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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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这辈子做过最傻的事,就是信了那句“衣锦还乡”。

我叫陈建国,五十六岁,是个包工头。不,现在他们叫我“陈总”。我在外面摸爬滚打三十年,从工地小工干起,睡过桥洞,啃过发霉的馒头,后来拉起队伍自己干,赶上房地产那波浪潮,算是挣下了些家业。在省城有三套房,公司每年流水几个亿,儿子在英国读硕士,老婆在杭州带孙子——表面上看,我什么都有了。

可我心里头,总觉得空了一块。

那块空着的地方,叫老家。

我老家在黔北,具体哪个县我就不说了,反正山连着山,水绕着水。我们村叫河湾村,真是被一条大河硬生生劈成了两半。河这边五十几户,河那边三十几户。我小时候在河对岸上学,每天要蹚水过河。夏天水急,我爹用麻绳一头系在我腰上,一头攥在他手里,跟牵牛似的把我牵过去。冬天水冷得刺骨,腿上全是冻疮,化脓,流黄水。我娘一边给我抹蛤蜊油,一边掉眼泪:“娃啊,好好读书,读出这山沟沟去。”

十六岁那年春天,河里发桃花汛,水涨得猛。村里王寡妇家的小子,跟我同岁,过河去给他娘抓药,一脚踩空,人就没上来。三天后在下游的乱石滩找到,身子泡得发白,手里还死死攥着那包用油纸裹着的药。那小子出殡那天,王寡妇哭晕过去三次,最后一头撞在棺材上,额头上血红一片。我就在送葬的队伍里,看着那口薄棺材,心里像被那河水浸透了,凉飕飕的。

从那时起,我就想,等我有钱了,一定给村里修座桥。

这个念头,像颗种子,在我心里埋了四十年。

去年中秋,我回老家给爹娘上坟。爹娘走得早,没享过我一天福。坟头草老高,我蹲在那儿拔草,一回头,看见村里老支书——现在该叫前支书了,他也快七十了,背驼得厉害,拄着根棍子,站在田埂上看着我。

“建国,回来啦?”他嗓门还是大,就是带着喘。

我递烟给他,他摆摆手,从自己兜里摸出旱烟袋。我俩就蹲在坟地边抽烟。他问我外面生意怎么样,问我儿子,问一句咳两声。末了,他看着远处那条在夕阳下泛着金光的河,叹了口气。

“村里娃娃,现在还是蹚水上学。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些老的老,小的小。上个月,李老栓他老伴,急性阑尾炎,夜里发作,等扎了筏子送过河,再拉到县医院,人就不行了。医生说,晚来半个钟头……”

他没再说下去,狠狠吸了口烟,烟雾从他缺了门牙的嘴里漏出来,被风吹散。

那天晚上,我住在早已破败的老屋里,听着河水流淌的声音,一夜没合眼。天快亮时,我做了决定。

我要修桥。

不光是给河湾村修。我要给全县,所有被河拦着的村子,都修上桥。

我算过一笔账。全县需要修建、改造的危桥、缺桥,大概有十七座。我找专业团队做过预算,全部按能通小车、能抗二十年一遇洪水的标准来,大概需要八千五百万左右。

我拿得出这笔钱。虽然肉疼,但想想王寡妇家小子泡白的脸,想想李老栓老伴没能熬过去的那个夜晚,这钱,该花。

正月里,县里举办“乡贤座谈会”,我也在受邀之列。会上,县长周文斌,一个四十出头、戴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男人,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县里的发展规划,重点提到“交通瓶颈制约了山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轮到我发言时,我站起来,清了清嗓子。

“我陈建国,是吃家乡水长大的。今天有点能力了,想为家乡父老做点实事。”我看着下面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有县里的领导,也有其他一些在外面做生意、当干部的家乡人。“我打算个人出资,为我们县,修建和改造一批急需的桥梁,初步预算,八千五百万。钱,我出。工程,我找专业的队伍来干。我就一个要求,把桥修到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

会场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哗”一下,掌声雷动。

周县长快步从主席台走下来,双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力摇晃。“陈总!陈总啊!我代表全县三十八万父老乡亲,感谢您!您这是雪中送炭,是造福桑梓的大善举啊!”

他的手掌很热,很用力。旁边坐着的几个副县长、交通局长、还有我们镇上的书记镇长,全都围了上来,脸上堆满了笑,嘴里说着感激、敬佩的话。闪光灯咔嚓咔嚓响,县电视台的摄像机黑洞洞的镜头对着我。那一刻,我有点晕,心里那点空,好像被什么东西填上了,暖烘烘的。

第二天,县里就成立了“民生桥梁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周县长亲任组长,我挂了个“名誉顾问”。协议签得很快,我的八千五百万分三期,打到县财政局指定的共管账户上。第一期三千万,在协议签署后一周内就到位了。

开工那天,选在河湾村,我老家村口。县里搞了隆重的奠基仪式。红毯铺地,气球飘在空中,挂着“感恩乡贤陈建国先生义举”、“破解出行难,架起连心桥”的横幅。周县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把我夸成了“新时代乡贤的典范”、“心系故土的企业家楷模”。我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被推上去讲了几句,看着台下那些乡亲们——很多是我叫不出名字的娃娃,还有满脸皱纹的老人,他们鼓着掌,眼神里有一种东西,让我眼眶发酸。

我想,值了。

挖掘机轰鸣着,挖下第一铲土。鞭炮噼里啪啦炸响,红色的纸屑像下雪一样飘下来,落在新翻开的泥土上,也落在我的肩头。老支书走过来,用他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拍了拍我的胳膊,没说话,只是咧开没牙的嘴,笑了。

那一刻,我觉得我这四十年,好像就为了等这个笑。

工程全面铺开。十七座桥,分布在九个乡镇。我派了公司里最得力的项目经理老吴过来盯着,又高薪从省设计院请了工程师。材料都用最好的,水泥标号,钢筋规格,一点都不能马虎。我隔三差五就往工地跑,戴着安全帽,在机器轰鸣和尘土飞扬里,看着桥墩一米一米从河床里长起来,心里头踏实。

进度最快的是离河湾村二十里地的磨盘岭大桥,那里连接着三个村子,上千号人。每次去,都有老乡给我塞东西,自家种的青菜,攒的土鸡蛋,煮好的玉米,用粗糙的塑料袋装着,不由分说就往我车里塞。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小脚,颤巍巍地拎着一罐腌咸菜,非要给我:“陈老板,你是好人,菩萨会保佑你。”

我不要,她就眼圈发红。我只能收下,那咸菜很咸,但我吃着,觉得是这辈子吃过最好的味道。

一切都很顺利,顺利得让我觉得有点不真实。直到三个月后,一个闷热的下午。

第二章

那天下午,天阴沉得厉害,乌云像浸了水的脏棉絮,沉甸甸地压在山头上。空气又湿又黏,喘口气都费劲。我正在省城公司开会,手机震了,是老吴打来的。

老吴跟我十几年,是我最信得过的人,话少,实在,一是一二是二。他一般不发信息,直接打电话,肯定是有急事。

我走到会议室外面接起来。

“老板。”老吴的声音有点干,背景音里是呼呼的风声和隐约的机器怠速声,他好像在野外。“有个事,得跟您说一声。”

“你说。”

“我现在在……在咱们河湾村上游,大概七八里的地方,叫……野猪沟。”老吴顿了一下,好像在看什么东西,“这边,也在修桥。”

我愣了一下:“野猪沟?那边有桥的项目吗?规划图上没有啊。”

十七座桥的选址,是我带着人,跟着县交通局、水利局的人,跑了一个多月,现场一座一座勘定下来的。哪里最急需,哪里受益人口最多,哪里地质条件允许,都反复论证过。野猪沟那地方我知道,是有条小河沟,但两岸就零星几户人家,而且上游不远处就有条老的石拱桥,虽然窄点旧点,但人走摩托车过没问题。当时讨论时,第一个就把它排除了,要把钱用在刀刃上。

“是没有。”老吴的声音更沉了,“可它现在就在修。而且……规模不小。我看那桥墩的架势,比咱磨盘岭那座主桥还气派。我问了现场一个像是小工头的人,他说这是县里重点工程,要连通什么……新的产业观光环线。”

产业观光环线?我脑子里过了一遍,完全没印象。周县长,还有交通局的刘局长,从来没跟我提过要增加桥梁,更别说变更规划了。

“谁在施工?哪个单位?”我追问。

“我问了,那人支支吾吾,只说他们是干活的,上头让咋干就咋干。不过……”老吴压低了声音,“我绕到那边工地项目部板房后头,看到辆轿车,车牌是县里的,号码是……008。”

我心里咯噔一下。008,那是县长周文斌的车。

“老板,”老吴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我还听到两个歇工的工人在棚子边抽烟闲聊,说这桥修得可真‘绕’。”

“绕?什么意思?”

“他们说,这桥明明可以从老石拱桥那边接过去,直线距离最短,成本最低。可现在的线路,硬是往西边山坳里拐了个大弯,绕开了好几户人家……其中一户,好像姓周。”

我握着电话的手,指尖有点发凉。山里的风穿过电话听筒,呼呼地灌进我耳朵里。

姓周?

周文斌?

不,不会。周县长家是县城里的,他父母早就接进城了。野猪沟那边……我拼命回想。好像听谁提起过一嘴,周县长的老家……是野猪沟隔壁的村子?还是他有什么亲戚在那儿?

“老板,现在怎么办?”老吴问。

我深吸了口气,空气里的闷热黏在喉咙口。“你先回来,别打草惊蛇。我明天回县里。”

挂了电话,我站在玻璃幕墙前,看着外面城市灰蒙蒙的天际线。心里那点不对劲的感觉,像墨水滴进清水里,慢慢晕开,越来越大。

第二天一早,我开车回了县里,直接去了“民生桥梁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设在交通局二楼,我去的时候,周县长不在,说是去市里开会了。接待我的是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姓赵,一个总是笑眯眯的胖子。

“陈总,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快坐快坐,喝茶!”赵主任热情地给我泡茶。

我摆摆手,没坐。“赵主任,不用麻烦。我就问问,咱们那十七座桥的施工,都还顺利吧?有没有什么……计划外的变动?”

赵主任脸上的笑容一丝没变:“顺利!顺利得很!陈总您放心,有您的大力支持,有周县长亲自抓,哪能不顺利?计划都按部就班,绝对没有变动!图纸、预算,都是您亲自过目签了字的嘛!”

他话说得滴水不漏。我看着他那张圆胖的、仿佛永远在笑的脸,忽然觉得很累。我不想绕圈子了。

“我听说,野猪沟那边,也在动工修桥?”

赵主任脸上的笑容,极其短暂地僵了大概零点一秒,随即又舒展开,甚至更热情了:“哦!您说那个啊!哎呀,陈总您消息真灵通。是,是有个配套的小项目。是这么回事,市里不是要搞‘美丽乡村’连片开发嘛,我们县争取到一条产业观光环线,正好从野猪沟那边过。原来那座老桥太窄,旅游大巴过不去,所以就借着您这股东风,顺便做一个桥梁的扩建配套。这是县里另外的专项拨款,跟您那个民生桥梁项目是两码事,两码事!周县长特意交代,不要拿这种小事打扰您,您出这么大力,操心主项目就行!”

他说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如果是别的什么人,可能就被他糊弄过去了。

可我是陈建国。我在工地和各种各样的“总”打了半辈子交道,我太清楚这里面的门道了。“顺便”做一个扩建?旅游环线?专项拨款?这些话,骗鬼呢。真要是有另外的专项拨款,为什么开工仪式上周县长提都没提?为什么施工队伍鬼鬼祟祟,连个小工头都不敢说实情?

最让我心惊的是那个“绕”。

我想起老吴的话——往西边山坳里拐了个大弯,绕开了好几户人家……其中一户,好像姓周。

我脑子里有个声音在尖叫,但我强行把它压了下去。没有证据。也许只是巧合。也许那户姓周的人家,只是普通村民。

我需要看到图纸。施工图纸。

“赵主任,”我尽量让语气显得平和,“既然是配套工程,那施工图纸、预算,我能看看吗?毕竟离我老家河湾村也不远,我也关心家乡的整体发展嘛。”

赵主任的笑容这次有点挂不住了,他搓着手:“这个……陈总,图纸都在设计院那边,预算嘛,是县里财政和文旅局那边直接对接的,我这里……呵呵,不太清楚细节。要不,等周县长回来,您亲自问他?”

他在推诿。我心里那点凉意,蔓延到了四肢。

我没再逼问,点了点头,起身离开。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赵主任,他正拿着纸巾擦额头,明明空调开得很足。

接下来几天,我像没事人一样,照常去各个工地转转,跟工人们聊天,给老吴派了些无关紧要的活儿。暗地里,我让我信得过的司机小杨,开着我的另一辆车,去野猪沟那边蹲了几天。

小杨第三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语气里透着压抑不住的愤懑。

“老板,打听清楚了。野猪沟那桥,根本不是什么旅游环线配套!就是一座独立的新桥!连通的是野猪沟东头和西头的一片山地。那山地,两个月前,刚被一个注册在省城的‘绿野农业开发公司’租了下来,租期三十年,说是要搞生态养殖和高端民宿。”

“还有,”小杨喘了口气,“那桥绕开的那几户人家里,确实有一户姓周。户主叫周文才,是周县长……的亲弟弟。而且,我打听到,那个‘绿野农业开发公司’,虽然法人代表是个不认识的名字,但里面有个占股百分之三十的股东,叫周莉,是周县长的亲妹妹。”

电话从我手里滑落,掉在宾馆厚厚的地毯上,没发出什么声音。

但我脑子里,却像有什么东西,轰然炸开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八千五百万。我捐出八千五百万,想为全县三十八万人修通摆脱贫困、走出大山的“连心桥”。

可有些人眼里,这八千五百万,是他们可以肆意涂抹的蛋糕,是他们用来给自己、给自家亲戚铺就“钱途”的垫脚石!

用民生工程的钱,或者至少是打着民生工程的旗号,行牟利之实。用全县老百姓的期盼,给他们周家的产业“让路”,甚至“开路”!

我弯下腰,捡起手机,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窗外的县城灯火次第亮起,远远近近,像一堆散落的、冰冷的碎金子。

我突然想起奠基仪式那天,周县长握着我的手,那温热有力的手掌,那情真意切的话语:“陈总,您这是雪中送炭,是造福桑梓的大善举啊!”

雪中送炭?他们把我当成了可以随意抽取的柴火。造福桑梓?他们只想福泽他们周家的“桑梓”!

愤怒,像滚烫的岩浆,在我胸膛里奔突,烧得我五脏六腑都在疼。那是一种被愚弄、被背叛、被当成傻子的巨大耻辱感。我陈建国在商海沉浮几十年,不是没被人算计过,但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他们不仅算计我的钱,还践踏了我心里最干净的那块地方——我对家乡那点念想,那点以为能做点好事的、可笑的“乡情”。

我死死攥着手机,盯着屏幕上小杨的号码,恨不得现在就打给周文斌,对着他咆哮,把他那副虚伪的嘴脸撕个粉碎。

但我没有。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需要证据,更确凿的证据。我需要知道,我的八千五百万,到底有多少,被用在了这种肮脏的勾当上!除了野猪沟,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我拿起手机,拨通了老吴的电话,声音沙哑,但异常冷静。

“老吴,停下我们现在手头所有十七座桥的工程进度。”

“老板?”老吴显然愣住了。

“听我说,以施工安全排查、优化局部设计的理由,让所有工地,从明天起,暂时停工。工人工资照发,让他们在工棚待命。所有项目经理、技术员,全部召回县里,开‘技术研讨会’。要做得自然,不要让人起疑。”

“那……材料进场,款项支付……”

“全部暂停。跟各供应商、分包队打招呼,就说我们在进行阶段性审计和方案复核,所有款项暂缓支付。县财政局那边如果问起来,也这么说。”我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特别是县里拨付的配套资金和人员支出,一笔都不准再动。”

“明白了,老板。”老吴没多问一句,这就是我信任他的原因。

挂了电话,我走到窗边,看着这座在夜色中沉寂的小县城。远处,河的方向隐没在黑暗里,但我仿佛能听到河水奔流的声音,冰冷,无情。

好戏,才刚刚开始。你们不是喜欢“绕”吗?这回,我陪你们好好“绕”一绕。

第三章

停工通知发下去,就像往看似平静的湖面扔了块大石头。

起初,涟漪还小。老吴办事稳妥,理由也找得充分——“施工安全大排查”和“部分桥梁结构优化设计研讨会”,听起来冠冕堂皇。工人们乐得暂时休息,工资又照发,大部分人都没多想,聚在工棚里打牌、吹牛。各工地的负责人虽然有些嘀咕,但老板发话了,也只好照办。

但几天过去,事情就有点不对味了。

首先是材料供应商坐不住了。水泥、钢材、砂石,这些都是大宗采购,钱款都是按节点支付的。说好了这个月十五号付上一批的款,这都二十号了,财务那边一点动静没有。电话打到项目部,老吴接的,还是那套说辞:“公司在做阶段性审计,流程走完马上付,放心,陈总这么大老板,还能差你们这点钱?”

话是这么说,可做生意的,谁不看重现金流?尤其是一些小供应商,开始着急上火,拐弯抹角地打听,是不是工程出什么问题了?是不是县里那边……

接着是各个分包施工队。他们手下的人要吃饭,机械要烧油,停工一天就亏一天的钱。虽然老吴说了工资照发,但那只是基本工资,奖金、绩效可都悬着呢。几个脾气躁的包工头,开始带着人往县城里“民生桥梁工程办公室”跑,堵着赵主任要说法。

赵主任那个胖子,脸上的笑容早就挂不住了,汗珠子顺着肥腻的脖颈往下流。他一边打哈哈,说“技术调整,很快就好”,一边偷偷给周县长打电话,语气都快哭出来了。

周文斌那几天正在市里参加一个什么“县域经济发展论坛”,据说还要做一个重点发言。接到赵主任的电话,他语气还是那么沉稳,甚至带着点不悦:“老赵,慌什么?陈总是有分寸的企业家,可能确实是发现了什么技术问题,需要完善。这是对工程负责嘛!你们要做好解释工作,安抚好施工队伍。我明天就回去。”

第二天下午,周文斌回到了县里。他没直接找我,而是让赵主任给我打电话,语气极其客气,说周县长想请我“吃个便饭”,顺便“聊聊工程上的一些想法”。

饭局安排在县城最好的“悦来酒楼”包厢里。我到的时候,周文斌已经在了,不止他,还有交通局的刘局长,财政局的马局长,我们镇上的王书记,满满一桌人。菜很丰盛,酒是茅台。

“陈总!辛苦了辛苦了!”周文斌主动起身迎我,脸上是无可挑剔的、温和又带着领导矜持的笑容,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弯着,“听说你这段时间为了桥梁优化,亲自跑现场,劳心劳力,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感谢你啊!”

其他人也纷纷站起来,说着恭维的话,给我敬酒。气氛热络得好像我们真是亲密无间的战友。

我端起酒杯,没喝,轻轻放在桌上,玻璃杯底磕在转盘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叮”。

“周县长客气了。优化设计,确保质量,是应该的。”我看着他说,脸上没什么表情。

包厢里的热闹,像被掐住了脖子,瞬间安静了几分。刘局长举到一半的酒杯,尴尬地停在半空。

周文斌脸上的笑容不变,但眼神微微闪了一下。他坐下来,拿起公筷给我夹了只虾。“陈总,咱们边吃边聊。我听说,工地都暂时停了?是遇到了什么技术难题吗?有什么困难,你尽管提,县里一定全力配合解决!这可是我们县的头号民生工程,耽误不得啊。”

“是啊是啊,陈总,有困难您说话!” “全县老百姓都眼巴巴盼着呢!” 其他人赶紧附和。

我放下筷子,抽了张纸巾擦了擦手,动作很慢。我看着周文斌,又看看桌上其他几位“领导”。

“技术难题嘛,倒是有一些,正在研究。”我慢慢开口,“不过,让我更想不通的,是别的事。”

“哦?陈总请讲。”周文斌身体微微前倾,做倾听状。

“我捐这笔钱,初衷是修老百姓最急需的桥,解决他们的出行难,对吧?”

“对,陈总的善心,全县皆知啊!”

“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话锋一转,声音也冷了下来,“为什么在既定的十七座桥之外,又在野猪沟,新增了一座桥?而且,这座桥的线路,还特意绕了个大弯。周县长,赵主任之前跟我说,这是旅游环线配套,是县里另外的专项拨款。可我了解到的情况,好像不是这样。”

包厢里的空气彻底凝固了。刘局长低下头假装喝茶,马局长盯着面前的盘子,好像能盯出一朵花来。我们镇上的王书记,额头上开始冒汗。

周文斌脸上的笑容,像冬日窗户上的冰花,一点点消融,露出底下坚硬的玻璃。他放下筷子,拿起湿毛巾,慢条斯理地擦了擦嘴角。

“陈总,”他开口,声音还是那么平稳,但温度降了好几度,“你可能是听到了一些不准确的传言。野猪沟那边的桥,是县里整体规划的一部分,是为了盘活山区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当然,它的建设标准,确实参考了我们民生桥梁项目的一些经验,但资金来源和使用,是独立的,完全符合规定的。这一点,马局长可以作证。”他看向财政局的马局长。

马局长像被针扎了一样,猛地抬起头,嘴唇哆嗦了两下,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是,是……独立账目,专款专用,有……有审计的……”

“是吗?”我笑了笑,那笑声大概我自己听着都冷,“那能不能请马局长,把野猪沟桥梁项目的立项文件、预算批复、招投标材料,还有那个‘绿野农业开发公司’的土地租赁合同、股东构成,拿出来给我这个捐了八千万的‘名誉顾问’学习学习?”

马局长的脸,唰一下白了,张着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周文斌的脸色,终于彻底沉了下来。他摘下眼镜,用绒布擦拭着,动作很慢。包厢里静得可怕,只能听到空调出风口呜呜的风声,还有窗外隐约传来的街道嘈杂。

“陈建国同志。”他不再叫“陈总”,换上了官称,语气也带上了居高临下的压迫感,“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你是企业家,是捐赠方,我们欢迎并且感谢你对家乡建设的支持。但是,具体项目的规划、实施,是县委、县政府,是相关职能部门,在上级精神指导下,经过科学论证、集体决策的!不是哪一个人,包括你,可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的!”

他把眼镜戴回去,镜片后的眼睛锐利地盯着我。

“野猪沟的桥,连通的是未来的生态产业区,对带动整个片区脱贫致富具有战略意义!它的线路走向,是综合考虑了地质条件、环境保护、未来发展多方面因素,由专业设计院制定的最优方案!绕开零星几户居民点,是为了减少拆迁,避免矛盾,维护稳定!你看到的,只是你老家门口那点地方,而县委县政府,要看到的是全县发展的大局!”

好一番义正辞严!好一个顾全大局!我看着他因为激动(或者是愤怒)而微微泛红的脸颊,忽然觉得无比荒谬,又无比恶心。

“大局?”我重复了一遍这个词,点了点头,然后也站了起来。我个子比周文斌高,站着看他,需要稍微低一点头。“周县长,您这大局,包括您弟弟周文才家不用拆迁,还能因为这座桥,让他租出去的山地价格翻几番吗?包括您妹妹周莉入股的‘绿野公司’,能靠着这座桥,把深山里的东西运出去,把城里的有钱人接进来,赚得盆满钵满吗?”

“你!”周文斌猛地一拍桌子,杯盘碗碟哐当作响,汤汁都溅了出来。他指着我,手指因为愤怒而微微发抖,“陈建国!你胡说八道!你这是污蔑!是诽谤!”

刘局长、马局长几个人吓得也赶紧站了起来,想劝又不敢劝的样子。

“我是不是胡说八道,你心里清楚,你弟弟妹妹清楚,那个‘绿野公司’的账本更清楚!”我毫不退让地和他对视,胸膛里的怒火烧掉了最后一丝顾忌,“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我陈建国捐这八千五百万,是要给那些一辈子没走出过大山的老百姓修桥,是给那些蹚水上学、生病等死的乡亲们修条活路!不是给你们周家修一条通往自家钱袋子的‘财路’!”

我抓起椅背上的外套,转身就往包厢外走。

“陈建国!”周文斌在我身后厉声喝道,声音因为气急败坏而有些尖利,“你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这桥,没你,县里照样修!你的钱,我们感谢。但工程是县里的工程,轮不到你来说停就停!我警告你,立刻恢复施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我拉开门的手,停住了。我没有回头,只是对着门板,慢慢地说,声音不大,但包厢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周县长,我也提醒你。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资金由我和县财政局共管,专款专用,用于指定的十七座桥梁建设项目。现在,你们擅自变更用途,涉嫌违规。我有权暂停支付后续款项,并追回已拨付但未用于指定项目的资金。另外……”

我转过身,看着他那张因愤怒和惊愕而扭曲的脸,以及桌上其他几人苍白慌乱的神情。

“明天,我会让我的律师团队进驻县里,同时,向市纪委、省交通厅,实名反映我县‘民生桥梁工程’中可能存在的违法违规问题。你们,好自为之。”

说完,我拉开门,大步走了出去。走廊里暖黄的灯光照在身上,我却只觉得浑身冰冷。身后,死寂一片的包厢里,传来“哗啦”一声巨响,像是谁掀翻了桌子。

我没坐电梯,一步步走下酒楼昏暗的楼梯。每一步,都踩在坚硬的水泥台阶上,发出沉闷的回响。我知道,我和他们,和这个我一度想回报的“家乡”的某些人,已经彻底撕破脸了。

走到酒楼门口,夜风一吹,我打了个寒颤。司机小杨把车开过来,我拉开车门坐进去。

“老板,回宾馆吗?”小杨从后视镜里看我,眼神里有些担忧。

“不,”我看着窗外流光溢彩却显得格外陌生的县城街道,说,“去河湾村。回老屋。”

我想回去看看。看看那条河。