试图说明梨泰院“恢复良好”：以2024年第四季度为基准，梨泰院及汉南洞商圈的空置率为10.5%，较第三季度下降2.5个百分点，且低于首尔六大商圈16.6%的平均空置率。

但在我看来，这未必意味着人们真正重新接纳了梨泰院。因为这组数据包含了汉南洞——一个潮牌密集、各国游客聚集的区域。那里总有人在打卡、拍照、购物。那并不难看的空置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扩张的潮流店铺支撑起来的。

“为什么要去那里”“为什么要过国外的节日”“有人吸毒”“有人发放毒品”“年轻人就是这么坏掉的”，这种将责任推给受害者的声音，我们似乎早已听过太多遍。而这也正是初珑，以及许多受害者家属决定公开发声的原因之一。

珠英的故事

从首尔回来后，我又一次搜索了梨泰院的新闻，正是在那时，我看到了初珑出席由国会举行的“梨泰院踩踏事故真相调查与防止再发生听证会”的照片。

第二排右为初珑，图源：韩国纽西斯通讯社

她神情坚定，但周身弥漫着一种哀伤。某一刻，她垂下头，用手托住了前额，像是被某些冷漠而公式化的表述刺中了。

图源：韩国纽西斯通讯社

坐在第一排左边的男士名叫李正民，他的女儿珠英在事故中离世。

《我是幸存者吗？》的附录收录了两位遇难者的故事，第一篇便是珠英，由她的未婚夫炳宇讲述。他的回忆集中在事故发生前后。在进一步查阅资料后，我在家人的讲述里看到了作为职业女性的珠英。

“珠英（29岁），设计师兼青年企业家。”几年前她辞去工作开始创业，以家中两只猫为灵感创作了卡通形象，事故发生前已租下一间小办公室。像许许多多东亚父女那样，父亲多次劝阻她，两人为此争吵过无数次。然后就是我们熟悉的，父女之间长时间的沉默，女儿离去后，父亲才开始后悔。

但我依然被正民几句极其坦诚的话所打动：“我当时以断定女儿会失败的口吻说了那些话。一段时间里，我无视她，心想‘那就看看是你赢还是我赢’。作为父亲，只跟女儿较劲，我感到非常羞愧。”

珠英的办公室，图源：시사IN

梨泰院踩踏事故遇难者中，超过六成为女性，且大多不满三十岁。家属们用“星星”来指代离开的孩子们。遗属协会开设的悼念网站上，有一个“星星页面”，遇难者的照片并列，点击即可读到亲友为他们写下的生平。当一张张如此年轻、且以女性居多的面庞呈现在眼前时，心里的感受很难用言语描述。

（去年12月，当我再次点开那个页面时，发现原本的照片已被换成了根据家属提供的影像绘制的肖像。他们仍在用心地更新网站。正如在阅读《我是幸存者吗？》某些段落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感叹，韩国社会在灾难后所展现出的那种系统性保护机制，以及民众自发组织、持续行动的力量，是如此具体而真实地存在着，尽管系统层面的问题依然很多。世越号也有类似的网站，而且两个网站会转发对方重要的消息。）

父母在尚未弄清孩子当晚遭遇了什么之前，就先看到了网络上对其子女的指责——“都是自找的”“不是好孩子”。逝者已无法辩解，于是活着的人聚在一起，决意扛起“成年人”的责任。李正民正是其中一位，成为遗属协会的副代表，不断接受采访，组织活动。他另一句话也让我印象深刻：“我认为，幸存者的创伤比遇难者家属更大。”

为这句话动容的同时，一个问题也随之浮现：创伤，难道有高下轻重之分吗？悲伤是否也依照阶层、身份、性别，被重新分配刻度？

这让我想起宏福苑大火后的外佣群体。零星几篇关注她们的报道都提到，大火后她们即使感到痛苦，也保持微笑，不习惯表达情绪。隐藏情绪，坚持工作，是她们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在工作中被迫形成的习惯。灾难平等地降临，然而灾后，人却再度被阶层与身份划分，连悲伤都仿佛有了不同的刻度。

梨泰院踩踏事故遗属协会虽然也有女性成员（母亲），但担任职务、带领行动的几乎都是男性（父亲）。这或许是一种“男性更容易被认真对待”的行动策略，但更多的是韩国性别不平等的一个极为细小却真实的切面。

关于友谊，关于女性

韩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比较与竞争，正是初珑在书后半部分着力剖析的。在她看来，对“人”的多样性缺乏基本尊重，对“人生路径”执着于排序与优劣判断，是梨泰院悲剧发生的深层土壤。我们或许早已通过韩剧，对那种从幼儿园就开始累积的“竞争力”见怪不怪，但那种“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无形压力，究竟如何一寸寸塑造，甚至扭曲一个人的心灵，我们却鲜少真正看见。

在斜坡的西侧有三张踩踏事故纪念海报

初珑在书中讲述了几段自己的经历，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她与朋友D的往事。

她们相识于播音员培训班。在D眼中，初珑“阳光活泼，似乎从未体会过这个世界的痛苦……像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考试前，D紧张得调整呼吸，初珑却在一旁唱摇滚，一脸轻松。而在初珑的描述里，D朴素而独特，做事认真尽责，比自己更适合成为播音员。

2015年后，D突然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消息。父亲生病，她回家接手店铺；母亲也病倒后，她又开始照料无法行动的母亲。事故发生后，初珑曾问D：“你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

D后来寄来一封信：“在此（踩踏事故）之前，我从未对她（初珑）产生过任何同情。我认为那不是我的义务。我疲于照顾卧病在床的妈妈，根本没有精力去为他人感到惋惜。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心疼她。那个曾经看起来没有任何痛苦的孩子，怎么会变成如今这般模样？”

影视剧里描绘过许多女性之间的关系，但很少有哪一段，像这个故事这样触动我。或许我们本是截然不同的人，或许曾处于竞争之中，或许已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但只要我的经验能给你一丝支撑，我就会毫无保留地把它传递给你。

一本讲述创伤恢复的书，并不需要刻意强调性别视角，读者也不会带着这样的期待翻开它。但于我而言，非做这本书不可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与性别有关。

作为一名女性幸存者，初珑在讲述中不可避免地触及许多女性共同的生活经验。比如，在生活全然崩塌的日子里，日子一天天过去，但她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24小时是怎么度过的。心理咨询师因此布置了一项作业：清点家中卫生纸、沐浴露、洗发水、牙膏等日常用品的数量。执行时，她才发现房子里堆满垃圾，冬日竟生出了苍蝇。

检查到卫生巾时，她写道：“我红着眼睛去便利店买卫生巾，心中稍感庆幸。要是我连月经来了都没察觉，直到别人指出我才意识到，恐怕我会觉得自己连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底线都没能守住。”

这当然与东亚社会对月经的禁忌有关，但也关于女性的身体感知与生存尊严。一位女性在失序的生活中，可能会遗忘许多事，可如果连月经都忘了，那几乎意味着对自身存在的失察。

当我搜索“女性与月经的关系”时，谷歌的AI概览回答道：“女性与月经的关系是生理性的。”果然。数据库里，依然太缺少由女性亲手写下的、关于月经的真实经验。

“我们都是幸存者”这句话，我曾经犹豫过

在《我是幸存者吗？》这本书中，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读者，最常标记的一句话都是：“通过新闻间接了解灾难的所有人都是幸存者。”

最初，我非常谨慎地使用这句话。因为在我看来，它一旦脱离具体语境，便可能让人忽视具体的灾难本身——梨泰院踩踏事故，甚至滑向一种对自身处境的自怜。

但在读过宏福苑和台北无差别攻击事件的报道后，我改变了想法。宏福苑的幸存者、无差别攻击事件的幸存者、梨泰院踩踏事故的幸存者，经历各不相同，处境也完全不同，接下来需要独立面对的生活更不相同，但他们在讲述创伤时，使用的是几乎相同的描述。

这种“相同的语言”，首先属于幸存者自身——它来自创伤经验内部，来自身体与记忆被撕裂后的本能表达。与此同时，网络改变了灾难与事故的传播方式，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与手机屏幕上不断刷新的文字、照片与视频，带给人的冲击是完全不同的。创伤不再只属于当事人，也以另一种方式进入了更多人的日常。于是，在一次次观看、转发之中，旁观灾难的我们，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幸存者”。

在街对面拍摄的斜坡

《我是幸存者吗？》是目前为止我唯一一本带着私心去做的书。2023年起，我不断寻找与创伤相关的作品，希望借由书，与自己达成某种和解，却始终没有真正被触动，直到遇见这本书。然而某些时刻，我也会为这份私心感到愧疚——我是否在借助他人的灾难，安抚自己的伤口？这是否会让我看不清梨泰院事故中更重要的部分？

但现在我渐渐明白，作为旁观者，无论是宏福苑大火、台北无差别攻击，还是梨泰院，我都无法完全剥离自身处境去“真正理解”。或许，相比追求一种看似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保持善意并尽可能学习那些能够在现实中真正帮助他人的知识与方式——学会在他人受伤时，如何靠近，如何以不造成二次伤害的方式回应他人的痛苦。

初珑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写道：“在我修改本文的过程中，香港发生大规模的惨案，我心里很难过。我会把香港的这起事故当成自己的事来关注，通过新闻，在注视这起事件的每一个瞬间，都再一次，再一次地体悟着——我和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

收到这段文字，是在25年12月的一个周二。那时，韩国作家金惠珍正在中国做活动。我在上海的酒店醒来，打开邮箱，看到了初珑的回信。而就在前一天，我与金作家聊起梨泰院，提到这本书虽然没有大卖，但每一位读者都留下了真实动人的读后感。金作家轻声说，她来上海前，看到了香港大火的新闻……

我时常想起她们的话。当我们谈论东亚，总会不自觉地滑向“共同体”“相似性”“集体经验”“互相嫌弃”这些词。但我想，还有一种更细微的东西正在流动——那是东亚女性之间悄然传递的、充满善意的情感。它此刻或许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名称，但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被这样的瞬间充满。尽管处境各异，我们却通过书、透过影像、借由面对面的交谈，在各自真实的生活里召唤着一个更柔软、更彼此看见的世界。

正是在那一刻——初珑在首尔写下香港，金作家在上海提起香港——我意识到，所谓“我们都是幸存者”，并不是一种安慰性的概括，而是当灾难不再只是“别处的新闻”，我们彼此之间形成的一种关系。

最后，我想附上两张初珑的照片。如果没有经历踩踏事故，她大概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综艺节目主持人，或是经营着很成功的YouTube频道。那场事故，夺走了她在人群中自如呼吸的能力，也让她对任何需要公开发言的场合产生本能的畏惧。但为了让那个滞留在梨泰院的自己回家，也为了那些没能回来的人，她站在那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即使当时仍害怕露出面容，全身止不住地颤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